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7 02:02:00
凌晨四点多，浓黑的天空透出淡淡的光，这是一个燠热的暑日开始前短暂的清凉时刻。三峡地区一个偏僻小村废弃的校舍里，席地而卧的赶马人已经起身，宁静的山村一角霎时喧闹起来，骡马的呼吸声、杂沓的蹄声、赶马人的吆喝声、拍打毡垫的声音、搬运马驮子和驮篓的声音……混杂在温热的空气中。
骡马们被主人从马棚里牵到房前院子里，趁着主人去搬马驮子的工夫，一个个滚倒在地，在沙地上撒着欢打起滚来，直到听到主人用呵斥淘气孩子似的语气，一声声催促道“杂种，快起来”，才翻身站起来，格外驯服地让主人铺上毡垫，安上马驮子，再捆好驮篓。
二十几匹骡马跟着主人、在黎明前的暗影里来到村口公路边，背上一篓篓的砂石料，顺着赶马人自己修筑的山间小道，将砂石料运到山上正在修建的电网铁塔基座那儿。半透明的天空中，金星还在闪耀，狭窄的山道边，虫儿的合唱被沉重的马蹄声打断，浓重的露水打湿了赶马人的衣衫。又一天紧张的劳作开始了。
这是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白洋坪村的一队马帮，在为三峡输变电工程运送修建铁塔基座所需的砂石料。因为盛夏的山间暑热难耐，马儿也受不了，马帮每天四点就开始工作，到上午十点休息，下午避过午后的骄阳，再从五点做到晚上七八点，然后才歇息吃晚饭。
从三峡到上海，这是个漫长的战线，凡是现代交通运输工具难以到达的地方，传统的马帮运输的方式就派上了用场。在这条漫长的线路上，有数千匹骡马在为修建铁塔基座运送所需的砂石料。
消逝的马帮因输变电工程重生
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早已退出了西部交通的历史舞台。
马帮作为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马帮，就是按民间约定俗成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马帮在大西南的历史上和现实中，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在云、贵、川、藏的险山恶水之间，无数的马帮驮着茶叶和各种山货，在茶马道上默默穿行。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与外界的连通路线都被封锁后，经由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就成为大西南后方仅存的国际陆路通道、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西部大开发带动了西部经济的发展，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在大山、河谷问的茶马古道，西部偏远山区的众多村庄也都通了路，汽车、拖拉机往来不绝，即使最僻远的小村，摩托车也能将它与外界联通，马已不再是当地人们最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早已退出了西部交通的历史舞台，成为了一个只属于过去时代的西部传奇。
2008年，他们为德昌挣回了2500多万元钱，马帮的收入已占到德昌县财政收入的70％到80％。
今天，即使我们来到西部，也很少能看到那里的马帮和赶马人了，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遇，在湖北，我们有幸目睹并采访了一群当代的马帮人。
龚平富，今年38岁，是我们在三峡地区发现的一群马帮人中的一个。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宜(昌)保(康)线上
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高家堰村的公路边。他正和几个伙伴，把堆在路边的一袋袋水泥抬上马背上的驮篓，20几匹高大健壮的马相继驮上水泥后，被赶马人牵着，从公路边，下到通向田野间的乡村土路。
这是条迂回美丽的乡间道路，水色浅碧的东风渠
宜昌市百万人口的供水线，清波溶溶曳曳，一路婉转相随，两边平畴、浅岗上，稻田离离，松黑竹青，七八个人，二十多匹马儿，在山水间首尾相衔，渐行渐远，构成一幅动人而奇异的图画。要知道这里不是汉藏地区的茶马道，时间也不是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队马帮犹如从天而降，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心中充满了好奇。
赶马人龚平富揪了把路边的青草，擦擦满手的水泥灰，在马队回来运下批次的水泥前的间隙里，告诉我们，他们这对马帮有骡马25匹，12个赶马人，到这里为三峡输变电工程运送修建铁塔基座所需的砂石料。整个这一带有上十个铁塔，搬运电线塔基砂石料和塔材的赶马人总共有三四十个，骡马百多匹，分成几队，散布在三峡输变电工程宜昌沿线。他们都来自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
“我们县里家家有马，每年春节过后，只要你有时间，随时骑着摩托车从德昌县城往茨达方向走，都能看见一匹匹骡马被赶马人从各家各户家里牵到公路上来，准备装上大‘康明斯’后，运往全国各地去驮运货物。”
见多识广的龚平富还告诉我们，马帮中每个赶马人拥有骡马两到四匹，极少数赶马人没有骡马，只是被雇佣来赶马。马帮由他们称之为“老板”的人统管，“老板”也是德昌老乡，多由赶马多年的“马锅头”升任，他负责给马帮在全国各地联系工程任务，协调电线塔基承包方与马帮的关系，并垫付每个赶马人运马的费用，再从给赶马人发放工资时扣除。“老板”联系到工程后，就会组织马帮到工程地点，大卡车‘康明斯’一辆可运25匹骡马，因此，一车马通常就是一队马帮骡马的数量。每队马帮又有自己的马锅头，负责管理本队马帮日常生活及工作。现在整个德昌县，有四五千匹骡马，一千多赶马人，多在德昌县的茨达乡、宽裕乡，他们分属一百多个马锅头带领，长年在省外跑运输，光在陕西、青海等省，德昌马帮一年就驮运过千万吨物资。2008年，他们为德昌挣回了2500多万元钱，马帮的收入已占到德昌县财政收八的70％到80％。
早在汉晋时期，德昌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主线一零关道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驿站。
为什么在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会兴起这样一支马帮?它又是怎样发展壮大的呢?查阅资料我们得知，早在汉晋时期，德昌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主线一零关道上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驿站。南方丝绸之路由蜀道进云南，经印度再到波斯，是中国最早的贸易通道之一。解放前，德昌还有马帮，主要是在德昌县和盐源县之间往返，运送盐等货物。解放后，马帮逐渐式微，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迅速发展，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50公里，国道108线和成昆铁路贯穿全境，90年代更实现乡乡通公路。交通运输一方便，养骡马的人就少了，马帮在德昌县已绝迹多年。
“那时候，我赶骡马也主要是帮附近村寨里的村民，驮运一些粮食和货物。”赶马人廖庆芳说，“当时，赶骡马的很少了，许多村民都不愿意赶骡马、觉得饲养骡马还不如饲养水牛、黄牛实用。”
九十年代中期，位于四川省雅砻江上的二滩水电站的输变电工程，要在大山里修建许多铁塔。那时，由于山里大都没有通公路，建设电站的各种建筑材
料等物资都很难运到工地上去，靠人工背成本太高又太慢，德昌县境内的许多村民本是马帮人的后代，他们灵机一动，人背又不如马驮，于是重拾旧业，买了许多骡马来帮工程队驮砂石、水泥等建筑材料。由此，一支专为输变电工程运送建筑材料的马帮队伍形成了。因为赶马收益不错，越来越多的德昌人加入马帮的队伍。
由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马帮运输有市场，加之德昌赶马人能吃苦，守信用，德昌马能驮、赢得了声誉，因此德昌马帮日渐壮大，跟随工程建设走遍了全国，成为今天罕见的一支建设队伍。这支专为山区输变电工程而生的马帮，受到了全国各地的输变电建设企业的青睐，他们的工作、生活充满艰辛与神奇。
赶马人的苦乐年华
工价是死的，不做就没钱，可每天他们人要吃饭，马要喂料，要出房租水电，成本是每天都要发生的。
龚平富十几年的赶马生涯见证了德昌马帮的发展与现状。
“我是97年开始赶马的，现在有六匹骡马。”龚平富说，在此之前，他曾在合肥、郑州等地的火车站做过搬运工，勉强能糊口外，几乎挣不到什么钱，97年过年回家，听乡邻说给二滩输变电赶马“要得”，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也贷款8000多元钱买了两匹骡马，开始了赶马生涯，结果一千就是十二年。2005年年底到2007年2月、在南京给江苏输变电赶骡马，两匹马赚了三万块钱，那是最高兴的一次。“南京人好啊，我们的生活什么的都是当地人送的。”龚平富现在有两个孩子在德昌县城读书，老大上高二，老小上初三，一年生活费、学费等费用总共要两万元，出来赶马挣到了钱，这笔费用就有了着落。
为了能多挣点钱，那年他从南京回家过年。在家乡花16000元又买了两匹马(这时骡马的价钱每匹已涨到了8000元)，然后随马帮到汶川赶马，做到2008年5月2号回家。他说：“幸亏当时回了家，躲过了一劫。”10天后，“5・12地震”，那些还没离开汶川的马帮伙伴们有的就再也回不了家了。至今，他在汶川赶马的工钱还只拿到一半。
到了今年，不知怎么的，赶马人都感觉活儿不好揽，工价也低，刨去花销几乎挣不到钱。九十年代到2000年前，赶马的工价能有每吨每公里120元，2000年后逐渐下降到现在的3040多元，最让他后悔的是去年他又花高价买了两匹骡马，
匹价值12600元，两匹骡子就花了25200元骡子是好骡子，每匹能驮430多斤，但因供方市场饱和等等原因，现在马帮的生意已很不好做。他说道“现在赶骡子不好挣钱”，“我们这样辛苦，两匹骡子一个人一个月也就能挣1000多元。”
九十年代时，三四千元就能买到一匹骡子，去年最贵，但今年骡马的价钱已掉下来了，他总价五万多的六匹骡子现在卖掉的话只能卖到近三万元。所以，他也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了。
这两天，他正思量着不如回家去算了，他给我们算了笔账，水电建筑队的汽车将砂石料运到公路边，他们每天再赶着马从田间小道将砂石料运到一公里外山上的铁塔施工地。每天上午和下午加起来，他们赶着马在这一公里的路上可以来回走十五六趟，每匹骡马一次能驮300到400斤，一天一匹马能运3吨多砂石料。赶马人的收入按骡马运料的吨数和里程来算，在这里是45元／吨公里。一匹马一天要吃10到20斤玉米，一个人、两匹马一天至少要四五十元的开支，他六匹马就更不止了。
工价低不说，马帮最怕的就是人马都来了，却等不到活儿干。他们到这里已有一个多月了，加起来只做了七八天的活，一个是现在这里雨水太多，下起雨来路泞蹄滑，马儿倒是能背着三四百斤的货物，但很容易出事，更要命的是他们要等水电工程队的人的工作进度，只有他们把山上塔基的坑挖好了，他们才能往上运料，常常是做一天，等两三天。工价是死的，不做就没钱，可每天他们人要吃饭、马要喂料，要出房租水电，成本是每天都要发生的。
这次从四川德昌到宜昌骡马运费一车近9000元，赶马人自己乘坐火车前来，每人路费400多元。骡马的运费、这边的生活费等都是老板垫付的，将来是要从赶马人的工价里扣除。现在眼看赚不到钱了，还要欠下老板的钱，这次来他只带了400多元的路费，买了从四川来湖北的火车票，回家的路费一分也没有。“我昨天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叫老婆把收的水稻打成米卖掉，给我寄点路费过来。”
他今年才19岁，汶川棉池镇草坡乡金波村人，地震中姐姐死了，家里还有个妈妈。
将近半个多小时后，只听铃声叮当，马儿们空着驮篓又回来了，一时间蹄声杂沓，尘土飞扬，老龚他们开始装水泥。这些骡马都是训练过的，既能负重，又很温顺听话，有的马儿驮好了水泥、不要人牵，就自己上了路。这次我也随他们走了一趟。小路随着东方渠绕了个柔美的S形，然后跨过渠上的一座水泥预制板搭成的简易小石桥，爬上两边植被葱郁的一道土坡，忽然折向一条五六米长的陡坡，坡陡泥滑，两边灌木密密地覆在头顶，骡马走到这里，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走过了这一关，上面就是一道长长的平岗，视野豁然开朗，再过一个山凹，对面的山坡上就是目的地了。那里工程队的人正在施工。
在平展的山脊上，赶马人小索边走边告诉我，和以前走过的陡峭曲折的山路和碎石子路比起来，这条路算是他们马帮走过的最好的路之一了。小索是龚平富在汶川赶马时认识的伙伴，一个赤膊的满身水泥灰的羞涩少年。他今年才19岁，汶川棉池镇草坡乡金波村人，地震中姐姐死了，家里还有个妈妈，地震后不久，他就又找到龚平富给他赶马，一直还没回去。他告诉我，老龚待他很好，虽然这两年赶马不太好挣钱，除去六匹马的费用所有收入，老龚一直都和小索平分。
下午6点多，路边的水泥搬完，马帮收工了，赶马人赶着各自的骡马，沿着公路回到他们临时的家。这是栋紧邻路边的100多平米的农户，离他们上砂石料的路边不过300多米。主人老李正在做着大家的晚饭、烟熏火燎的厨房里传来诱人的锅勺碰撞声。
赶马人干的是个力气活儿，虽然货是骡马背，可每天重达几吨的货都由赶马人装上卸下，还要跟着马来来回回地走，每天最少要走十几公里路，非常消耗体力，而工作性质又决定他们常常驻扎在最偏僻的山村、买菜买肉极其不便，山里人家有块生满绿霉的腊肉就已是很好了，所以，吃上一顿有油水的饭菜，就是赶马人最开心的时候。不过，现在赶马人还不能歇息。
房子左边挨着的土崖，有片宽敞的空地。沿着山崖一排用彩条塑料布撑起的马棚，下面铺着稻草，先回来的骡马已然悠闲地在棚中喝着主人打来的井水，吃着草料和玉米了。更多的骡马回来了，赶马人顾不上自己累了一天，先都在忙着卸下马背上的驮篓，将它们整齐地码放在一起，再去空地一角上的井里吊上清凉的井水，给马儿饮水备料。骡马们累了一天，现在终于轻松了，都乐得在空地中间的沙土地上打着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劳作后的愉悦轻松的气氛。赶马人告诉我：“骡马们在沙土地上打滚，不光是撒欢，还是在洗沙土浴呢。
走南闯北的赶马生涯，对赶马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骡子，骡子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也是需要他们悉心照料的“孩子”
“在外面赶骡马的时候，由于每个马脚子都想多挣些钱，所以只要有活路做，都尽量地去做。”一个赶马人说，骡子每天要将这么重的建筑材料运上山去，远的上千米，近的也有几百米，很多时候都要忙到天黑才回来。这样下来，骡马的工作量就比较大，非常辛苦。有时骡马一赶回来，倒在地上就休息，累得连青草都不想吃。
