西安事变中移居之谜

曾批评过张学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无论此评语是对是错，但世人都公认张学良确实聪颖过人。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以伪装“悔祸”和答应尽快送蒋回京的办法，“骗”得蒋的应允移居，正是张氏在政治大事变中的小谋略之一。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此后，宁、陕之间，既有军事对峙与冲突，又有要员的往返和磋商，刀光剑影与折冲樽俎错综交织，演出了一幕幕曲折生动的历史活剧，也留下了一桩桩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

开始被拘押于新城大楼（黄楼）后来移居到高桂滋公馆一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小迷案。

新城大楼三昼两夜

12月12日晨八时左右，东北军搜山部队在骊山虎斑石找到后，便由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等人，同车将“请”到西安，羁押于新城大楼东厢房。

事变期间，在此共住了三昼两夜。蒋的主要活动，一是屡次与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人会谈；二是以绝食、拒穿寒衣等姿态展示其所谓“人格”、“正气”，做出一副倔强、死硬的模样；三是开始坚拒后则同意由新城大楼移居高桂滋公馆。

此际，张学良见蒋次数最多，杨、邵见蒋各有两次。张学良或与蒋激烈争辩，或和缓恳求，总希望蒋能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各派力量以坚决抗日。杨虎城则很平静地向蒋说明了事变的主因和他们发动事变的动机，只是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希望蒋为国家计，应认真考虑西安方面所提的八项主张。邵力子亦婉劝蒋稍息怒气，使张学良能得尽所言，并认为张学良的主张也决非全无可采之处。

但这一切都遭到的拒绝与呵斥。蒋反复表示：自己“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

大量的回忆材料和文献资料都能证明，最初确实态度极其倔强顽固，其表现令南京方面感到“还像个样子”。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来说，西安兵谏的第一步――扣蒋，固然获得了成功，但自入城后，最初两三天内，如何劝说蒋改变态度和改弦更张，却成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

由于蒋态度死硬，张、杨对这囊中之物，一时竟如刺猬在怀，颇有无从下手之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或许张、杨扣蒋并不算难，但要让蒋改变其政治主张和既定国策，反倒成了兵谏大局中最为重要、却又是极伤脑筋的一件事。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而态度由硬变软，大概就以同意移居为其开端。

中共致电保蒋在手

其实，从12月11日深夜开始，张、杨就在新城大楼设立联合指挥部，二人并肩坐镇，联合指挥兵谏行动。捉到后，他们很自然地就命令把押送至西安绥署交给杨虎城部队看管，这大约是张、杨最初惯性思维的结果。

可在12日晚九时，中共中央就致电张学良说：“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

这里的“其他部队”语义含糊，既可以指张氏卫队营以外的其他东北军部队，也可理解为东北军以外的其他部队，即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对中共中央的提醒和建议非常赞同。接电后，第二天一早就命副官长谭海与高公馆管事贺善培协商，让蒋借住高公馆，贺善培当即应允。

12月13日清晨六时，张学良早早就来见蒋，因蒋方睡未起，张未曾惊动。八时后，张复来，两人交谈中“仍在争论，没有什么结果”。应该在这次交谈中，张学良提出让移居到高公馆，遭蒋拒绝。

约在上午十一时，张学良转请邵力子劝蒋移居高公馆。理由是高宅在张寓金家巷内，便于张随时见蒋，又有御寒设备，草地宽旷，卫生条件较好。可是，邵力子的婉劝，同样遭蒋严词拒绝。

13日下午，等再次致电提醒张学良：“监视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

因中共再次提醒和督促，当天黄昏，张学良再去见蒋，“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当晚，张学良还让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去请蒋移居至高公馆，蒋依旧拒绝。晚十一时后，张命令孙铭九也前往新城大楼，“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

孙铭九到新城后，先由负责看管蒋的宋文梅转告蒋，但是蒋仍“不愿迁出”。宋文梅回忆说：“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刘、宋、孙用尽各种办法，一直闹腾到凌晨一时许，蒋就是坚决不动。孙等无法，只好回去复命，一切等明天再说。

从12月13日起，张学良使尽了浑身解数让蒋移居，诸如自己出面请求，委托邵力子婉劝，让部下请求甚至几近于胁迫，都未能奏效。那么，为什么坚决拒绝搬往各方面条件更好、居住更为舒适的高公馆？蒋拒绝的理由是，“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惟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亦不迁移。

13日晚，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让蒋移居时，蒋撒泼耍赖就是不动。大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声称蒋氏疑惧张、杨会像处决政治犯那样将自己深夜秘密处死。其实，这种说法多少近于臆测。蒋氏怕死的成分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非他拒绝迁移的主要原因。若张、杨真要处死蒋氏，任凭他如何撒泼也难逃一死。对自己的这种处境，蒋不会不明白，那么一味地撒泼耍赖又有何用？

说到底，在事变初期，蒋之所以态度顽固死硬且坚决拒绝移居，很大程度上带有与张、杨进行心理和意志较量的成分在内，即蒋还幻想着万一能迫使张、杨退让或“悔祸”改正，自己或许就有获释的可能。

伪装“悔祸”骗蒋移居

由于始终坚决拒绝移居，张学良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为了尽快让蒋移居，张少帅苦思良久，遂想出了一个伪装“悔祸”骗蒋移居的小计谋，并从14日一大早起作了精彩的表演。

14日早晨，张学良泪流满面来见蒋，“若甚愧悔者”，却立于门后，两人彼此相对，半晌无言。

正午时，张学良再来，还是请蒋移居。按的说法，张学良声称自己13日读了蒋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后已生悔意，所以坚请蒋移居。并说：“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遭蒋拒绝后，张竟流泪称自己“无人格”，承认此次行动“轻率鲁莽”，“深觉自己观察错误”，现在“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绝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

蒋称自己“仍力拒其请”，并告诉张：“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则说：“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此即流传甚广的所谓张学良读蒋日记后的“悔祸”之说。自然，张的“悔祸”与答应送蒋回京，纯属一种伪装或表演。

至14日午后，让蒋移居的所有努力似乎均告失败。

当天下午，受宋美龄委托，蒋氏夫妇的私人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和黄仁霖飞抵西安。端纳通过张、杨及其他军官了解了西安方面的诉求，对事变的真相有了较为清晰的印象。

随后，张学良即带着端纳前去见蒋。日记称：“端纳、黄仁霖入见，端纳谓张学良已悔悟，恐公居新城为杨虎城操纵，急求公迁居。张学良亦来，谓‘迁居后一切事皆服从委员长意旨，并早送委员长回京’。公乃许之。”可见，蒋之所以同意移居，正缘于张学良的“悔祸”及答应尽快送蒋回京。

搬到高公馆，就问张学良：“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结果，张之态度陡变，声称“此事颇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议必难通过”。

蒋遂痛斥张“食言无信”，“尔何无信一至于此！”张则反唇相讥，批评“太专制”、“思想实太右太旧”、“赶不上时代”，并一度不愿让黄仁霖见蒋。此后，张即恢复本来面目，一再要求蒋接受八项主张（后减为四条），在蒋与南京方面未接受前，“学良现无释蒋意，只保证安全”。

曾批评过张学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无论此评语是对是错，但世人都公认张学良确实聪颖过人。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以伪装“悔祸”和答应尽快送蒋回京的办法，“骗”得蒋的应允移居，大约也只是张氏在政治大事变中的小谋略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