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亲历中国航天“从无到强”

“亡国奴”少年的航空强国梦

“我是做过亡国奴的人。”每当回忆起童年时代，戚发轫常会这样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后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开始了长达14年的法西斯残暴统治。他的童年就在这片沦陷的土地上度过。

1938年，5岁的戚发轫随父母从故乡辽宁省复县迁到金州（大连附近）生活。在这座有不少古迹且盛产水果的小城里，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和奴化教育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印记。在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地区，青少年被强迫学习日语并向天皇宣誓效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日本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东北地区的青少年还被视为潜在兵员。

在戚发轫看来，日本侵略军能在中国肆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掌握了（相对于中国而言）比较先进的科技，其战机至少在亚洲相当出色。这使日本能经常对中国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发起空袭，且多数情况下不会受到有效抵抗。 神舟一号发射时戚发轫（左二）在指挥现场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东北也被战乱波及。战争初期，美军飞机时常越境飞入中国领空，侦察甚至袭击。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空军，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很多飞行员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炼，因此不把新中国放在眼里。

已经升入中学的戚发轫发现，美国的飞机经常在东北各地轰炸，但从未到过大连，这是因为当时大连有苏联的驻军。苏联当时的空军也不弱，这也令美国不敢随意去挑衅。戚发轫在念中学时，曾亲自把被美国空军轰炸扫射的志愿军伤员从轮船上抬到码头，并分别送到医院医治，这些惨状令他非常震惊和痛心。

“航空强国”的种子

受日美空军侵略欺凌的时局，在他心里播下了“航空强国”的种子，让他想要为中国打造强有力的空军尽一份力，结束这种任人欺凌的历史。高考时他一门心思要学航空，所有3个志愿全填的是与飞机有关的学校和专业。他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又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

从航空“转行”投身航天

随着美、苏、英等国吸收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火箭技术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导弹成为一种实用武器，与之同源的技术则为人类敲开了进军宇宙的大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将人类带入航天时代。鉴于此，新中国领导人也决定发展人造卫星技术追赶世界科技潮流，研发核武器与导弹技术也被纳入议事日程，以提升的战斗力，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戚发轫“航空强国”的理想也因时局而发生了一些改变。1957年他毕业后据所学专业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国防部五院，成为的技术人才。这是新中国首个为研制导弹、火箭而成立的研究院，有航空基础知识的人才是他们急需的。神秘的色彩包裹了这一群特选而来的研究者，但即使是对他们而言导弹也是更神秘的存在。由于外国技术封锁和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底子，整个研究院里除了院长钱学森外没人知道导弹究竟为何物。

1957年年底到1958年年初，中国决定派技术人才到莫斯科的茹科夫斯基航空军事工程学院进修导弹技术，戚发轫也被选中参与此次留学。但在突击学习了两个月俄语后，苏联又拒绝中国军人前往进修。为了学习当时最前沿的导弹知识，上级命令戚发轫他们转业，再以平民留学生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因苏联在提供援助的同时，担心中国将导弹技术完全学到手。又因戚发轫是在总体设计部工作，他们不希望中国诞生导弹、火箭的总设计师，戚发轫的留学申请恰好是导弹与火箭总体设计专业，故而被苏联以“涉及本国机密”的理由拒绝了。

留学之路走不通，戚发轫却并不气馁，而是立刻开始向国内的苏联援华专家请教。但到了1960年，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和苏联对中国的觊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和技术资料，最后一条求学之路也彻底断绝。但3次求学不成的曲折和变故，反而坚定了他继续这一事业的决心。 飞船发射前戚发轫（左一）为宇航员准备座椅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意气风发的戚发轫参与了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的研制工作。他搞过导弹后又进入一个近似的领域，参与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结构和总体设计，提出了简单可靠的火箭三级与二级分离方案，在飞行试验中得到了验证。正当他打算在火箭研制的天地大干一番时，主管军事科技的聂荣臻元帅亲自批准把他和另外17位航天领域的专业人才，调往新成立的研制卫星的研究院，即后来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他们也被后人称为“航天18勇士”，成了中国走进航天时代的重要骨干。

