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新探

【摘 要】西安事变是一次兵谏事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联合各界力量一致抗日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是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人物，然而历史上对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终究没有将事变的一系列因素进行全面平等的分析与考察，本文将从新角度探讨中共及社会各界因素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影响。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7-0010-03

一、张学良本身的个性和爱国思想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

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共对其影响是最大的、最直接的，其实不尽然，马克思曾经说过：“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即内因才是其决定性作用的，所以离开张学良自身性格去寻找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外界原因，这是极其不明智的。亲手书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谈到了他对西安事变的真实看法：这件轰动世界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得以完全明了，此事的主动者仍是张学良的本身……张学良本身的个性和爱国思想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张学良是一个十分精明之人，他的精明就在于他要时时刻刻为其赖以生存的军队谋算，否则他将失去在此基础之上的权势、地位与名誉。1936年，将东北军调去陕北去“剿匪”，就是为了借东北军的力量消产党的军队，待东北军与共军两军力量相互消耗殆尽之时，坐收渔翁之利，再将中央军调入陕甘地区，乘机消灭政治上具有威胁性的两支部队。1936年12月，飞往西安，召集军政部员部署大举“剿灭”中共方案，亲自督促张学良“剿共”，致使东北军与共军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摆在张学良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遵循命令，与红军开战，但这势必会导致东北军的大量伤亡，东北军实力的大大削弱。一是破釜沉舟，发动兵谏，迫使放弃“剿共”政策，劝蒋和共。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张学良如果选择第一条路，东北军实力必然受损，何况此时日伪军进攻晋、绥之战已经开始，日本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将军队用于内战而非解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岂能面对全国人民大众，更别说张学良自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之人。

1928年皇姑屯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主政东北，日本人想要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欲使其成为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因此摆在张学良面前就有两种选择，一是接受日本人的“利诱”，归降日本，在日本的势力保护之下，保持东北的“独立王国”之位，另外一种是听命于，服从的领导，放弃东北的独立。面对权力与国家统一的两难选择，张学良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放弃了个人及东北军的利益，将爱国思想付诸于现实的行动，维护国家与的统一，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命令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拱手相让，然而的“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使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中国丧失了更多领土，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将失地罪责转嫁于张学良，逼得张学良引咎辞职，下野出国。离开北平之前，张学良曾召集东北士兵进行训话：“我们入关，是为拥护统一。服从政府，以致丢掉老家，流亡在外，我们的牺牲虽这样大，是有价值的。我去后，你们要绝对本着我的意思，服从蒋先生命令，始终一致拥护政府。须知蒋先生允许我辞职是爱护我，我的身体健康非经长期息养不能恢复。我走后，你们一念到我的时候，你们就会念到我们唯一的责任与希望，在于报效国家，把民族复兴起来，而后可达到收复失地，披甲还乡的目的……”[1]（P.157）即使蒙受冤屈，退位权，张学良仍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教导东北士兵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报效祖国，其拳拳的爱国之心显而易见。

二、反对内战的东北军官和士兵对张学良的影响

除去张学良自身的原因，东北军的绝大部分爱国将领士兵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大批的东北军奉命撤退至关内地区。1933年，热河省也遭遇沦陷，落入日寇之手，几十万东北军跟着张学良一起“漂泊”他乡，忍受着背井离乡之苦，东北军迫切希望有这么一天能够打回东北，回到自己的家乡。1936年，被红军俘虏的前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他在参加“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之后深刻地意识到共御外侮的重要意义，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心悦诚服，主动请缨，回东北军做劝说工作。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劝说这一行动，收获颇大，他不仅得以面见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向其说明中共共同抗日主张，而且张学良也因此亲自架机飞来与高福源谈话，通过东北军官高福源的努力，获得王以哲对中共共同抗日主张的深度赞同，甚至连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国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2]（P.30-31）。在东北军的将领与士兵中，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可不止高福源、王以哲。在实行步步紧逼的“剿匪”策略之时，东北军内部的抗日情绪逐渐高涨。1936年10月底，在西安军官训练团讲“赤匪为近敌，日本为远敌，目前唯一任务为剿匪，否则为反动”的第二天，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苗剑秋就在训练团中就蒋演说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视中共的威胁甚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说法简直是放屁[3]（P.23），在苗剑秋一派的青年军官之中，不去抗日，打内战，不去收复东北，做亡国奴这是极为不可取的，共同抗日的情绪与收复东北的心理在东北军之中日愈严重。在东北将士的心中，东北已经被占领了，他们已经变成了无省无家之人，为了实现东北人回到东北去的理想，不少热血东北将士确实无所顾忌，东北军日趋高涨的抗日情绪与收复东北的迫切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实行的一系列“步步紧逼”政策加剧了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