“为了让骡马第二天能继续干活，我们就只有把骡马喂好点儿。”赶马人说，“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摸索，每天仅仅给骡马吃青草、稻草和玉米，已经不行了，大家就开始给骡马喝葡萄糖、吃生鸡蛋，有的还要喂一些三七中草药，这样来帮助骡马恢复和增强体力。每天的食物费用一般都在三十元钱以上，比我们每天的生活费用都高。”
下午在东风渠的小石桥边，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妻正奋力把五六个沉重的塑料大水壶用绳子系上马背，旁边还有两匹马和十几个水壶。这就是这队马帮的马锅头营成军和他的妻子魏菊长，他们在运施工地和水泥砂浆需要的水。
营成军是个帅气健壮的小伙子，穿着件红色T恤，白色中裤，赤着脚，凉鞋甩在渠边的草丛里，他脸上、胳膊上的皮肤都被太阳晒得通红，挺拔的鼻子已晒脱了皮，长期在烈日下劳作，他的眼睛像高原上的人们一样，闪耀着一种炽热潋滟的波光。他的模样和他壮实而粗糙的双手双脚，正是艰辛的生活加在一个淳朴的漂亮孩子身上的结果。所有的水壶都捆扎好后，他的娃娃脸的妻子赶着马过桥上坡去了。
他告诉我说，他82年生人，16岁开始赶马，至今已11年了，从参加二滩电站建设到现在，他跟随着马帮已跑遍了全中国、他的妻子比他还小两岁，跟他赶马也有两三年了，他俩有个三岁的孩子留在德昌老家。刚说了几句，一位老汉赶着几匹驮着空水壶的马过来了，营成军忙着接过缰绳，卸下空壶，下到渠边的石阶上开始灌水。此后的几次采访中，他一直在忙着做活儿，或者在接电话，或者跟马帮老板商量工价，协调人员关系等事，我也不忍再打扰他。
马帮的爱情
他的妻子是被他的马儿踢出来的。马儿就是他们的媒人。
马儿被牵着上了山，营成军有了空，坐在地上和我攀谈了起来，讲到他的妻子魏菊长，整个在宜昌的马帮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营成军的话就说开了，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被他的马儿踢出来的，马儿就是他们的媒人。
营成军和他的妻子魏菊长都是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茨达乡新胜村的人，两人在村里一起长大，很早就认识，但很少来往。2001年6月，一天上午，营成军赶着马儿从村头一条小路经过，魏菊长也正好走在这条小路上，小路很窄，一边是稻田，一边是一条小溪。当营成军的马队走到魏菊长的旁边后，由于路面太窄，最后一匹马和魏菊长挤到了一起，马儿走不过去，马急了起来，后腿―下就把魏菊长踢倒了，魏菊长连人带东西一起滚到了溪水边。“当时把我给吓傻了，一看瑰菊长倒在溪水边半天都没有动，我连忙丢下马，跳进溪水里把她抱了上来。”营成军说。
营成军连忙牵了一匹最听话的马，把魂菊长放在马背上，用绳子把她捆好，牵上马就往县城里的医院里赶，没想到走到半路上，魏菊长渐渐地醒了过来，营成军把魏菊长从马背上放了下来，没想到魏菊长不但没有找营成军扯皮，还说现在没什么了，不用在去县医院了。在营成军的反复要求下，魏菊长又上了马。营成军牵着马到县医院彻底检查了一遍，看到魏菊长的确没有什么问题，营成军才放了心。
那一次去县城，正好碰上县城里赶集，两人看完病后，营成军还请魏菊长中午下了馆子，下午两人又看了一场电影，到了下午5点多钟，两人才回到村里。经过这一次后，两人就熟悉了，一有空营成军就去找魏菊长。营成军从外地赶马回来，每次都给魏菊长带一些衣服、口红等女孩子喜欢的东西。两边的家长也发现了他们两人在谈恋爱。2002年7月，他们在村里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
“当时我是牵着那头踢昏她的那匹马儿把她接回家的，因为这头马儿就是我们的媒人嘛。”营成军高兴地说。而现在，魏菊长也成了一个老练的赶马人，跟着爱人走天涯。
无论贫穷富有，无论疾病健康，执子之手，辗转相随，这就是他们的爱情。
在他们这队马帮的驻扎地老李家，堂屋左边的两间偏房里，十个赶马人的铺盖连成一片，挤在一起。右边，穿过厨房，出屋，几步开外是一幢石头垒砌的低矮的小屋，屋里黑黢黢的，待了一会儿，我才看清，这屋子分成三间，一间猪圈，一问厕所，大点的一间泥土地上散养着一群小鸡。我特别注意到屋子这边架着张双人床，床上吊着一顶灰色的帐子，老李说，这就是营成军夫妇的住处。
在外的赶马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见不到家人的。“我们赶马人在外一年很难回一次家，不像其他在外面打工的人，想回家甩开膀子就可以走，每天骡马都要自己喂，我们平时想回去也很难，只有等到过年才能回去。”除了他们人人都有的一部手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千百年来的先辈大概同样艰苦。看到那两张年轻的面容、我竟有些感动，无论贫穷富有，无论疾病健康，执子之手，辗转相随，这就是他们的爱情。
我们全家三代人都是赶马的
直到96年二滩电站修建，赶马的传统才由他继承了下来。
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白洋坪村蒋家山组，是另一队马帮。
蒋家山位处宜昌西北部的深山，我们的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开了40分钟，从50多米爬升到海拔800多米，又在狭窄的碎石子路上开了20多分钟，才看见路边有两户人家。赶马人廖庆芳从屋前院坝上迎了上来，接过前次来给他们拍的照片，笑着说：“拿回去给儿女看看，看爸爸在外头赶马有好辛苦!”他告诉我们，今天他们开不了工，因为修通到塔基的路，要从当地农民的田里过，马锅头下到村里和村里商量青苗赔偿的事去了，等这事有了结果，他们才能开工
他说：“在这些地区，没有路的地方，以前都是靠人背上去，我们用骡子来运输水电工程的物资，骡子的工价比人工就便宜多了，大大降低了工程的成本，但这也让本地的农民觉得马帮抢走了他们赚钱的机会，与马帮产生一些纠纷和摩擦。前两天山那边的一队马帮就出了事：这里盛产柑橘，橘林遍地都是，前几天骡队正走在橘林边的路上，
匹骡子趁人不备，伸嘴啃了两个枝头的橘子，被当地村民看见了，非要赶马人赔偿500元损失费，争执中甚至打伤了赶马人的一条腿，还牵走了一匹骡子，说不赔钱就不让他们开工，马帮打了110，可警察来了也没办法，村民们人多势众，最后在警察的调解下，两个橘子赔了两百元钱，事儿才了结。我们也是出来打工赚钱养家的，也不想和当地人发生矛盾，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呀。”
廖庆芳边在院子里乘凉，边给我讲述了他家的历史。廖庆芳是德昌县茨达乡人，今年32岁，他家老辈子就是赶马的，爷爷赶了一辈子的马，他母亲赶了30年的马，那时主要是运盐，从德昌运到四川的盐源县。60年代他母亲交公粮，也是靠的马帮。80年代村里通了路，拖拉机能直接开到家门口了，家里虽然还留着两头骡马，但用处就不大了，直到96年二滩电站修建，赶马的传统才由他继承了下来。
廖庆芳说，他很喜欢赶马的生涯，虽然苦了点，但这些年，带着马儿走南闯北，也见了不少世面，07年湖南、江西下大雪，倒了很多铁塔，他们也去帮助运输物资，重新架设铁塔。08年奥运时，他们马帮为奥运会在北京郊区的山里架设铁塔。架设完后，还专门进了北京城、看了鸟巢。“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用的电，可能还是我们架设的铁塔输的电呢!”或许，这种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就是马帮人骨子里传
下来的吧。
德昌马帮虽名为马帮，用的却全是清一色的体力极好的骡子。
廖庆芳说：“解放前的马帮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爷爷那时候的马帮主要是做长途运输的，有时候为了运盐，从德昌到盐源县，要走上十来天的时间。那时候社会也很动乱，路上强盗也多，30年代，我爷爷有一次在往运物资的时候就遇上了强盗，不光抢走了马帮运输的大批物资，还打伤了我爷爷，后来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才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廖庆芳的祖父专门买了枪支，随身携带。在后来的几次运输中，枪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打跑过几次小股土匪的袭击。在解放大西南的时候，祖父的马帮还帮助过运送过物资，现在家里还保存着当时发给祖父的奖状。“我们现在跑的地方比爷爷远多了，也不再是在省里运输物资了，最远我还跑到广东去架设过铁塔。”
他爷爷在时，家里有一头骡子三匹马，那时的马帮人养的主要都是马，因为那时运的是盐、茶等生活物资，重量比较轻，而且人在路上出要骑马，马的个头比骡子要矮，骑乘的人容易上下，而现在他们马帮里给水电工程运砂石料的却都是骡子。因为在山区驮重物，马不能适应这样的重体力活儿，只有骡子才能受此苦累。骡子的负重能力比马要大得多，一匹骡子一般能负重320斤，最好的骡子负重能达到430多斤。因此德昌马帮虽名为马帮，用的却全是清一色的体力极好的骡子。廖庆芳出身“马帮世家”，钉马掌的手艺是他们当中最好的。
廖庆芳说：“现在我们出来打工什么都好，社会也比较安全，也没有什么强盗来抢东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老板是没有以前的老板讲诚信了。我爷爷、我妈妈那个时候，是做完工老板就结工钱，从来没有过拖欠工钱的情况，现在我们是做完了工，常常结不到工钱。去年在湖南做的一个铁塔，承包方的老板欠了我五千多块的工钱，到现在都没有结到。在湖南吃的、用的都是我们马帮垫付的钱，那一次做下来把我们都亏死了。现在我们打电话，那位老板都不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一笔工钱要回来。”
正说着，山路上两个人背着一大捆青草走近了，那是廖庆芳的两个同伴，趁今天有空到山上割了些青饲料，给骡子改善生活。
铺好青草，他们从棚下牵了匹骡子出来，准备给它钉马掌，廖庆芳忙进屋拿了斧子、钳子、钉锤、镰刀等工具出来帮忙。事实上，廖庆芳出身“马帮世家”，钉马掌的手艺是他们当中最好的。这里的骡马棚都是随形就势，搭在路边的巨岩下，每个棚下有两三匹骡子。
他们将骡子牵到一棵碗口粗细的杨树下，把缰绳紧紧系在树干上，三个人合力抓住骡子的一只后脚查看。这只脚上蹄铁已快脱落了，突然，骡子脚一蹬，从三人的手中滑落，三个人赶紧跳开，可这一瞬间，廖庆芳左手的小拇指肚，已经被蹄铁的钉子划破，鲜血淋漓。大家忙上前准备给他包扎，可他只甩着手说：“没得关系，小伤，经常的事。”
跑到屋里，廖庆芳拎出浅浅一桶底的水，洗洗手上的血。他告诉我们，今天可能是有生人在，骡子有些怕，所以不听话，这次他们找了把火钳，一个人在前头把骡子的上唇掀起来，牢牢夹着，一个人在后面抱起蹄子，尾巴缠在蹄子上，这样只要一蹬，就会扯痛骡子的尾巴。骡子怕痛，老老实实任由老廖摆布。老廖麻利地挖出蹄缝里的泥土，用镰刀削平蹄甲，三下五除二就钉好了一只新蹄铁。他说，路好的话，一头骡子大约一两个月钉一次蹄铁，像这里这样的石子路，蹄铁磨损严重，一个星期就要全部重新钉一次了。
终将消逝的命运
我们现在在外面赶马赚钱，供小孩读书，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不再赶马。马帮终究会有一天要消失的。
一个阴晴不定的夏日午后，我随着黄花乡白洋坪村这边的马帮，来到海拔近1000米的山上，卸料的塔基位于山顶的悬崖边，海拔虽不是太高，可悬崖与山谷问的相对落差极大。杳不见底的山谷里、升起渺茫的青雾。对面远山如黛，遥遥横列在天空，高高的山脊线几乎平着，划过天际。
满载物资的骡队络绎汇聚到崖顶坡下的小块空地上，人马夹杂，骡马沉重的喘息声、蹄声、赶马人紧张的吆喝声，震响了寂静的山林。坡既陡，货又沉，赶马人奋力牵着骡子登上崖顶锥形的砂石料堆上，抽开背篓底部的绳子，满篓的沙石便从洞开的篓底轰然落下。忽然骡子脚下一滑，仰首长嘶，飘扬的长鬃与赶马人绷紧的脊背，在苍茫的天空下成了一幅古老而壮美的画面。
卸完料的骡子要依次列队下山，山路狭窄，不小心的话，骡子和人都会有被挤下山崖的危险。
“前两天，我们这里就有匹骡子在上山的路上闪了腰，第二天就死了，”一个赶马人说道。夏日的山间，雨毫无预兆地就来了，天色―下子黯淡下来，淡蓝的岚气从山间升起，大颗大颗的雨点疏疏地洒落，激起草木和泥土的腥气。一片一片盛开的夏枯草，擎着紫色的小灯笼，照亮了黄昏的雨。这氤氲的山雨的氛围，让我忽然想起屈大夫的诗篇。这里不正是他所描绘的生长着香花异卉的楚地吗?这里离他“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九畹溪，不过40公里。
曲折的山道上，骡马队在雨中默默走着，静静的雨中洒下一路脆生生的马铃声。雨大了，今天下午他们只能运这一趟了。在山脚村外的小池塘里，赶马人饮过了马，牵着它们消失在废弃校舍的院墙里。
现在全国各地水电开发依然如火如荼，各种输变电工程很多，只要山区输变电工程建设有需要、而且工地又在车辆不能到达的山上，德昌马帮就依然有生存的空间。
不过一位长期在电力部门工作的工程师告诉我，在发达国家，不通车的山地架设电网运输建筑材料等工作都是直升机完成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也会有更多、更适宜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取代马帮这种古老的运输方式，来为电力建设服务。
马帮人自己也知道，马帮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说：“我们现在在外面赶马赚钱，供小孩读书，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不再赶马，马帮终究会有一天要消失的。”
一、因聚居马姓人而名
钱文忠教授认为“今天马姓作为中国的大姓，主要分布在北方。”北京地处北方，又是数百年，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自然聚居了许多马姓人，特别是马姓名人。姓马的人一多，其所居街巷，自然要带个马字。
如左安门外有马家村，永定门外有马家堡。马家堡是北京西南郊一个有名的大村镇，清代中期曾是北京西南郊的交通要道。出入北京的人都在这里喝水、吃饭、歇脚。清末，一度是京汉铁路的始发站——马家堡车站。因此马家堡从原来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发展成一千多户的大集镇，日益繁华起来。京汉铁路原叫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由于卢沟桥距北京较远，进出北京不方便，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卢沟桥向东修铁路至马家堡。现在马家堡村西还残存着一段铁路的路基和车站的痕迹。民国初年，铁路改线进城，马家堡车站即废止。今永定门外仍有马家堡路。
又如马家胡同，德胜门外有东马家胡同、西马家胡同，德胜门内也有马家胡同（又称马家大院）。此外，还有两处马家井，一处在前门外，一处在东郊。以及马家头条、马家二条，民国属内四区，今属西城区，称六合头条、六合二条；马家楼胡同，民国属内五区，东通地安门大街，今已无存。
