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回家!

没有经历过严寒的人，不知道太阳的温暖。没有经历过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永远无法感受我们那一代人远离亲人的那种浓烈的思念和终于回城后掩饰不住的欣喜！ 1974年7月7日，我们20位踌躇满志、天真无邪的同龄人在家长和同学们一句句叮咛和一行行泪水中；在锣鼓阵阵、口号声声的热烈氛围中，来到离家70多里路的农村插队落户。18岁的我们正是不谙世事的年龄。我们觉得眼前那广褒的田野、翠绿的庄稼、那半砖半泥的房子、那衣着朴素的村民、那一声声家犬家禽的吠叫所汇成的美妙交响，是那么优美和谐，新奇可爱。然而，我们的好奇心、新鲜感很快被繁重的农活、艰苦的生活和强烈的思乡情绪一一击碎。尤其像我这样身单体薄的男孩，抡锄头、甩镰刀、刨大粪……哪样活都是勉强地撑着，经常遭到讥笑。集体户的伙食由于管理不善，常常难以为继，缺米少油，每月只能吃一次白米白面。平日里只是玉米馍馍白菜汤，有时干脆就是盐水泡米饭。吃得不好，干活太累，我们的思家之情就像夏天的庄稼一样疯长着。

下乡一年多后，许多知青开始为回城而努力。有的拉关系找靠山；有的凭自己的勤奋劳动和顽强毅力换取农民与大队领导的好感；有的则在城里让父母办了特困、接班和因病回城的手续……我，这几样一条也不沾边，只能听任命运摆布。

1975年3月，大队书记突然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当民办教师。这绝对是个好事，可以不干农活，轻松地拿固定的最高工分，别人都求之不得。我当时没有答应，决定3天后再给他答复。在这3天里我反复权衡利弊得失，特意回家问了母亲和继父，可他们没准主意。当老师虽好，可一旦招工就怕回不去；若不当，又怕我受累吃苦。最后还是让我自己说了算。经过3天的挣扎，我终于回绝了大队书记的好意。当时所有的人都说了件天大的傻事，我和母亲都有些后悔，母亲为此和继父狠狠地吵了一架，埋怨他不关心我，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1976年7月，全省的知青开始大批招工回城，但有一个条件：在农村提干、做教师、做赤脚医生的暂不招工。我暗暗庆幸自己的选择，欣喜地填了一家建筑公司的招工回城表。

在等待审批的时间里，怕那时得罪了大队书记而有什么意外，给他们每人送了两瓶“洮儿河”酒（吉林省名酒）。我下地干活比过去更卖力，见到乡亲们更热情，免得人家说你要回城了架子大了……

10月17日，举国欢庆粉碎“”的10天后，我终于接到了调令！10月25日，我挨家挨户地一一道别，队里用一辆牛车送我到火车站,在一路颠簸中，看到那曾经熟悉而将很快就会陌生的风景，不禁百感交集。

列车到吉林市，我刚走下火车就看到站台上的横幅：热烈欢迎优秀知青×××胜利回家！然后便被母亲、继父、姐姐、妹妹及同学们紧紧围住……那天，一向节俭的继父和母亲竟破天荒地在一家小饭店为我接风，全家人都醉得一塌糊涂！这是那几年里家里最大的喜事。

上班一个月后，我拿回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工资――17元6角。从此，继父不再嫌弃我，母亲也不再为我与继父争吵，家里开始了欢乐而祥和的新生活。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