历史上，不难发现，张学良是一个比较拥护政权的人，1928年，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东北易帜，促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1930年中原大战时期，张学良拥蒋通电，率领东北军入关，挽救了的政治危机。张学良一直以来都是赞同的统治，但却一直在防备和利用张学良和东北军，计划一步步削弱东北军，甚至将其分解，除去政治上的威胁。1936年1月21日，张学良第一次接见中共代表李克农，听取李克农关于“抗日反蒋”方针报告，但据当时李克农返回红一方面军后汇报的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情况来看，张学良虽然赞同中共的某些共同抗日主张，但对“反蒋”主张是不同意的，并且表示他对是存在好感的，但在“剿匪”时期暗地里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被张学良发现后，这也逐渐地使得张学良与离心离德。一方面，下令张学良及东北军必须全力“剿共”的同时，却又越过张学良与东北军与中共接触，似有谋和之意。这不仅致使张学良不相信有抗日之心，更加怀疑有利用红军削弱甚至瓦解东北军的意图。另一方面，命令东北军执行“剿共”政策，东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的战争之中，损失惨重，对于东北军的惨败与损失，不仅没有进行慰问，予以帮助，反而趁人之危，取消了张学良两个被歼之师的番号，此时的态度与行为更进一步加剧了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1936年12月3日，赶赴西安，亲自督促张学良“剿匪”，并暗示张学良，如果张学良不全心“剿共”，会不惜一切取消张学良“剿共”的指挥权，并把东北军调开。张学良深知一旦被取消“剿共”的指挥权，东北军势必遭遇之“毒手”，耗于内战，东北军难以保全。对于厌倦内战的张学良，此时“步步紧逼”的政策，实际上对张学良发西安事变起了间接地推动作用。

四、内各地方实力派的作用

除之外，杨虎城、李宗仁、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杨虎城也是一名地方军阀，主政陕甘地区，曾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但长期以来都得不到的信任，他只是暂时维护陕甘地区稳定以及保持西北地方军阀势力均衡的一颗棋子，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而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就十分不满采取的不抵抗方针，对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十分反对，他曾多次向请缨，希望能领军抗日，但是杨的请求未能得到的批准，还受到的进一步冷落。杨虎城深知十七路军非嫡系部队，如果一直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总有一天十七路军成为“剿共”的牺牲品。与其屈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剿共”指令，与红军拼的两败俱伤，还不如联合各地方实力派，用武力迫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甚至在张学良准备反蒋而为采取何种方式犹豫不决之时，是杨虎城的提出的建议，使张学良受到启发，最终采用了“武力”捉蒋的方式。1936年10月底，张学良在西安和洛阳多次劝蒋和共多次，均遭失败。待张学良从洛阳归来，就难以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谏言而向杨虎城询问意见，杨对张直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4]（P.1200-1202），张学良听后，十分惊愕。但杨虎城坚定的语气，大胆的提议，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劝蒋停战的决心，为张学良劝谏提供了一种更“适宜”的方式。当然，如果内只有杨虎城一人赞同张学良的主张，且此前内也不存在“停止内战，联合对外”抗日气氛的话，估计张学良也不会贸然采取捉蒋行动。1936年6月，南方的高级将领李宗仁、陈济棠因不满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联合发动了两广事变，两广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企图夺取南京政权，的统治。在李宗仁、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期间，各地区军阀也纷纷响应，内“停止抗日，一致对外”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停止内战已经是大势所趋。李宗仁、陈济棠等高级将领发动的“两广事变”尽管有反蒋的实质，但它始终是围绕着“抗日救国”这个口号进行的，在政治上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五、爱国青年的抗日爱国运动感召