以马姓名人冠名的胡同至少有三处：一为马大人胡同。在中国美术馆东北侧。为东西走向，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北与道湾胡同、南阳胡同相通。长约半公里。此胡同明代属仁寿坊，称马定大人胡同。清代属正白旗，乾隆时称马家胡同，宣统时称马大人胡同。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育群胡同。
二为马将军胡同。位于交道口南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北剪子巷，西止交道口南大街，中与文丞相胡同相交。明代属教忠坊，称马将军胡同，因曾有一姓马的将军居住而名。清代属镶黄旗，民国属内三区，今属东城区。1965年改称东旺胡同。
三为马状元胡同。位于西城区厂桥地区西北部，东西走向，东起护仓胡同，西至新街口南大街。清初称麻状元胡同，因清顺治壬辰科满榜首选状元麻勒吉居住此地而得名。后麻勒吉改名马中骥，麻状元遂称马状元，胡同亦改称马状元胡同，俗称状元街。1965年改称群力胡同。
二、因官署名中有马而名
1.以兵马司命名的街巷。古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语，可见粮与草，兵与马关系密切。明永乐二年（1404）设北京兵马指挥司，定都北京后分设（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为正六品衙门。各设指挥一人、副指挥四人、吏目一人，负责治安、火禁及疏理沟渠街道等事，承担今公安局之某些职责。明代兵马司隶属兵部。清代兵马司隶属都察院。据说，兵马司初设时，街区凡有水火盗贼及人家细故之或须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救火、巡夜，清廉为政，不取分文。但是到后来日久弊生，始而捕盗，继而讳盗，终且取资于盗，同盗合污，不得人心。光绪十六年（1890）有大臣向皇帝禀奏，“京城地面捕务不力，请饬整顿”。光绪二十七年（1901）撤销五城兵马司，成立工巡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撤销工巡局，成立巡警部。北京设置警察总厅和内外城警察厅。此为北京警察设置之始。
兵马司机构虽然撤销，却被冠名京城街巷：其一是北兵马司胡同，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西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南有支巷通东棉花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称北城兵马司，胡同因此得名。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兵马司胡同，宣统时称北兵马司。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交道口南六条。“”中改称路四条，后复称交道口南六条。1979年称北兵马司。1981年称北兵马司胡同。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官邸在此，1949年后曾为交通部。
其二是大佛寺东街（东城区）。该街为两条街合并而成。其东西向一段，明朝属仁寿坊，称中城兵马司。清朝属正白旗，称兵马司胡同。民国称南兵马司。1949年后沿称。南北一段，明朝时已形成街，但名称无考。清朝属正白旗，光绪时称大佛寺后街。民国时称大佛寺东街。1965年将两段合并，因地处大佛寺东侧，改称大佛寺东街。“”中一度改称高产街，后恢复原名。
其三是兵马司胡同，位于西城区丰盛地区东北部。东西走向，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明代称西城兵马司，亦称兵马司胡同，因西城兵马司衙署在内，故名。1965年将沙井胡同并入改称兵马司胡同。
2.以驸马府命名的街巷。驸马，原本官职。汉武帝时始置驸马都尉，驸即副，驸马都尉，掌副车之马。三国时期，魏国的何晏以帝婿身份授官驸马都尉，后又有晋代杜预娶晋宣帝之女安陆公主，王济娶司马昭（文帝）之女常山公主，都授驸马都尉。此后，帝婿照例都加驸马都尉称号，简称驸马，非实官。驸马遂为帝婿专称。
今二龙路地区东南有一石驸马大街。民国时属内二区，东西走向。东通宣武门大街，西通笔管胡同。该街历史久远，明代即称石驸马街，因明宣宗顺德公主驸马石（景）府第在此而名。清代以南沟沿（今佟麟阁路）为界，分称东、西石驸马大街。西界原至闹市口中街，1969年，为纪念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更名新文化街。民国时，有石驸马后宅，属内二区，东通南沟沿，西通罗圈胡同。明代《宛署杂记》称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清乾隆年间绘制的《京城全图》称后闸。清宣统年间称石驸马后宅，亦简称后宅胡同。1965年更名为文华胡同。24号院为故居，1984年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因与马的饲养、交易、用品有关而名
1.以马厂命名的街巷。其一，小马厂路。位于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办事处辖域的东北部。北起莲花池东路，向南东折至手帕口北街。小马厂原称马厂，元代以来，为驯马、放马的场所，清代八旗子弟常在此赛车赛马。马厂因临近白云观而繁华，白云观迤西的地方成为人们拴马、驴等牲口的地方而称马厂。1912年后商人在此辟建跑马场，经营赛马盈利，始称小马厂，后渐衰微。小马厂民国时属西郊，东通平绥路，西通双贝子坟东墙根，南通第一监狱后身。上世纪50年代相继在此兴建大批民宅，一改旧日荒凉景象。1965年将此地域分别命名为小马厂路、小马厂一至四巷、小马厂南里、小马厂西里。
其二，前马厂胡同和后马厂胡同。分别位于新街口地区的东南部和东北部。明代统称马厂胡同。清代成为南北两条胡同，南侧的胡同称前马家厂，俗称前马厂；北侧的胡同称后马家厂，俗称后马厂。民国时，属内五区。1965年，这两条胡同分别并入了附近的小胡同后，定名前马厂胡同和后马厂胡同。
其三，马匹厂。民国时，属内一区，地处崇文门内，东通钱局后身，南通盔甲厂，北通苏州巷下坡。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北京站，今已无存。
除马厂外，养马的地方还有马圈，以致留下诸多称马圈的街巷。
一为今东城区广渠门内的观马胡同，其名称即与马圈有关。观马胡同，北起广渠门内大街，南至延庆街，长约三百米。此处清代名观马圈，乾隆十三年（1748）称“官马圈”，系正蓝旗兵养官马的地方。清乾隆《京城全图》记载：这里原是“兵部马圈”。《京师坊巷志稿》载为“刘家马圈”。这里养的马是皇帝每年冬至祭天、春季祭神时，专为太监乘骑用。圈里一年有十个月是空圈，每年快到冬至时，马圈的马官派人去塞外买马。经过驯养应付冬至祭天和春季祭神的差事后，就把马卖掉。不管马圈是否有马，马圈的官吏都要按月领马料，按规定人数领马夫的俸银。民国沿称。1965年改称观马胡同。现北部已拆除。
二为今广渠门外的马圈，《北平指南》记载：民国时属南郊，西通城根，南通渠（渠为广渠门之简称）外大街，北通黄带子墓。
三为今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南侧的辛安里。辛安里，呈南北走向，北端曲折。西起地安门东大街，南止方砖厂胡同，全长约五百米。辛安里，清宣统时称马圈。民国三十六年（1947）称辛安里。1949年后沿称。1965年将辛寺胡同部分并入辛安里。
四为民国时属内六区的马圈胡同，此胡同在东安门内，南通骑河楼，北通银闸，清代属皇城。因此地为乾隆时御马监养马之地，故名。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小椿树胡同并入，改称骑河楼北巷。
此外，还有称马馆的街巷。民国时，马馆属内二区，地处西单一带，北通南安里。1965年，马馆并入南安里。
2.以马市命名的街巷。近年出版的《北京胡同志》仅载骡马市大街，但据《北平指南》载：京城马市有多处。
一为今骡马市大街，民国时此地马市与骡马市并称，属外二区，位于宣武门外，东接虎坊桥大街，西接菜市口。该地因明代的骡马交易市场而称骡马市大街。清初废此地骡马交易市场，街名延续前称，历经民国至今。
二为马市桥，民国时与羊市大街并称，在内四区（今属西城区），东通西四牌楼，西接阜成门大街。
三为马市大街，民国时有两条马市大街，一在内三区（今属东城区），安定门内，其南接王府大街，北接大佛寺东街；一在内四区（今属西城区），其东通黄城根，西通西四牌楼。
3.以马的身体、马具命名的街巷。马的神韵在马尾和马蹄，故京城多以马尾巴、马蹄命名街巷。最为著名的是马尾巴斜街，民国时属内五区，位于地安门外，南通东不压桥，北通药王巷。此地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马尾胡同，宣统时称马尾巴斜街。民国三十六年（1947）改称东不压桥东胡同。1949年后沿称。1965年将河沿、口袋胡同并入，改称东不压桥胡同。另有马尾巴胡同两处，民国时一处称南慕义胡同，属内一区，在东单附近，南通南官场胡同，北通三条；另一处称北慕义胡同，属内四区，在东四附近，南通椿树胡同，北通灯市口。此处明代属澄清坊，清代属镶白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马尾巴胡同并入柏树胡同。此外，还有马蹄胡同，民国属北郊区，东通东后街，西通德外大街。因形似马蹄得名，1965年改称华岩五条，1981年并入张家大院。今已拆除，建成德隆小区9号院。
马具中的马杓、马掌最为人们熟悉，也被冠名京城街巷。《北平指南》载：京城有三个马杓胡同、一个马掌胡同。
第一处马杓胡同，在今东直门北大街西侧，民国时属内三区，该胡同东通北水关，西通安南营，南通羊管胡同。清朝该胡同属镶黄旗，即称马杓胡同。因胡同呈南北走向，南端曲折，形状似马杓而得名。1965年将马杓胡同北段改称北马杓胡同，南段改称南马杓胡同。“”中一度改称红梅胡同，后恢复原名。该胡同现已拆除。
第二处马杓胡同，民国时属内四区，在阜成门内的王府仓胡同内。此胡同因位于小水车胡同之南，1965年更名为南水车胡同。因地处金融街在建区，胡同已拆除。
第三处马杓胡同，民国时属内五区，在安定门内的前圆恩寺内。今已无存。
以马身体某些部位，如马尾巴、马蹄命名街巷，其中最多的是马尾巴，有马尾胡同、马尾巴斜街、马尾沟等。
今东城区东不压桥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马尾胡同，宣统时称马尾巴斜街。民国三十六年（1947）称东不压桥东胡同。1949年后沿称。1965年将河沿、口袋胡同并入，改称东不压桥胡同。
《北平指南》载：民国年间有马尾巴胡同，在内一区东单附近，该胡同南通南官场胡同，北通三条。1965年马尾巴胡同并入柏树胡同。
《北平指南》载：民国年间有“马尾沟：西郊，平外，东通北礼士路，西接小老爷庙”。这里的“平外”是平则门外的简称，即今阜成门。其实这马尾沟距今二环路不远，当年却称西郊，可见当年北京之小，城外之荒凉。如今马尾沟虽已无存，却在北礼士路有马尾沟邮政所，说明马尾沟这一地名曾存在。
四、因马神庙而名
《三字经》中有“马牛羊鸡犬豕”之语，“豕”即猪。马牛羊鸡犬猪，人称六畜。六畜皆入12生肖，但马以其高大而俊美，温驯而骠悍，稳健而快捷，能挽车犁田，能驮重涉险，能驰骋疆场，受到人们的喜爱。更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交通往来、抵御外侮，都离不开它，而成为六畜之首。而马为人们喜爱的程度之高，更表现在修建马神庙，供奉和祭祀马神上。京城多处建有马神庙，不少街巷以马神庙冠名。《北平指南》中记载有四处马神庙、一处小马神庙、一处大马神庙、一处北马神庙。
1.四处马神庙分别为：内二区一个，在前门内，东通石碑胡同，西通铜井大院。此即今之南文昌胡同，位于西长安街地区南部。东西弯曲走向，东起石碑胡同，西端南折至东绒线胡同。全长334米，均宽5米。清代称马神庙，以庙得名。8号为马神庙旧址，今大殿尚存，已为民居。1965年因其北有东、西文昌胡同而更名为南文昌胡同。
内六区一个，在东安门内，景山东。此即今之沙滩后街，清代属皇城，称马神庙街。民国时称景山东街。1949年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老胡同并入，改称沙滩后街。55号、59号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1990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内四区一个，在西直门内，蒋养房路南。
外三区一个，在广渠门内大街路北。
2.小马神庙一处：民国时属外二区，在前门外，东通煤市街，西通给孤寺东夹道。清时称小马神庙，因巷内有小马神庙（又称“六馆祠”）而得名。原庙只有北房一间，已不存。巷名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改称培智胡同。
3.大马神庙一处：民国时属外二区，在前门外，东通煤市街，西通给孤寺东夹道。明时称马神庙街，属正西坊。清时称大马神庙，因巷内有明万历年间建造的马神庙而得名。巷名沿用至解放后，并有大马神庙头条、二条、三条与之相通。1965年将大马神庙头条、二条、三条并入，改称培英胡同。
4.北马神庙一处：民国时属南郊，在广安门外，南通关廂，北通天宁寺。此处多坟茔和菜园。上世纪50年代，一些工厂宿舍相继建此，形成里巷，遂名新居东里、新居西里。
至于赫赫有名的茶叶一条街——马连道，在《北平指南》一书中，只有“马连湾：西郊，树村汎”寥寥八个字。“汎”同“泛”，可见当年这里之荒凉。如今，马连湾已称马连道，成为广安门外近一平方公里地域的总称。东起莲花河岸，西至湾子街，北起马连道北街，南至魏墙村。该地域原系沼泽地、苇塘和几处零星村落，小道旁多生长马蔺草，转音得名，自清末人们习称马连道。上世纪50年代相继在此兴建大型仓库、厂房、民宅。由于马连道一名著称，故将一批新兴起的路、街、巷、里都冠名马连道。改革开放后这里形成京城著名的茶叶一条街。
参考资料：
1.清人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
一是体制上的限制。清朝崇尚骑射，不忘旧俗，用轿制度比较严格。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京官三品以上可以乘四人轿，四品以下可以乘二人轿。以后更改用轿规定，只允许文官二品以上，且年过六十的人乘轿。武官则不论品级与年纪，都不允许乘轿，而一律骑马。武官一品年过七十不能骑马者，如想乘轿，则要奏闻请旨，得到恩准后，方能乘轿。不符合乘轿条件的文官和年老体衰的武官可以乘车。
京城官员只有四人轿、二人轿，而无八抬轿。宗室王公世职不问年龄，只按等级区分是否乘轿，亲王、亲王世子、郡王、郡王长子乘八人轿，贝勒、贝子、奉恩公乘四人轿，不入八分公以下至奉恩将军一律乘马。不过制度在操作中，不见得求其上限，亲王、郡王往往也乘四人轿或骑马、坐车。三品以上京官出京与钦差大臣使用八抬轿。各省官员由于代表朝廷出守地方，总督、巡抚乘八抬大轿，司道官员到知县乘四人轿。
