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新出整身陶人初探

摘 要：新近出土的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整身陶人是重要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有学者认为陶人表现的是女性，鉴于陶人时间、空间、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女性说未必成立。从陶人透露出的信息看，更有可能是一尊男性塑像。陶人不大可能是王者形象，说他是当时的祖先神或男觋形象似非无可能。陶人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探源有重要意义，对于认识红山文化一系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性质也大有裨益。

关键词：红山文化；兴隆沟；陶人；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16-04

2012年夏天，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沟遗址发现了一尊整身陶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陶人出土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限于资料，关于其性别、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一新发现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还望专家批评指正。

一、整身陶人的概况

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是一处包含了兴隆洼文化中期（距今约7600年）、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3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000～3400年）的遗址。2012年，为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的任务，考古工作者对敖汉旗境内的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调查、测绘。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进行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组造型独特的陶片。经过拼对之后，一尊栩栩如生的人像呈现在世人面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官方网站等媒体所披露的内容，以下简单介绍一下该陶人的基本情况。这尊人像的年代约为距今5300年，是目前为止能够复原的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塑像。人像通高55厘米，最围65厘米，头部和面部比较完整，双目圆睁，口部圆张作“O”形，鼻梁高挺，整体面容生动；头顶盘发，戴冠；双腿盘坐，两脚相对；双臂弯曲，右手握住左手，搭放在双脚上；质地为泥质红陶，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身体中空，双臂则是实心的；外表通体磨光，局部施黑彩。可以说，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生动形象的红山文化先民的写照。

以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先生的介绍，概述这尊陶人发现的经过。2012年5月23日，考古工作者在兴隆沟遗址采集到了一些泥质红陶片。这些陶片，稍显特别，顿时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通过初步的拼对，这些碎陶片最终拼接成了一个大致的陶人形象。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发现的重要性，并于5月28日再次来到发现陶片的现场进行采集，发现了嘴部残片。6月30日，刘国祥先生率领考古队进驻兴隆沟村，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并最终在7月初依次发现了陶人额顶残缺的装饰残片、胳膊的残片。而埋藏陶人的地方，正是一处房址。

考古工作者果断的抢救性发掘与精心的修复，使一尊完整的陶人像重现人间。7月6日，专程赶到敖汉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不禁赞叹：兴奋，震撼！王巍先生认为：“首先它是史前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其次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当中重要的新成果，第三是对红山文化乃至辽河流域文明的演进过程，包括当时的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第四它的艺术和造型体现了史前艺术的结晶，当时的雕塑技术令人震惊，也为论证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新的资料。”王巍先生对陶人的发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整身陶塑人像的发现，在考古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迄今为止，中国史前时期的人像很少被发现，红山文化女神庙女神头像的发现也已经距今有3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红山文化的新发现并不是很多。这次红陶人像的发现，恰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二、陶人性别的争议

2012年8月20日下午，在内蒙古敖汉旗举行了“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专家座谈会”，许多著名学者参与了讨论。在会议上，专家们就这尊人像的性别和身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都认为这尊红陶人像的性别为男性。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研究员则认为是女性。冯时先生的具体考证论文《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陶塑人像的初步研究》已经提交“纪念孙作云教授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收入《纪念孙作云教授百年诞辰――暨古代中国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大学，2012年11月11日～13日）。冯时先生认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 、（母）”和“ 、 （女）”字的区别在于字体写法中两点的有无，同时女像形制上对应的胸部的有无应是判断是否为母性的标准，而不是区别男性和女性的标准。由于这尊陶人并没有突出女性胸部的特征，结合古人称女子未嫁曰“女”，适人曰“妇”，有子曰“母”，而认为这尊陶人表现的是女性形象。同时结合商周时期一些玉人、铜人、石人像所表现出双手抚膝跪坐的姿势，指出双手抚膝为男性特征，双手相交状为女性，从而认为这尊人像应当是女性，而且是没有表现母性特征的女性形象。