戚发轫小传

戚发轫（1933年4月26日-），辽宁省复县人。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76年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卫星和飞船的研制，担任过多颗卫星和飞船的总设计师，曾任研究院副院长、院长。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院长亲自授课

“为了揭开导弹神秘的面纱，钱学森院长亲自给我们主讲了《导弹概论》。我上大学时就对钱学森崇拜已久。终于能当面聆听他讲课，领略他的风采和智慧是最让我兴奋的体验。我这个‘门外汉’第一次走进了一个全新领域，见识了导弹的神奇与威力。这让我暗下决心要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乃至生命！”戚发轫说。

从此，他就成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一块“砖”，亲历了中国导弹研发和航天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瞬间。

卫星缘

1967年，戚发轫的工作从火箭转向卫星研制，并成为中国自行研制的首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之一。此后，他又主持了东方红二号、风云二号、东方红三号等6种卫星的研制。

“神舟”飞船的幕后“舵手”

1992年，已59岁的戚发轫接受了一项新任命：中国“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他从担任总设计师开始，一刻也未停止对飞船研制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从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到被称为“最后一次彩排”的神舟四号飞船，凡是能被预想出的、在航天飞行时万一会出现的问题，他都要求设计人员千方百计去发现和寻找。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戚发轫（左一）在航天城与杨利伟会面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争八保九”的时间表，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需要在1999年里进入太空，如果能在1998年试飞则更好。当时间进入1999年，“神舟”首飞又被列入当年中央提名的澳门回归、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庆典这三件大事之一。面对紧迫的时间和当时薄弱的技术储备，戚发轫与飞船研发团队选择了既稳妥又“冒险”的方案，保留了确保飞船返回中国境内的分系统，去掉了与此无关的分系统，一个简化的方案。

但就在神舟一号试飞前夕，飞船上一个关键的定向陀螺被卡住了，要修复这个组件唯一的方法就是拆开飞船的“大底”，也就是返回舱的“底盘”。那里有上万根线路盘根错节，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让飞船彻底报废，延误整个试飞进度。经过复杂的讨论和磋商，时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决定拆开飞船检修。

为了做好这个宇宙飞船的“开胸手术”，戚发轫从头至尾守候在工程现场，关注着每一个细节。飞船的“大底”被小心翼翼地拆开，“五脏六腑”都呈现在维修团队面前。经过检查发现，陀螺的电源部分出现了故障，连接航天员系统仪器的一根信号线的绝缘层也被压坏了。经过检修后“大底”又被完整地安装回去，飞船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故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顺利“起飞”。第二天凌晨飞船顺利降落到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落点与理论值仅相距约11千米，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系列飞船的研发过程中像这种紧急技术攻关发生过不止一次。在神舟二号飞船发射后，有专家又发现一个不安全因素：如果发射后需进行大气层外救生，由于运载火箭燃料未用尽，而火箭与飞船的分离速度又不够，有可能造成空中“追尾”事故，万一爆炸，可能直接危及飞船与航天员的安全。为了避免这种事故发生就要增加火箭与飞船的分离速度。戚发轫立即组织科技人员对飞行程序、飞行软件等进行修改，竭力阻止火箭与飞船在空中“接吻”。 从“航空强国”的理想到与 “神舟”结缘

几年来，戚发轫和同事们为增强飞船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绞尽了脑汁，只要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半点不敢懈怠。这种致力于排除所有疑问的严谨态度，使航天员出征有了更平安的保证。令戚发轫深感欣慰的是四艘飞船都顺利经受了太空的洗礼，而每一次发射都是一次新跨越。航天员“一步登天”的天梯，在一次又一次的跨越中搭建完成。

我们国家的飞船真棒！

2003年10月15日，在神舟一号首飞仅仅4年后，神舟五号飞船搭载着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进入了太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载人航天能力的国家。

时至今日，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越发成熟，并且拥有了自己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但让戚发轫印象最深的，还是神舟五号凯旋之后，杨利伟在机场对他说的那句话：“我们国家的飞船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