二是用轿的成本高。乘轿一年至少要消费八百两银子。即使得到用轿权利的官员，也不一定使用，要看本人的经济状况。清朝大学士、尚书等一二品官员的法定年收入最高不过一百八十两，当然实际收入远远不止此数，中叶以后加上养廉银与地方官的孝敬等，一般在几千到一万两。但是一轿的年费，对于一位高级的京官来说，确实也是很大的负担，所以，家庭经济状况稍差的官员不选择骑马，就乘马车或骡车。乘车之费一年大约四百两银子就足够了。乘轿与坐车相比，用的人多。清装剧里的轿子永远只配四名轿夫，没有替换轮班的脚力。拍摄现场临时拼凑几位，穿上古装走上几步可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如此，谁也不具备这种神力，轿子一上肩，四个人像机器人似的，一路洋洋得意抬到目的地。轿子的自重与官员的体重总得二百斤上下，轿夫负重行走，同时还要协调一致，并非轻松之事。如果出行距离很近，四人一口气勉强可以径直抵达，反之，则不能奏效，中途非歇上几次不可，如此必然拖延时间，而且轿夫十分辛苦。因此，凡是用轿一般预备三班轿夫，每班四人。如果刻意俭省，至少也要组成两班，起码配备八人。官员乘轿出行，轿子由四名轿夫抬着，轿后跟着一辆平板马车或骡车，俗称班儿车。候补的四名或者八名轿夫坐在车上，走一段距离，从车上下来四名轿夫替换第一班四名轿夫上车休息。一般是走上半里左右，就要换班一次。譬如在北京城内从东城到西城，总得轮换七八次。凡是得到用轿特许的官员，出行时轿子前方还要设置一匹引马开道。
三是容易受到轿夫的刁难。轿夫的管理始终是用轿人苦恼的问题。因而，具备用轿权利的官员往往也弃置不用。可能有人会问，以高官显爵的权势威风还治不住几个轿夫吗？事情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官员与轿夫之间，虽地位差别有如天壤，但轿夫属于贴身服务人员，官员出行安全依赖轿夫的忠于职守。因此，对轿夫的管理并非一味地从严管理就能奏效的，那样会引起轿夫集体辞工或编排借口躺倒不干，甚至在行进途中，故意让主人受些惊吓或痛苦。轿夫是一种专门职业，同业之人声气相通。管束过严经常给予惩罚，雇主的坏名声就要远播在外。轿夫往往私下里串联勾结，集体对这样严厉的雇主进行消极抵制。无论辞职还是解聘，当轿夫离去以后，雇主往往不能迅速再雇到其他的人。
轿子是官员的交通工具，轿夫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在空闲时不能随意出门走动，一定要随时准备跟随主人出行。大宅门和府邸一般在大门对面设置马号和供轿夫日常起居的轿屋子。轿夫闲来无事，群居轿屋子，又不能远去，常常聚赌以消磨时光，有时还招来外人参与。清朝法律严禁，当被巡查的官兵发现，捉拿到官府，这些人就把主人抬出来，辩解是为了保持清醒，随时听候主人召唤，不耽误主人出行。如此，主人闻讯后就不得不出面疏通保释，不过总留下有损自己清誉的遗憾。所以官员更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用人较少的马车骡车作为代步工具。譬如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在大家普遍使用骡车的状况下，所乘为白马车，人见白马车即知刘中堂到了。
明清北京最流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骡车，富者自备，贫者雇佣。利玛窦初次进京的见闻记录，为今天了解当时北京社会生活的某些细节，提供了想象的历史空间。这位陌生人在《利玛窦札记》中留下这样的描述：“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的。……别的城市几乎很少有这样普遍乘马或其他乘坐工具旅行的。到处都是等候受雇的马车，在十字街头，在城门，在御河桥和人流汇聚的牌楼处。雇一辆车一整天也花费不了多少钱。城里的街道非常拥挤，以致赶脚人必须用缰绳领住牲口穿过行人。他们知道城市的每一街道和每位著名市民的住所。他们还有《指南》，上面列出城里的每个地区、街道和集市。除去骑马旅行而外，到处都是抬官员和要人的轿子。北京的这种乘坐工具要比南京或其他地方的花费大得多。”清乾隆朝严格用轿规定后，路上的车辆变得更多更繁忙了，而轿子相对减少。车分驴车、马车、骡车。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说，专门供人雇佣的称“买卖车”，终日在胡同口等待雇佣，讲妥价钱起程的称“站口”，东奔西走流动拉客的称“跑海”。车厢装饰有绸绫窗、玻璃窗等。车厢门不由前后，开在侧面始于纪晓岚。旁开门受车轮的阻碍，所以将车轴后移，形成后档车。
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时任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的认为，在整风运动后，根据部队既要打仗、又要自己动手搞生产自给的特点，同时又考虑到不要加重两边区人民的负担，在大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把部队和地方机关办的一批商业货栈、手工工厂作坊及运输行业从组织上、资金上联合起来，扩大商业流通领域，使其发挥更大的资金作用和经济效益。这一构思在、陈云等同志的支持下变成了现实。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发扬南昌精神，把公司命名为南昌公司。公司的成立，也标志着整风运动在经济工作上取得的初步成就。
南昌公司在它的组织条例以及“南昌股份有限公司”的牌额上都明确标明了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公有制，是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公司入股者，基金基础是公有制，即大公小公所有，不是私有，是新民主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所进行的一种以股份制入股分红的形式。在完成营业额的基础上，扣除营业费用、员工开支，扣除向政府应缴纳的税收后，再进行分红。公司也有公积金作为资金的积累，也有公益金，用于供给职工的福利补助。公益金虽然数量微少，却也体现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分配形式的优越性，如对那些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又经过长征的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公司负责赡养，使他们安度晚年。另外，在当时经济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对体弱有病的同志也给予了保健补助。
公司设总公司、分公司、支公司、商店（当时在延安号称十大门市部），还有纺织厂、照相服务、墨锭加工、蓄力运输队等企业经营服务。公司的领导班子由总经理、副总经理、政治委员组成。总经理钟典三，副总经理杨种南、尚振发、史林，政治委员李春田……各支部依托公司分支机构建立，总公司各支部依科室党员人数构成进行组建。
凸现延安精神，努力为群众服务
延安的南昌公司和西北的土产公司、贸易公司等对边区经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以及对蒋管区进出口贸易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各公司之间相互协助，相互支持，特别是西北贸易公司总经理叶季壮同志，对南昌公司十分关怀，经常在提供市场物价行情和组织货源等方面给予帮助。1944年秋季来临前，为了抓住季节转换时期市场需求的大好时机，叶季壮和钟典三商量，让南昌公司和所属的分公司从边区外组织大量的布匹进入边区。经过总公司、分公司的一齐行动，大批的土布和其他商品及时投入了市场。时逢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1944年边区劳模大会”，同时又举办规模空前的“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展览”，还有城乡物资交流会、骡马大会，南昌公司遵照上级安排，在会场搭设了一个规模较大的门市部，布匹、土产、日用百货种类繁多，引得中央领导和边区首长们都到门市部参观。有一天，亲自来到门市部柜台前，亲切地询问营业人员生意怎么样、群众最喜欢买什么……营业员一一作了回答。突然有人认出了，顿时人群一片欢腾。
南昌公司经营范围以农副产品、土特产为主，其中又以粮食为主。公司在夏秋季节，从各个集市大量收购粮食、农副产品，然后视市场、季节需求，再抛售出去，这样一进一出，既对城乡之间起到了调剂作用，也使公司获得了利润。当时两边区之间也有交换的物资和商品，晋绥商业单位经常派出业务人员驻延安南昌公司及各分公司，向西安、豫西、甘肃、宁夏、内蒙（也称草地）进货；另一方面南昌公司也经常派人到晋西北，通过日寇封锁线，从敌占区进货。在延安这些货物统一由总公司、分公司批发经营，有的转手以差价盈利，大部分是收取佣金，还有货栈草料费的收入。大部分客户都有自己信任的驿站和马骡、骆驼、毛驴运输队。记得在佣金草料食宿费的收入上，有这样的一句话：“算账不留情，给钱人对人”。
南昌公司从总公司到分公司都聘请了陕西关中和山西晋中晋南还有陕北的一批富有经验的职业商人来公司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但公司的经营、生活却始终保持着延安作风。大家本着廉洁奉公的精神，经营道德上公买公卖，斗称公平，童叟无欺，取信于民，对来往顾客热情接待，为顾客认真办事。有一次，从陕西关中来的马帮客户，所驮的布匹置于总公司院内，适遇倾盆大雨，当时又无防雨篷布，公司人员便全部出动，在钟典三亲自指挥下，把马帮客户的布匹全部都转移，使得客户们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从总公司到分公司，客商的货物不仅不错乱，也不丢失，客户反映信得过。在经营作风、商业道德上有好信誉，充分显示了公司同志们焕发出的高昂的革命干劲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思想。
坚强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公司发展的关键
南昌公司从建立到发展，一直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怀。曾亲自到南昌公司考察。在美国马歇尔等代表团访问延安时，及时派人来公司，指导全体人员“做好参观时的接待工作”。为了进一步发展公司的业务，陈云曾向钟典三指示，要调查研究整个市场的售货情况，要调查清楚延安市、延安县的小商小贩的经营情况。
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高尚的经营道德，使公司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总经理钟典三等领导的努力付出是分不开的。钟典三为人公道正派，无私奉献，他带头做好后勤工作，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钟典三也很注意做好思想交流和团结助人等工作，又注重发挥各分公司领导的作用，原则确定以后，他就放手让下级去干，充分调动了各分公司领导的积极性。
公司里有一批满怀激情的年轻人，大家热爱公司，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公司的工作，从来没有发生过贪污和盗窃的事件。
南昌公司各级领导很好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非常重视与陕西关中商客和甘肃、宁夏、陕北、榆林、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商贾来往和交易，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虽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反动派一直派军警特务严密封锁，设有封锁沟、封锁墙、碉堡、铁丝网，但这铁壁包围式的封锁线，却没有封锁住公司的贸易往来。公司常常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在这封锁线上打开了方便之门。陕西关中八百里的秦川，有地道的马帮脚夫，他们既有自己的骡马毛驴，又有自己的财物资本，既是商人又是脚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来往于延安和边区封锁线上的关口――富县的茶坊、关中的马兰、庆阳的西华池、榆林一带三边地区、伊克昭盟的三段地（也称草地）。尤其是关中耀县的脚夫，他们差不多都是彪形大汉，很重义气，公司与他们建立了牢固的信誉感。钟典三多次强调，对边区外客商要特别重视讲信誉，要以诚相待，因为我们延安需要的商品，他们能设法运进来。客商们还把西安的经济情况，如物价、法币、金圆券的黑市变化等信息也带入了延安。南昌公司把从这些客商脚夫那里获得的情况，于每周六由杨琦向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处长乔培新、辛波作系统汇报，从而对研究边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开展对经济封锁的斗争，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材料。
《云南风物志》里有一段记述：“汉王朝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西南丝绸之路’商贾来往日趋频繁，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及文化交流”。
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就奠定了中华政治和版图的格局。到了汉武大帝，他北通西域，南通博南，再次使中华领土得到纵深扩张。而这种扩张，这种宏图伟略，恰恰都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南方蜀身毒道的寻找开挖来实现的。所以说博南古道的开挖铺筑，是在大汉王朝的背景下，开启了国家版图拓展在大西南的又一个起始点。
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道路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信息通道，好的道路犹如现在的宽带网络，而且是唯一的。只不过古代信息传递的工具和方式单一，人们不能快速获得信息，更不可能获得丰富的信息，这就制约着与信息相关的思维以及产业。另一方面，道路作为唯一的信息通道，被官方使用，它就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与国家经济密切相关；被民间利用，它就与民族迁徙、民间交换密切相关。天长日久，一次次文化交汇、激荡，以及各种人类活动，通过道路完成之后，并沉淀下来，就在道路沿线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古道文化——古代信息文化。