冯时先生的看法存在一定的依据，但仍存在疑点。首先，红山文化发现了众多的女神像，都是以孕妇形象来表现女性特征的，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普遍有崇拜母性的习俗，而西方也曾出土有大量孕妇形象的塑像，也可将她们认为是土地神、母亲神的象征[1]，先民们通过对母亲神的崇拜来表达对大地赋予他们生产生活资料的感激之情。其次，红山文化所处的地域和时间，和商周青铜文化的人像没有相同的时代、地域背景，进入商周时代以后，在男女像上通过手的摆放姿势可以区分男女的性别，却并不能认为在长城以北、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也有相同的习俗。事实上，这尊人像的坐姿是双腿弯曲、双脚相对，呈盘坐状，即所谓“交趾”，区别于中原地区的跪坐姿势。《礼记・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郑玄注云：“足相乡然。”（这一点蒙陈民镇师兄见告）而且陶人裸身，亦与中原礼制不符。陶人的形象表明，它很可能属于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此，我们就自然不能依据商周的雕塑的形象来追溯这尊陶人的性别了。综上所述，仅凭人像的双手交叉姿势并不足以将其认定为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尊红陶人像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很多信息，都可以证明是其性别为男性。

红山文化时期的众多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女性形象的塑像：东山咀、西水泉和牛河梁等遗址都曾出土小型塑像；东山咀遗址出现过中型塑像，还发现有一些残块，根据比例推测其完整时的尺寸约为真人大小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大型像均出土于牛河梁女神庙遗址，除了女神头像以外，还有一些肩部、手臂、手等部位的残块，据推测其完整时的尺寸或与真人相仿，大的或相当于正常人体的两倍到三倍[2]。

在这些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女神头像，头像现存高22.5厘米，为黄土质泥塑，未经烧制。内胎泥质较粗，捏塑的各部位则用细泥，外表光滑，显然是经过打磨的。头像额部宽而平，额上塑有一突起的圆箍状头饰，耳前鬓角部位有细长的竖带，也应与头饰有关。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眉弓不明显，眼窝浅平，内嵌淡青色圆饼状滑石质玉片为睛，眼尾明显上挑；鼻梁低平，嘴部较长。它的年代相当于牛河梁女神庙的延续年代，约为距今5600～5100年，它也代表了当时红山文化先民泥塑的最高水平[3]。

我们不妨将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红陶人像和得到普遍认同的牛河梁女神像作一番简单的比较。它们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地域也都在赤峰地区，但就人像本身而言，却存在诸多不同。

首先，单从人像的面部特征而言，可以说不存在任何相同的特征，为了说明问题，示列简表如表1：

其次，伴随着牛河梁女神像的出土，周围也出土了一系列其他的塑件，如肩部、手臂，线条柔和，还有出土女性的，均体现了明显的女性特征[4]；而兴隆沟红陶人像的胸部腹部平坦，脖颈竖直，双肩较平。

最后，人像的双手呈交叉状，可能被认为是女性的姿态。红山文化发现的其他塑像中也有很多双手交叉的姿态，但这在当时或许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足以区分男女。在赤峰宁城曾出土一件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阴阳青铜短剑，剑柄的两面雕刻了男女不同的形象，两者都是双手交握，不同之处在于女性形象是双手交握置于胸前，男子则是双手置于小腹，其姿态跟兴隆沟整身陶人的姿态类似。这就说明了，即便到了商周时期，北方长城以北地区的男性人像姿也有双手交叉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男子双手抚膝的姿势。

可见，这尊红陶人像更有可能是一名男子的形象。

三、陶人身份蠡测

牛河梁遗址方圆约1.2公里，出土女神像的神庙处于中心位置，十余处积石冢、祭坛环绕在周围。女神庙中出土的泥塑人像残块属于多个个体，可见庙中陈列的应是女神群像；除泥塑人像以外，还出土了鸟、兽的塑像。这样看来，女神庙中剩余空间不大，显然在祭祀过程中能够进入神庙的人数有限。这种状况明显表明，在当时社会，神庙的地位非常重要，在神庙内进行的祭祀也是仅由极少数的特殊人物控制，可想而知女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应当是处在宗教观念中的中心地位。女神所代表的土地神、母亲神，也是当时地位至高无上的至上神[5]。