张学良自身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他发动西安事变的

过程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西安抗日救亡运动促使其思想改变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36年12月9日，正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数千名爱国青年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爱国青年学生还拟写了一份《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呼吁：全民族应当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应当携手立即奋起抗敌，但都未得到陕西当局的响应，示威群众临时决定，向临潼的驻地出发，直接向请愿，要求实行抗日。张学良向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急赴西安至临潼的路上阻拦劝告，面对群起激昂的请愿青年，但却下令要格杀勿论，命令反动当局在西安至临潼的路上设置机关障碍，如果学生青年行至临潼，便可直接开枪震慑。张学良为了防止情况恶化，亲自驾着汽车前来追赶学生游行队伍。当广大学生群众看到张学良的到来，齐拥高呼：“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看到学生大众慷慨激昂的呼声，张学良也泪流满面。为了挽救危在旦夕的祖，学生们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敢于向着反动当局的枪口继续前进，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与的屠杀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深地触动了张学良抗日救亡，收复东北之心。这也让张学良意识到，停止内战，共御外侮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心愿，更是广大青年学生、众多东北将士、各界工人阶级的殷切的期望。

六、中共赤城的联合抗日之心，促使张学良思想的转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地区，张学良就奉之命“围剿”残存的红军残余力量。东北军与红军交战之中，多次均遭遇失败，被红军俘获之人更是不计其数，但红军始终未以胜利者的姿态打骂、虐待或者枪毙东北军士兵，反而对其实行优待政策，愿意参加红军给予编制，需要返回家乡的赠送路费，想要返回东北军的返还枪支，从俘获至释放，红军至始至终都在真诚地对待东北军将士。1936年1月15日，通过东北军被俘将领高福源的努力，中共与张学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相继派送李克农、刘鼎、等中共代表前往东北军驻地与张学良接触，向其宣传抗日主张与联合抗日计划。即使最初张学良并未立刻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和实行联合抗日口号，共产党还是努力地争取，当督促张学良向红军驻地“围剿”之时，为了不使张学良为难，中共多次主动命令红军撤出驻区，让出防地。中共不仅帮助张学良做东北军的思想改造工作，以稳固其统治，还欲在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之时，推举张学良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赤城的联合抗日之心，这使张学良颇为感动。

西安事变的发生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张学良在自身爱国思想为主导因素和社会各界力量影响下而采取的一次爱国救亡行动，迫使停止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加快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步伐，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张学良自身因素在促使其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其统领下的几十万东北士兵与领导人员的行为，使张学良进一步意识到不惜一切，停止内战，共御外侮的必要性，“谏”则生，不“谏”则亡，为了东北士兵的出路，更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他必须采取一切方式谋求“联合”。诚然，之外，中共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也加快了张学良思想的转变，间接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日本发动了一系列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与只顾一己之私，至民族危亡不顾的可耻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从国家利益大局出发，顺应抗日救亡之势，呼吁各界联合抗日，奋不顾身地为统一战线工作而努力，中共的真挚与爱国抗日运动的感召，更坚定了张学良的劝谏之心。

参考文献：

[1]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王卓然史料集 [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2]张魁堂.彭致毛周电，挽救危亡的史诗――西安事 变[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4]张学良.张学良文集（第二册）[M].北京：新华出版 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