古道文化虽然是网络文化，但它与今天的网络文化有所不同。它的形成过程漫长而复杂，犹如滴水穿石、文火炖汤，滋补的不仅是口味，还有身心。而现今的网络文化也是信息文化，它的形成基本没有过程，似乎也无需过程。只要今天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事，一入网，说不定马上就成文化了。这种文化犹如烧烤，滋补的只是口味，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的摄入欲望，对于身心来讲，那可未必就是滋补的东西。
博南古道，是中原王朝最早最边远的信息通道。它犹如中原皇权的边区触角。通过这个触角大汉王朝触知了南夷地区的广袤与富庶；通过这个触角，中原文化元素也一点一滴地浸润到了偏远边区。
如今，只要我们对文化的东西抱有崇敬之心，保持学习传承的态度。同时不要浪费自己的一双慧眼，注意细心观察，那么就不难发现：通过博南古道这根触角，触知到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中原文化的基因无所不在；也触知到这些文化基因使我们的生活不断得到优化。而困难的是：透过传统及现实的衣、食、住、行现象和理念树立一种正确的古道文化取向。
那么怎样才算得上是正确的古道文化取向呢？
吃的健康是文化、穿的得体是文化、住的舒适是文化、行的通达顺利也是文化，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合理得法才是文化，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吃的是排场，就不可能是文化。排场上的消费绝对不是食物消费，而是一种资源或者代价消费。在古道上行进的马帮，旅途艰辛、东西南北的口味混杂，麻辣酸咸兼有。所以，在古道驿站上，绝对寻找得到适合任何口味的饮食。这些饮食，大部分是为了解决旅程中的能量补给，大部分都显得方便实惠且实在。
用前卫语言表达就是低碳环保。
这就是古道文化的取向！
所以说，忽视了对平常日子里的衣、食、住、行蕴涵着的文化，就难以理解古道文化，难以发现我们生活处处活跃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这些优秀基因，通过博南古道似新鲜血液一样暖暖缓缓流来，滋补滋养了沿途的山水、人文，以及每一个过眼如烟的生命。
博南古道的文化价值还在于现代旅游开发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沿途众多的古驿村落、寺观庙庵。有的现在依然生机勃勃，繁盛昌旺。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诸多民族和谐生活在一个村落，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发家致富。那怕信仰不同、风俗不同，但他们总能找到相依相存的理由。他们在一起生产、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说笑话、在一起讲故事。这也是边屯文化的精神所在：宽容、和合。有的地方，由于道路改道，只剩下残垣断壁，已经衰落颓废。在这些地方，会让人追思古人旧事，感慨无限。
二是博南古道有许多保存完好的段落。这些段落历时近两千年，却依然不变形、不走样。镶嵌在路面上的石头，哪怕被骡马牲口踩踏出深深蹄印，也毫不松动，这是奇迹！试想，我们今天的任何建筑，过两千年后还会存在吗？因此走在保存完好的博南古道上，分析古人的铺路技术，就自觉地体验和感受到古人做事的认真态度，可以获得怀古忧今的启发。
三是博南古道上多样的生态及美丽的自然风光。由于云南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的地理特征，加上道路本身具有的跨越特点，使博南古道不同的段落有不同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就是在永平境内，博南山顶与博南山麓的自然风光、植物种群也有很大的区别，博南山的东山麓与西山麓也景致别异。
博南山上博南古道沿线，有宝台山、永国寺原始森林生态片区，总面积达到18万多亩，自然程度极高。区内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占优势，有各类植物1001种。各种珍稀植物和花卉成片成林：水青树、云南山茶、白菊树、木莲花（上关花）、凸尖杜鹃、大百合、云南大树茶、滇南省藤等。这里终年郁郁葱葱，季季花开花落；野果坠枝、藤蔓缠杀、老树新姿、板根横列等奇特景观随处可见；树林间鸟鸣蝉啾、菌长苔生、野花遍开。这些丰富的动植物群落，是科学工作者研究其生长规律、开发利用其特点的宝贵资源；是旅游体验者探幽寻美的绝好去处。
博南古道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示出了一项伟大的人为工程与自然景致。这种景致，既让人感受到自然界的美丽，也让人感受到自然界用时间淘汰世事的力量。这种景致让人悟出生命的代谢是如此简单，无限的沧桑感充满脑海心间而后释怀。
在这段古道上，人会被净化成清风流水，能够与落叶共舞、与树木共生同长、与栖鸟对话、与天地精神共存。直接到达了我是谁，我不是谁，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的超然境界。
由博南山顶沿古道下山，无论东去还是西下，没有多少路程，也无需多长时间，就可以到达人口稠密的坝区。这个不过一个多小时的简短过程是从宁静超然到达无可回避的现实、嘈杂、纷争、世态的过程。从山顶到山麓的过程，既是时空的穿越体验，也是心灵的穿越体验。这个穿越体验过程是历经千年繁华喧嚣，而后逐渐沉寂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洗涤人的心灵：洗去无限膨胀的关于衣、食、住、行方面的欲望。就像静赏晨曦中炊烟袅袅升起般生发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存的敬重。
博南古道是永平边屯文化的品牌，也是边屯文化的品位所在；保护博南古道，是文化品牌资源的保护，是博南人的品德品质体现；开发利用博南古道，是存积财富的激活提取，是博南人彰显睿智的机会！
而与博南古道相生相依的另外一种边屯文化载体——马帮，其身影虽然已渐行渐远，但在博南古道上留下的一串串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却足以让静躺的古道投射出当年的人喊马嘶。
历史上，马帮文化对云南文明所起到的助推力无与伦比，而离开了道路，马帮就会失去存在的机会和意义。所以，源远流长的博南古道历史酝酿出了内涵深刻的马帮文化，也成为永平边屯文化的精髓体现。
在马帮的运输过程中，生命与生存既是单一的又是复杂的；生存和生活既是分开的又是统一的。
马帮在云南产生，不仅因为云南的山险水恶、地势复杂，决定了马帮是古代云南唯一的运输工具，还因为云南具有古老的文明，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这种古老文明的散播，必须有驯化的载体，那就是云南的马。
云南地处亚洲大陆的腹地内陆、板块之间的褶皱地带，这就决定了云贵高原固有的山高水险。复杂的自然环境，使得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生命，必须适应被山山水水割裂开来的不同环境。于是云南的原始人类，众多的单体部落各自为生，生存方式各不相同，从而导致云南民族多样化，地域文化多元化。不仅如此，这个重大的地理格局特点，同时决定了云南古代的道路必须跋山涉水。艰苦卓绝的马帮运输形式就是与云南的地理格局和特点相契合而产生的。
云南的众多古道，从开始开辟一直到沉寂、消失，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基本都是靠马帮这种具有生命的运力进行输送。人和马组成马帮，其二者结合，所承载的或者能够承载的就不只是简单的货物，而是一种力量和精神。因为在漫长的输送过程中，赶马人需要克服自然的、人为的、区域的、时代的、团体的、个人的、动物的等种种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形成的勤勉、团结、坚忍、爱国、开放、容忍的一些特质，就是马帮文化的内涵。
云南马帮文化的起源和形成，与古代云南与外地的交往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对世界的贡献，除了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之外，还有瓷器、丝绸、茶叶等这些在生活中光芒四射的东西。这些贡献，都在各个领域的某种程度上，从始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比如茶叶，作为一种饮料，其温润的不只是西方人的胃口，也温润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质。古代的云南对世界的贡献最具认知度的要算是茶叶了，而茶叶是经过纵横交错的古道运载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古道上，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是马帮，所以说马帮是世界古文明的助推器一点也不为过。
打个比方说，马帮是古代信息网络链接的方式，也就是搜索的引擎。没有马帮，各大网站形同虚设。组成马帮的赶马人、马以及驮子，他们负载的一切表层上的意义只是货物及载体，深层意义则是来自异域的丰富信息。人们接受了货物，也就接受了来自马帮的信息，接受了来自马帮的影响和生活方式。
马帮，总是出现在热闹繁华的驿站集市，但在人们眼中马帮运行本身就有着特殊的神秘，这种神秘给人们一种期待。其神秘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帮穿梭于崇山峻岭间，那些路过的高山峡谷历来充满着很多神秘。包括未知的动物、植物，一个石头、一汪清泉、一朵云彩等都可以在与马帮的巧遇时附着到马帮上，成为一种对自然界的认知，或也可演化成为关于古灵精怪的故事。二是马帮的不稳定、变数大也体现其神秘的一面。由于赶马人的身份、马帮的来源地、目的地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对于外界来讲，对马帮的了解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三是马帮具有流动性，包括货物、信息的流动。无论是来了走了，都会留下无尽的遐想和期盼。对于官方或者是兵家，期盼的是马帮带来的信息；商家期盼的则是马驮子上货物；店家惦想的是马锅头吃住花销的碎银子；百姓更多的是回想与马帮接触过程中的逸事趣闻。
马帮的驱动力（或者说是它的延伸性）的体现，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表现，体现在马帮运送的货物对当地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及促进。马帮运送的货物可以很直接地形成物质消费习惯，比如茶叶、丝绸这些货物就是随着马帮天长日久的运送形成品牌的。马帮本身的完整运行过程就是生产消费，其需要一个产业服务链。比如马店的生意、马掌的打造、马鞍的制作，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成为驿站人家的传统副业或主业。马帮行进过程中，吃喝娱乐，也是刺激影响沿途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潜在的表现，体现在马帮自身内在的特质对社会的影响。由于马帮在一定区域内、一定的历史阶段，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马帮的精神、马帮特有文化、马帮承载的信息都会给沿路带来影响和促进。
马帮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团结程度，直接关系着团队的成功、失败、得失。所以马帮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复杂的行头设备，先进的体制，这些东西把整个马帮凝聚在一起，共同抵御风险、共同生存发展。
在纪律方面，出发寅时卯时、谁先谁后，路途中开烧加料、驿站上歇息交往，都要有具体安排、严格的规矩及禁忌。这些细小环节稍有不妥则会影响马帮的整体运行，要么耽误行程，要么会惹是生非。
马帮有着复杂的行头，包括赶马人的行头和马具。
赶马人的行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己的常用物品。比如炊具、铓锣、衣裤、鞋帽、棕毯、蓑衣、席子、撬棒、砍刀等。炊具是必备的，也是最重要的。炊具一般用一匹专用的马匹驮载，马匹的费用由其他马匹分摊。马帮的头人管理着炊具，开烧吃饭时，由这个头人掌勺分发食物，所以这个人就叫马锅头。铓锣也是马帮里比较重要的工具之一，所谓“鸣锣开道”，铓锣的作用就是如此。在道路狭窄的路段，或是深山密林，敲响铓锣，可以通知对头马帮，相互避让，也可以驱赶野兽、虫蛇、土匪，保障行程安全顺畅。棕毯、蓑衣、席子这些物品个人自带，它们既是雨具，又是露宿垫盖的必需品。撬棒是一根特殊材质的木棒，既是赶马人的防身武器，也是启动重物的杠杆。砍刀也是一队马帮必备的工具，但通常情况下，一队马帮一把砍刀，用于开路、劈柴、武器。
赶马人的另一类行头是用来伺候马的，如钉、掌、刀、锤。钉指的钉马掌用的钉子；掌指的是备用马掌；刀是用来把马蹄割平便于钉掌的特制刀具，也叫拉刀或割刀；锤也是特制的，有公锤、母锤，用以敲击马掌钉的称之为公锤，用以垫在马蹄下面的称之为母锤。这一系列行头的作用打个比方说，就是为马穿上鞋子的工具。鞋子的作用不可小觑，那个时代，赶马人可以不穿鞋子，而马不穿鞋子则寸步难行，特别是在负重的时候。
马匹的行头：鞍、鞯、糠包、盖缇、鞧绳、鞧颗儿、鞧、油桶、袢胸、小扣、大扣、架子、架皮、架弓等。这些都是每匹马必备的行头，有了这些基础的东西，才能保证驮子上得了马背。骡马行进的队伍有自己的领导，那就是头骡、二骡，它们有特别的行头，因为它们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马帮一般只用母骡作头骡、二骡。因为母骡比较灵敏，而且懂事、警觉，知道哪里有危险。而公骡太莽撞，不宜当领导。头骡、二骡不仅是马帮中最好的骡子，而且它们的装饰也非常特别，十分讲究。它们上路时都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项上挂有很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些的“二钗”。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的，“头骡奔，二骡跟”，将整个马帮带成一条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鞍上还插有马帮的狗牙“帮旗”，上面书写着该马帮的帮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马帮。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一路浩浩荡荡，连赶马人自己走着都有精神。在整个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它既要能紧跟上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一大串的马帮行列形成一个整体。
无论是赶马人的行头还是马的行头，对于一个马帮来说，必须配齐配全，无论大件还是小件，缺一不可。赶马人的一部分行头可以交叉使用，比如钉、掌、刀、锤等。一部分则是个人专用，比如撬棒、棕毯、蓑衣等。而马的行头则大部分是专用品，不是特殊情况不可以交叉使用。这些行头看似简单，但却包含着赶马人的智慧和经验，比如，鞍子后半部分的鞧果儿，设计就十分科学。鞧果儿是一个个的木制小圆轮，由鞧绳串联而成。这种结构既成整体又是个体，它随着骡马的运动和道路变化，在个体与整体间转换，达到保护骡马身体和稳固驮子的作用。
历史上，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种是拼凑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拼上自家的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其选出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种称为结帮。这种形式的马帮没有固定的组织，只不过因为大家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会交叉，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一般来说，一队马帮少则拥有二三十匹马，多则二三百匹。但也有特殊情况，解放战争后期，保山大理组织的马帮，马匹达到了4600多匹，可谓史上规模最大的马帮。1928年，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自己组织了一个3匹马的旅游马帮，可谓规模最小的马帮。
马帮中赶马人分为“马锅头”和“马脚子”。马锅头就是马帮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在野外开烧吃饭时，也要由他掌勺分饭分菜。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因为赶马的生活不仅艰苦异常，而且还十分危险，包括来自自然界的、来自生意上的、来自人为匪患的危险。在当时，赶马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和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自己也是参加赶马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一些马脚子就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
马帮像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兢兢业业，每次出门上路，每天从早到晚，他们都井然有序地行动。
马帮在路上，大部分时间过的是野营露宿的生活。一般天一发亮就爬起来从山上找回骡马，给它们喂料，然后上驮子上路。中午开一次“烧”，“开烧”就是吃午饭的意思。当天色昏暗下来的时候，马帮都要尽力赶到他们必须到达的“窝子”，在那里才好“开亮”，开亮就是露营。他们要在天黑前埋好罗锅烧好饭，卸完驮子，搭好帐篷。每天的打野开亮，都由大家分工合作，找柴的、做饭的、搭帐篷的、洗碗的各自分工，以免不公平还轮流着做。马帮在食物分配上是最讲公平的，尤其是在打“牙祭”改善生活时，为了公平，煮的“下数”一人一下，而且大小基本一致。有那贪心鬼专拣大的捞，煮饭的便专门切一块大的，在其他“下数”已煮得半熟时放入，贪心的虽捞得大块的却是半生不熟的，闹出笑话，在打趣中受了教育，从此不敢再起贪念。还有打牙祭时，可以多一份“下数”，这多出来的“下数”留在锅中，叫做“刷碗捞锅”，为的是犒劳经常默默地为大家洗碗收拾残局的老实人。
由于行程艰难、生活艰巨，马帮的语言和行为有许多避讳和禁忌。
在野外开烧煮饭时，架锅的石头不能乱敲，即使磕一下烟锅都绝对不行。加柴要从一个口一顺地加。烘罗锅，在转锅时，要慢转且逆时针。饭熟了，由马锅头揭锅盖，盛第一碗饭。盛饭时不能用力太大，一勺子舀到底，要从上面一层层舀下去，以免转动罗锅。所有人不能在吃第一碗饭时加汤，加汤有下雨之嫌；不能从火和罗锅上面跨过；不能挡在前行路的方向；煮饭时最忌把饭煮得一半熟一半生。总之出门在外，旅途艰难，凡事都要小心为上，一切忌讳都是为了安全和顺利。
马帮中，罗锅要说成饭锅，因为“罗”与“落”谐音，赶马人怕落人后；赶马人说碗是莲花，因为碗跟“晚”同音，马帮最忌晚到；说钵头是缸钵，“头”与“偷”谐音；手巾要叫手幅子，因为“巾”与“惊”谐音，马怕受惊。总之，说话要讨个好口风，凡是那些让人心有余悸的字词都是忌讳内容。
马帮是云南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尤其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云南与世界的沟通，云南与世界的同步，云南给世界的贡献，必须依靠马帮。可以说，工业文明成就了马帮运输的辉煌，但工业文明也注定要为马帮运输画上句号。尤其是汽车时代的到来，马帮犹如一位一生艰辛劳作的老者，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淡出人们的怀想。
如今，马帮人吼马嘶的景象已经随风而去，但由于马帮文化自身具备无限的韧性，所以它的气息在云南却无处不在。任何村落、任何民族、任何江河、任何山脉，到处都有马帮的踪迹可寻。通过马背，四方传播的茶叶、盐、铜等，成为了人们对云南马帮的永久记忆。
在永平，博南古道与马帮是孪生的关系，古道文化与马帮文化相互承载、互为载体；在永平，有了博南古道的延伸，所以有了马帮的延展；在永平，由马帮驮来的生活、由马帮驮来的精彩生动而隽永。
所以，对于永平而言，马帮文化就像马蹄印的形成一样，在一次一次的踩踏式撞击下，在一年一年的覆辙重蹈中，在东来西去、南来北往的身影里，所有遥远的元素与现代的元素被历史的长河激荡在一起，沉淀成石，镶嵌于时空的隧道。
马帮在自然间以及不同人类群体间穿梭，千百年踩踏出来一种不可缺失的团队精神、宽容精神、勤勉精神、守信精神、爱国精神、冒险精神，这是极具现实和适时意义的宝贵财富。
随着博南古道的沉寂，马帮也已远去。但是古道和马帮为永平输送来的各种形态的文明，却永远地镶嵌在人们的生活点滴和琐碎中，其中最为突出和生动的要数永平饮食中的各种口味了。
依托博南古道发生、发展、营生的永平人，从古至今都注意琢磨过客们的味觉喜好，投其所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赚取些许碎银子维持生计，天长日久形成了如今特色鲜明的永平饮食文化。
在永平有许多关于饮食的传说，这些丰富的传说成长于人们的饭桌上、盘子中、筷子间。他们会在不经意间滑到你的胃里，成为你的身体和思想，调理你的经络，滋补你的人生。
在永平，只要你的眼力足、鼻子灵、胃口好，你就能品味出关于饮食传说中的古老情趣，以及其中朴素而永恒的生命定理。
传说一，关于一坛醋的传说。永平杉阳镇有一户张姓人家，在“树大分枝、家大分锅”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分田业家产的时候，一团和气，没有争执、没有矛盾。但就是为了一坛醋的分配，起了争议，犯了难。原来这坛醋是祖上就传下来的，醋垢结成半坛固体，在坛中无法分开。分给老大，老二、老三有意见；分给老二，老大、老三有意见；分给老三，老大、老二有意见。怎么办？最后只有将醋坛打碎，把醋垢分成三份，一人一份，作为引子，并且按老辈的嘱咐，小心伺候，最后三坛醋居然都酸了。在此过程中，这家人总结出了桃醋的制作方法：用新鲜的桃核，洗净，晒干，用冷开水按适当比例浸泡，并点以上等白酒，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运气好，人品好，一次就会做成上乘的酸醋，否则做十次八次也未必能酸。此过程中，原料、用具、环境切忌荤腥。从此杉阳以桃核制成的桃醋远近闻名，味美质优。至今，桃醋在永平人心目中的地位无与伦比，食醋，就是桃醋最好。特别是吃生肉的时候，只有使用桃醋，才有安全、卫生、健康的保障。没有桃醋，永平人决不会生食猪肉。
永平人除了迷信桃醋之外，生活中还常用另外一种白木瓜醋。白木瓜生长环境一般处在2000米海拔以上的冷凉山区。这些地区常年云雾缭绕、气候温润平和。白木瓜虽是山村农家经常栽种的水果树种，但这种水果自然度极高，自生自长，很少施肥、甚至薅锄。白木瓜虽然算是水果，食用的方式却出乎想象。在现代工业工艺把它变成酒、蜜饯等之前，农家是把它当作醋来食用的。秋收季节，农家摘收白木瓜，用白皙细嫩的果肉炒肉、炖鸡，那种酸香，自然醇厚，想想都会让人馋涎欲滴。或者去皮、切片切丝，晾干储存备用。食用白木瓜丝的方式有红糖煨木瓜提神顺气，白木瓜炖煮鸡肉开胃滋补。但木瓜丝最常用的方式是当作醋来食用，用开水冲泡，即泡即用，方便快捷。
不管是桃醋还是白木瓜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自然度高，不添加辅助原料，酸味浓郁醇厚。当然，经过现代的科学手段及精明营销，桃醋和白木瓜醋的美容、驻颜、降血脂等作用被挖掘出来，并加以放大。两种醋的原料内质是天然的，制作工艺又都传统而简单，内在品质加上传统的工艺，往往会成就我们的健康和愉悦。
传说二，关于黄焖鸡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一队马帮来到古驿杉阳。这队马帮来路遥远，来到杉阳，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十分疲惫。到了歇脚的店家，听说前面有“九转十八弯”、“梯云路”等十分艰险的路段，马锅头决定在店家打一次“牙祭”。打牙祭就是吃一次肉，祭一祭长时间没有沾到油腥的牙齿。店家院落活蹦乱跑的鸡，让赶马人馋得直咽口水。但是时间紧，要吃鸡等不及煮来吃了，又不可能烧吃，怎么吃？店家能干的女主人说，赶马大哥你莫管我怎么做，保证你们一袋烟的功夫就吃上鸡肉。马锅头很不信，于是还跟店家女主人打了个赌，假如一袋烟的功夫能够吃上鸡肉，则付双倍饭钱；假如耽搁的时间多，这一顿饭就不付钱了，算是白吃。说话的时候，女主人已经让人捉了鸡，随后宰鸡、煺毛、砍剁、翻炒，刀铲翻飞，动作娴熟有序。果不其然，就在马锅头一锅烟最后一口吞进、吐出的时候，黄澄澄的一盆鸡肉端上了桌。马锅头一尝，赞不绝口。从此，这种打破鸡肉传统煮吃而以黄焖的方式上桌的鸡肉做法得到了过往马帮的青睐。
事实上，永平黄焖鸡的做法从开始就有讲究，也只有保持传统做法的黄焖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焖鸡。如今在永平，有的师傅还真正保持着传统的手艺。他们从宰鸡到炒熟上桌仅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问其炒制黄焖鸡的诀窍和方法，他们会毫不保留，与你娓娓道来。
根据这些师傅的介绍，做黄焖鸡主要把好三关：第一关是选料，要选用传统方法喂养的土鸡，并且要老嫩适中。假如是公鸡一定要选刚刚开叫的，假如是母鸡一定要选刚刚开始下蛋的。这样炒制起来一是能够确保炒制速度，二是确保鸡肉特有的香味。第二关是师傅的技术，指在宰杀、煺毛、砍剁等细节上的技术娴熟程度。这些技术，在传统观念里，几乎有着统一的规定动作。比如，单是煺毛一个环节，烫鸡的水温水量、拔毛的先后顺序都必须遵守，鸡头上的毛怎么处理、前胸的鸡毛要几把、后背的鸡毛要几把也基本有规定的动作。因为这些环节的技术把握得好，才能保证速度，也才能确保黄焖鸡现宰现炒的规则。而现宰现炒是任何肉类保证口感新鲜香甜的必要条件，所以黄焖鸡现宰现炒是其味美的秘方条件。第三关是烹炒技术，讲究作料选择搭配、火候拿捏。在作料上，有很多误解，以为很神秘，有人认为炒家会用一些特殊的香料，其实简单，无外乎辣椒、花椒、大蒜、酱油等。关键这些作料的质量要保证（一般用本地原产），搭配比例要适中，现代的调味品味精等一般是用不到的。火候的拿捏就更需要精细了，非一朝一夕能够把握得好。火候不到，熟不透、不进味；火候过了，吃起来口感不好，显得柴。炒出来的黄焖鸡要色鲜味俱佳，油而不腻、嫩鲜独特方为上品。
黄焖鸡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的菜品，它已经算得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美食。因为炒制出来的黄焖鸡，表面看似大快朵颐，事实上它的制作工序复杂细致，每道工序都附着生活和人生的体验意义，也许这就是如今它能够被发扬光大，成为一种上等菜品的原因。
传说三，关于“碗”的传说。传说现在永平农村最为普遍的待客菜品“碗”起源于清朝。清朝初年，清王朝对南方关隘永平不敢掉以轻心，在永平设立了十一个兵站，每个兵站有2-3名守兵。这时候的永平通过千百年的发展，不再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人口已达到一定数量，老百姓的村庄村落已经有一定规模，群众也有了不可忽视的积存力量。清朝的守兵将士，为了与周围百姓搞好关系，每到年关时节，就会大操伙食，宴请周围群众。筵席上主要是以猪肉为主要食材的“碗”，这“碗”是：红肉、酥肉、粉蒸千张、粉蒸排骨、腌菜肉、豆腐丸子、卤菜、凉拌萝卜丝。八碗菜，每碗都以猪肉为主要食材，只不过用的是不同部位的猪肉，分别以蒸、煮、汆、卤、炸等不同的烹饪方法制作出来，让人从中品尝到不同的猪肉味道。
整桌菜品中，比较喜庆的一碗是用腿子肉做成的红肉儿，肥肉多瘦肉少。可想而知，在那个荤腥大就代表生活水平高的年代，这道红色矿物质“膏子”点出来血红油亮的、大块方正的猪肉让人充满食欲，吃起来又是如何过瘾、满足；酥肉则是用膀子肉裹以鸡蛋、豌豆面、麦面煎炸出来，酥脆香浓；两碗粉蒸做法差不多，只是食材不一样，粉蒸千张用的是肚底三线肉与豌豆（有青豌豆用青豌豆，没有青豌豆用干豌豆发青出来也可以），粉蒸排骨则是用排骨和莲藕或是红薯，蒸制加工时，肉在碗底，其它食材在上，上桌时要换碗具，倒扣过来，使肉在上面；腌菜肉一般用猪头肉和猪脚肉来做，制作时，干腌菜和肉长时间卤煮，相互汆味，使肉味和腌菜味充分交融，酸香可口，从而调理胃口、增加食欲；豆腐丸子（也叫豆腐圆子），用自制新鲜豆腐与瘦肉细剁，放在锅里清煮，吃起来细嫩可口；八碗中的卤肉，一般是卤猪心、肝、肚，切片之后放在其它凉菜上面；凉拌萝卜丝，听似一碗普通的菜，但是它在永平“碗” 中却有特定的地位。这碗菜传统意义上是衡量一家中主妇或是女儿能干不能干的一个标准。萝卜丝切得均不均匀、快不快，醋做得酸不酸，这是妇女们在平常日子里的修为。凉拌萝卜丝要佐以猪的里脊肉，生剁之后作为凉菜帽子。外人吃这道菜要有些胆量，但本地人觉得只要醋是正宗的桃醋，而且酸得能让生的里脊肉由红变白，那就放心地吃好了。
如今，碗依然在永平的村村寨寨盛行，但是碗的内容已经增减、形式也已经演变。其数量已经不再是八碗了，十碗、十多碗、二十碗的都有；内容也不再是以猪肉为主，增加了鸡、鱼、鸭等其它食材；每碗菜的制作方法也演变了，比如凉拌就很少有用生肉待客了。
永平“碗”兴起于清代，起源于清朝驻守永平兵站将士宴请当地百姓。清朝官兵用宫廷筵席中的第一食材猪肉来款待客人，他们的良苦用心可想而知。当地百姓受用了碗之后，对大清王朝的忠心程度如何，无从考证。但是在今天的永平，汉族、彝族、白族、傈僳族都喜食、善食猪肉，“碗”依然以猪肉为主。并且永平的汉族、彝族、白族、傈僳族村寨流传有“亲不过娘舅，香不过猪肉”、“穷人要喂猪，富人要读书”、“猪来撵，狗来管”等关于猪的民间俗谚。
传说四，关于霉豆腐的传说。传说杉阳有蔡姓人家，霉豆腐做得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家做的霉豆腐不用拿到街市上去卖，别人都是慕名到他家里买，而且供不应求。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家的豆腐总不长霉（菌毛）。几番周折，总找不出原因。后来请人掐算，说是得罪了龙王，龙井水不再显灵。于是备了三牲，请了道士先生，到龙井边做了法事，祷告龙王保佑。并清洗了龙井里枯叶淤泥等杂秽物品，砌了井台。说也奇怪，蔡家的豆腐居然又长出了那如雾像云一般的菌毛来。再后来，蔡家每年要祭井、要买水。这个习俗在一段时期成为杉阳群众的一个民俗习惯。
如今，传说中的蔡家霉豆腐已经演变成了享誉四方的杉阳霉豆腐。这里的霉豆腐最大的特点是毛长、酥嫩，可以生食。永平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工作、生活，最惦念的就是酥爽滑嫩的霉豆腐。很多永平人到外地看望亲朋好友，只要可能、只要有条件，都会带去老家的霉豆腐，带去来自家乡的一份慰藉。
永平关于饮食有着各种丰富传说，而传说中的每一样饮食却又是那么鲜活地存在现实中。事实上，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形成特定的形式，特定的口味就是美食，就是饮食文化。永平之所以能够形成特色鲜明的美食特色，是因为古往今来，直至将来，永平处在交通枢纽。一方面因为过往留驻的人们带来了各种口味，以及调味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迎合过往客人口味，满足他们的要求。比如马店的菜谱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点：加工时间短、上桌快、便于携带、可以带在路上吃等等。其中黄焖鸡无论是做法速度快、可以带着路上凉食等特点，都与马帮歇不下来，永远都处在赶路的状态相契合，所以它成为永平马帮饮食最为典型的代表。
除了“永平黄焖鸡”，还有远近闻名的杉阳腊腌菜、杉阳油粉、杉阳霉豆腐、凉拌萝卜丝等等之类也属于马帮小吃。如今这些马帮食品有的被发掘并发扬光大，成了当地的名特产品，有的也逐步从人们生活中淡出，甚至被遗忘。
除了以“黄焖鸡”为代表的马帮饮食之外，永平还有以“腊鹅”为代表的曲硐回族饮食，也是极富文化内涵的地域美食。曲硐是博南古道上一个比较大的古驿站。曲硐村坐落于博南山的东山麓，是大理州回族人口最密集的回族聚居村。因为战争，回族群众来到这里居住，而这里的特殊地理位置，使曲硐除了有驿站的一切风格之外，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透露出严谨理性、以人为本的习惯和风俗。
每年的秋冬两季，在曲硐村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农家小院里到处都是鹅的叫声。到秋后冬来临，回族群众便把这些放养了6至10个月的成鹅改为笼养。当地群众习惯把鹅的笼养阶段叫做“塞鹅”，所谓“塞鹅”就是育壮阶段。在塞鹅过程中，一般选用没有使用过农药化肥的玉米面，做成小面团，放到锅里蒸熟。塞鹅时，用手掰开鹅嘴，把蒸熟的小面团逐个塞进去。每天塞三次，如此塞喂25至30天的鹅，膘壮肉厚，便可宰杀了。宰杀之后，煺去鹅毛，除去内脏，然后晾干水汽，再往外抹上食盐以及其他必备的香料，接着压制成饼，放入瓦盆中腌制。腌制3天后，经过适当的晾晒，整个腊鹅加工就完成了。这时的腊鹅看上去皮色金黄，肉质细嫩，让人馋涎欲滴。腊鹅的吃法有煮、蒸、炒多种，其中最常见最讲究的是煮，煮时一定得用温火慢煮，不能让水翻滚通涨。这样煮出来的腊鹅肉膘瘦兼具，香味浓纯，肥而不腻。
小小腊鹅，从喂养、宰杀再到吃法上都融汇着回族卫生、严谨、优良的民族习俗。在生活中，曲硐回族这种优良、卫生、以人为本的饮食习俗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回族待客的主菜鹅肉、牛肉、羊肉，都是切成大块。在卸切鹅肉、羊肉、牛肉的时候，要请有手艺和有技术的人，卸切出来的肉才能保证大小均匀。在上桌的时候，每一碗每一道菜一般情况下都是块。因为每一桌客人都是八个人，这样每道主菜都是一人一块。这样做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保证了分配平均，客人与客人之间公平享受；二方面确保了使用筷子时互不干扰涮洗，体现了科学合理的饮食卫生习惯；第三个方面是不浪费。
其实平均分配食物，是马帮文化的内涵体现。一个马帮，由一个马锅头和众多马脚子组成。表面上看，马脚子是马锅头雇佣的小工。但在管理上，马锅头大多数参与具体的劳动，与马脚子同吃一锅饭，而且绝对不会多吃多占。特别是在野外开烧时，食物的分配必须公平，食物代表着待遇。只有待遇公平，大家才可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次又一次完成艰难的行程。所以说马帮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曲硐的这些菜肴，或者说是待客之道，就是马帮文化的精髓，就是团队精神的体现。
回族在待客的时候，至今还保持着另外一个理念：一人赴宴、全家享受，赴宴的人要惦记着家里的妻儿老小。客人围坐好，每人就会得到一个主人家发给的小袋子，这个袋子是主人家用来鼓励提倡来赴宴的人把一人一块分得的主菜鹅肉、羊肉、牛肉用小袋子装起来带回家。这样一人赴宴，全家都能享受宴席上的菜肴。这个小小的细节，是一份家的温馨，是一份家的责任。
岁月可以改变一切，惟一不能改变的是一个最终选择的信仰。
――摘自采访手记
也许贺劲南老人对记者并不感到新鲜。他一生不知接受过多少次采访，留下过几多见证他革命生涯的历史照片。但他尤为看重的，是那些陪伴他戎马半生，至今还飘溢着革命战争烽火硝烟、屯垦戍边篝火炊烟的老照片。
2005年5月31日，记者慕名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后街的兵团老干部住宅区，寻访功绩卓著、德高望重的江西籍老红军战士贺劲南。我一进贺老家门说明来意，老人就乐了，大声说：“噢，记者采访，记者同志，你好哇！”他精神矍铄，嗓音洪亮。凭我的直觉，岁月可以将他变得衰老，可改变不了他历来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贺老的客厅挂着几个大镜框。镜框里边镶嵌着几十张老人精选出来的记录老人一生足迹和情感的老照片。一谈起那么多年来的革命生涯、沧桑巨变，老人显得格外兴奋，眼睛里满含着激动的泪水。他深情地望着镜框，如数家珍，颤巍巍地一张张指给我看：“这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战友合影；这是1944年在延安南泥湾；这是1949年在西北战场的甘肃酒泉；这是王震将军和我；这是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这是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翰、兵团第一任司令员陶峙岳……”
虽然，岁月风雨无情地让这些照片和老人一样变老了，可是，从那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上，看着当年革命军中那一个个年轻的身着红军、八路军、军装的战士，一张张透着英气豪情可亲的面庞，一杆杆迎风招展的战旗，随着老人的指点，历史轨迹沿着时间的隧道，把我的思绪带到了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和艰苦卓绝的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
（一）
1917年7月，贺劲南出生在江西永新县象形乡上车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小时候做过缝衣工人。1930年，位于湘赣边界井冈山一带的土地革命风起云涌，13岁的他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乡工会和少年先锋队，不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刚满16岁的他戴着大红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一种叫他终生刻骨铭心的“跟共产党走”的革命信念便激励着他奋斗一生。
在数十年传奇般的革命生涯里，贺劲南跟随、王震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浴血奋战太行山，参加南泥湾大生产；曾随著名的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突围中原，其艰苦程度无异于又是一次“长征”；亲历了解放战争，跟随转战陕北保卫党中央；1949年又跟随着王震将军解放大西北，挺进天山，屯垦戍边……
在这一次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贺劲南老人最难忘的还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老人说：“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不懂得多少大道理，但相信一条：红军是为受苦人闹翻身的队伍，跟共产党走就是胜利。长征走了一年多，有一次我遇到了意外伤害，还是王震将军救助了我……”
1944年6月，贺劲南赴南京参加“记念红六军西征60周年座谈会”，与战友晏福生政委的遗孀马玉湘不期而遇，回顾革命生涯。
老人和他的家人给我讲述了贺老70年前的长征故事。当年，24岁的王震是红六军团的政委，赫赫有名。贺劲南分外感到高兴和幸福的是，自己调到王震将军身边当了三年半警卫员。贺老回忆说：
“1935年春，在长征途经云南罗次县敌人的封锁线的时候，由于部队天天行军打仗，走了一天一夜也没休息。拂晓时，瞌睡得实在不行，在翻越一座小山的时候，我的头碰着了前面走的骡子。那受惊的骡子踢了我一蹄子，踢掉了我的两颗门牙，痛得我浑身直打哆嗦，血流不止。我头昏脑胀，眼前金星乱冒，加上几十个小时没合眼，特别犯困，一躺下就起不来走不动了。我心想，这下完了。可我万万没想到，王震政委不知怎么发现了满嘴流血的我，他急忙跳下了骡子，关切地问：‘你怎么啦？要紧吗？疼吗？’说着，就叫医生赶快给我包扎伤口，又叫饲养员老吴把他的骡子牵过来，扶起我让我骑着骡子行军。我内心十分不安，骑了一段路，血也止住了，说什么也要把骡子还给首长骑。可是，王政委硬是不同意，执意要我骑着骡子走，他自己却和战士们一道徒步行军。一路上，我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心想，我们共产党红军的干部多好呀，官兵一致，首长多关怀自己的战士呀！后来，也是在革命队伍中的长期锻炼和熏陶，让我懂得了好多革命和做人的道理。”
“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段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了。部队配给王政委的那头骡子真是立了大功了。那骡子虽说是王震的坐骑，可是大部分时间里王震却把它让给了伤病员、身体瘦弱的老人和女同志骑。大骡子驮着为数不多的毯子、粮食、牦牛肉干等，在最饥寒交迫的关头，也大部分分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去救济生命垂危的老同志。我好幸运呀，能活着走出雪山草地无人区，多亏跟着这么关心群众的领导，多亏一开始就下了跟定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贺劲南历任人民一野一兵团二军五师七一七团政委、党委书记兼中共新疆库车县委书记，二军五师副政委兼库车、沙雅、新和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后来，他又担任过兵团农一师政委，新疆阿克苏地委书记，阿克苏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担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业厅党组书记、厅长，1988年离休前担任了7年之久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兵团副政委、兵团党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在新疆艰苦创业、勤勉工作半个多世纪，岁月沧桑，理想和信念已经将他和祖国的边陲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已经把祖国的宝地----新疆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事业上、生活上，乃至情感上已经和新疆各族人民融为一体，难舍难分了。正因为老人将自己的后半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新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所以，他对“屯垦戍边”格外深情，情有独钟。
2005年5月31日，记者造访参加过红军长征的革命老人贺劲南。图为贺老与老伴李自更
贺劲南老人自打离休后，一直笔耕不辍，已经发表了百万字的革命回忆录。这是老人将自己的近作《金秋颂》一书赠于记者的情景。
贺劲南1988年离休之后，依然牵挂着塔里木农一师屯垦戍边事业。1993年，他和原浓一师师长任晨（左一）等视察沙井子垦区棉田，贺老（前俯身者）兴致勃勃地察看丰收在即的棉花地。
说到屯田、屯垦，贺老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就不能不说起英雄的三五九旅在延安的南泥湾大生产。1939年，反动派掀起高潮，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是年，三五九旅回师延安保卫党中央，后来又开赴南泥湾军垦屯田，开展大生产运动。当年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的情景，贺老记忆犹新，仿佛历历在目。他说，最难忘的是在延安南泥湾三次见到的情景。“那年，我作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特派员参加中央举办的特训班，学习政法。特训班是中央党校的一个分校，专门培训保卫干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特训班开学典礼，并给我们作了讲演。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遗憾的是，没有能够面对面地和说说话，握握手。第二次见到，我上一次的‘遗憾’这回得到了完美的‘补偿’，更加叫我终生难忘。
“那是1943年金秋时节，在延安的南大门南泥湾，我们大生产基地。来视察的时候，我们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布匹等物资已经极大地满足了边区军民的生活、战斗需要，不仅能自给，而且还有大批粮食和物资支援其他抗日根据地。那时候，原先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已经变成富饶的‘陕北江南’。正如《南泥湾》那首歌所唱的那样：‘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来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们列队欢迎他老人家。只见神采奕奕，由王震旅长陪同乘坐一辆大卡车来了，同行的还有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等各界领导。”
“先到旅部驻地金盆湾和七一八团视察，最后到我们七一九团驻地九龙泉。张仲翰团长和曾涤政委高兴地率队前往迎接。我那时是七一九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负责首长的警卫和安全，所以非常幸福地能和近距离接触。当曾涤政委将我介绍给时，主席热情地和我握手，慈父般微笑着同我嘘寒问暖，问我是哪里人，今年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哪一年参加红军。我挺紧张，一一作答。当主席得知我是江西永新人时，格外兴奋，说：‘你是江西老表呀！好呀，我在你们永新还住过好几年哩！江西是个好地方，江西人民对革命所作的贡献不小哇！’顿时，我心里感到无限的宽慰，一点也不紧张了，反而增添了一种更加神圣的责任感。那天，还勉励我要‘努力工作，刻苦学习’。这永生难忘的教诲始终激励着我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勉工作，鞭策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将革命进行到底。”
离休后的贺劲南（中）对新疆屯垦戍边事业一往情深，依然笔耕不辍。图为他和老战友、原农一师师长任晨（左）切磋书法艺术。
1993年，农一师原政委、阿克苏地区党委书记贺劲南（前中）偕夫人李自更（右一）回到老部对农一师“探亲”，图为他在视察基层连队食堂。
“第三次见到是在1944年秋。为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部队组建南下支队，开赴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开辟新的抗日战场，狠狠打击已经处于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支队离开延安时，党中央、西北局在延安机场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大会。、朱总司令亲临会场，由王震旅长陪同，检阅了我们南下大军。”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经历了不亚于长征艰难程度的又一次艰苦卓绝的苦战，南征华中南，北战鄂豫皖，中原突围，于1946年秋，返回了离别两年之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三）
如果说，南泥湾是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摇篮、学校和发祥地，那么，驻新疆部队的屯垦戍边就是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端。驻疆人民一野一兵团二军五师，按部队番号的衍变就是当年战斗在湘赣苏区、长征路上的红六军团，抗日战争时期从太行山回师延安在南泥湾大生产的三五九旅。贺老自豪地说：“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我们开赴南疆阿克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政权建设。紧接着，就遵照党中央、发出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屯垦戍边大业的军垦第一犁。我们二军五师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发扬光大在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周边……”
1953年初春，农一师顶着风沙、料峭春寒，浩浩荡荡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沙井子原野进军。战士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向亘古荒原宣战，开荒造田、挖渠修路。当年，战士们将作战地图变为勘测荒地的地图；将炮兵瞄准镜改做水平仪；用炮弹皮打造成开荒的坎土曼开荒造田。机力、畜力不足，就用人力拉犁。为了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有的战士手上肩上打满了血泡，有的因体力透支倒下了，还有的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塔里木。到了1953年年底，农一师全年开荒造田3．8万亩，生产粮食2525吨、棉花139吨，工农业生产总值959．24万元。在被晚清政府高官李鸿章称做“不毛之地”的南疆沙漠边缘，“塞北变江南”的屯垦戍边大业初战告捷。在欢庆的锣鼓声中，当年任农一师政委的贺劲南即兴挥毫作诗：“戈壁沙滩起变化，田园无边美如画。转业屯垦沙井子，军垦戍边第一家。”
说到当年一起长征、一起打日本鬼子、一起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一起保卫延安、一起挺进天山屯垦戍边的许多老战友一个个相继离去，贺劲南老人情不自禁泪水潸然；看到今天戈壁沙滩的沧桑巨变，老人乐观开怀，感慨万千。
如今的农一师，今非昔比。截至2004年，已经拥有人口28．32万，生产总值达35．82亿元，位居兵团第二；人均GDP1．227万元，高于全兵团平均值，位居兵团第一。
近几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的凯歌声中，农一师三个产业齐头并进，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精准种植、粮棉果畜四业并进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国”字号大农业，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棉粮生产基地，以人为本，建起了以花园城市----阿拉尔为标志的十几座现代城镇，在世界最干旱的中亚沙漠地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
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自打改革开放26年以来，以井冈山精神、延安南泥湾精神为火种发展壮大起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模范地成为了新疆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和边防巩固的四个力量。经坚强执著的兵团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不懈努力，2004年兵团生产总值达302．2亿元，人均GDP已达1．18万元，在西北五省区遥遥领先。而农一师在全兵团“三个文明建设”当中，一直处于领跑或领先位置。
（四）
1988年，老红军贺劲南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兵团副政委、兵团党委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离休以后，革命情怀依然。他笔耕不辍，经5年多的不懈努力，于1994年出版了革命回忆录《跟随王震长征》。他阔别多年的老上级、老师长徐国贤将军撰文称赞说：“我清楚地记得他（贺劲南）刚入伍时连一封简短的家信都不会写，曾因请人写家信而闹过笑话。可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竟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这回竟写出并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革命回忆录。由此可见，他的革命精神和学习精神之坚韧……”
是的，离休后的贺劲南进取的锐气一直未减。这位为革命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三五九旅老兵，依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在长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白内障等疾病的情况下，拿着放大镜看，也要坚持读书、写作，已经撰写和出版了革命回忆录百万字之多。
“高原姑苏”——丽江古城
我们乘车前往丽江古城，放下行李，就开始游览丽江古城的夜景。一路走来，到处都是霓虹灯，把古城变成了灯的海洋，光的世界。古城的建筑独具特色，古色古香，住着许多纳西族人。我们沿着四通八达的街道游览，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有名的“购物街”、“酒吧街”，到处人山人海。
第二天，我们去了束河古镇，这里被称作“马帮拉出来的集镇”，到处是为游客准备的马匹。我吵着要骑马，可是妈妈说过几天到了梅里雪山要骑几个小时的马呢，我只好作罢。除了古朴的纳西建筑外，小桥、溪水是束河的一大特色，溪水穿过了整个古镇，许多游客坐在小溪边喝茶、聊天，非常悠闲。大人们羡慕极了，决定从梅里雪山回来后一定要住在古镇的客栈里。
雪山之神——梅里雪山
8月8日，我们最艰难的行程开始了，沿香格里拉前往梅里雪山。我们沿途游览了“长江第一湾”，然后来到了长江第一峡——虎跳峡。虎跳峡是世界著名的四大峡谷之一，以奇险雄壮著称，分上虎跳峡、中虎跳峡、下虎跳峡。我们徒步游览了上虎跳峡，看到了有名的“虎跳石”。中虎跳峡和下虎跳峡道路太崎岖，我们没有继续前进。晚上我们在香格里拉住了下来，因为海拔接近4000米，大家开始有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妈妈的头痛得要炸开，我流鼻血了。我们在领队的建议下，购买了氧气瓶，租了羽绒服，为后面的登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8月9日，我们继续往梅里雪山前进，沿途游览了“贺龙桥”、纳帕海，最后到了我期待已久的白茫雪山。白茫雪山海拔4000多米，我们带着氧气瓶，穿上羽绒服，在领队的带领下，下车采“雪茶”。听领队说，“雪茶”有降血压的功效，我小心翼翼地将雪茶放进袋子里，准备带回汕头给外公喝。傍晚我们到达梅里雪山，住在飞来寺，准备一大早观看“日照金山”。可是为了保证我的睡眠时间，减少高原反应，早上妈妈陪我多睡了一会，牺牲了观看日出的机会。
经过长途跋涉，中午我们来到了梅里雪山最高峰卡格博峰半山腰的明永冰川。明永冰川是目前北半球海拔最低的冰川，像一条银鳞玉甲的长龙，冰山周边青山翠谷。因为体力的关系，我们选择了骑骡子上山，还要一个半小时呢！快到观景台的时候有一段比较崎岖的山路，不能骑着骡子上去，我们必须自己沿着天梯往上走。到了观景台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明永冰川的全貌，明永冰川上全是白茫茫的雪，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雪呢！大家都纷纷拍照留念。欣赏完雄伟神圣的雪山，我们就骑着骡子原路返回，晚上住在了奔子栏。
人间天堂——香格里拉
8月11日，我们从梅里雪山回到香格里拉，领队带着我们慢慢地玩了两天。返程中我们游览了代表梅里雪山十三峰的十三白塔迎宾台；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松赞林寺领队带我和妈妈见了活佛，请他赐予我们平安；我们还参观了亚洲最大的转金桶，去博物馆了解了藏文化。下午我们来到香格里拉国家公园——普达措，大人们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说这里的风景美如画，大家拍了好多好多照片。我们没有坐游览车，沿着长长的栈道走了7公里，游玩了碧塔海、属都湖、高山牧场等等。
8月12日，我们来到了世外桃园——洋塘曲，乘牦牛船、游天河、观花海。那里有杜鹃花、报春花、格桑花、狼毒花等，划船的船夫说如果我们五月份来这里，就能看到大片大片火红的杜鹃花了！傍晚，我们回到了丽江束河古镇，天空下起了小雨，我们赶紧找了一家幽静的客栈住了下来。因为梅里雪山之行太艰辛了，所以大家决定在美丽的束河古镇休息两天，再乘车前往昆明。
春城昆明
8月14日，我们来到四季如春的城市——昆明。我们在昆明逗留了四天，游玩了九乡、金殿、西山龙门、滇池等风景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九乡风景区。九乡风景区是一个以溶洞景观为主体，洞内景观与洞外风光、人文景观、民俗风情融为一体的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有大小溶洞上百座，被誉为“洞穴博物馆”。我们首先坐着峡谷观光电梯下到谷底，坐船游览了荫翠峡，接着又来到惊魂峡、雄狮大厅、神女宫、雌雄双瀑、神田、蝙蝠洞，最后坐索道离开景区。
8月18日，我们坐飞机从昆明回到了汕头。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虽然很辛苦，但是那些美丽的景色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2009-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