出土整身陶人的兴隆沟遗址曾出土过3具裸身相拥的女性形象，可能是女性崇拜的象征。而这尊整身陶人却是出土于一座半地穴式房址，也没有发现与祭祀有关的遗存，可见其地位并不崇高，至少远远不及牛河梁女神像的地位。

那么该如何解释在红山文化时期，普遍崇拜女神的同时又出现这样一尊保存完整、制作精良的男性人像呢？

有学者认为，由于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男性人像，因而陶人表现的可能是一位王者。但这种说法可能并不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讲，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中心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物化标志。红山文化以大型“积石冢”、“女神庙”以及精美的玉器为文明的标志。虽然不具有青铜器和城市，但它已进入文明阶段是不容置疑的事实[6]。苏秉琦先生认为当时“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7]，并且曾直接指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8]但传说中黄帝所处的时代普遍认为在距今5000～4000年，而红山文化的时代明显早于这个时间段，陶人的年代也为距今约5300年，出土位置也只是一座半地穴式房屋。虽有“黄帝三百年”的神话传说，但显然仅仅是神话而已。所以若将陶人认为是一位王者甚至对应为黄帝，还需要更多的实物资料来证明。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陶人与祖先崇拜有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陶人的各个部位，神态、坐姿、面部特征都非常有特点。盘腿而坐的姿势，与寺庙中供奉的神像非常相似；口部作呼喊状，很容易联想到巫祝形象。有学者讨论过东北男觋早期巫教的问题[9]，该陶人或与男觋有关。在红山文化崇拜女神的大环境下，在不同地区不同习惯的先民中可能存在有不同的信仰形式。说它是红山文化祖先神或男觋的形象，似非无可能。限于材料，陶人的性质尚难论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陶人发现的意义

这尊陶人是目前所知第一尊、也是最大的一尊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它以写实的手法，生动地再现了五千多年以前的先祖形象。

从陶人本身的姿态来说，它的坐姿和手的摆放位置反映出了长城以北和中原地区的人们在传统习俗上的不同。后世中原民族由于服装方面上为衣下为裳的特点，只能采取跪坐的姿势，也称为“跽坐”。古人席地而坐，即是跪坐。这尊人像双腿弯曲、双脚相对的盘坐状，可见是明显区别于中原习俗的。后世的中原民族将盘腿而坐的民族视作蛮夷，陶人形象恰恰满足这一点，区别于后世中原民族的习俗。

同时，在认识先民的原始宗教方面，陶人也提供了重要线索，它可能与男觋与祖先神有关。牛河梁女神像出土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件女神头像是红山文化的始祖，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女神像仅仅是一个人面像，而这尊人像是完整的高度写实的整身人像，不仅为研究红山文化时的、社会状况，甚至为“文明起源多元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红山文化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以北地区最发达的史前文化，出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大多与宗教活动有关，表明当时社会手工业分工的存在，不同墓葬中出土随葬品的多寡，反映了墓主人的等级差别，社会阶层分化、不同等级已经形成，宗教权力集中。继“女神庙”、“积石冢”、祭祀玉器、女神像以后，又发现了这尊完整的陶人，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进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力依据。

红山文化的时间约为距今6000～5000年，前后跨越了一千年；红山文化以后，在同一地区发现了小河沿文化，它的年代为距今约5000～4000年，在时代上晚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大南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关系密切，在陶器方面，都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陶、彩陶，器形方面都有筒形罐、钵、盆等，红山文化晚期流行的玉器在大南沟遗址中也得到了延续。因此，将大南沟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看作是红山文化的后继文化，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元前2000年，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北方地区长城以北一带出现了夏家店文化，后又将其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一支土生土长的青铜文化，年代约为距今4000～3400年，大致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相当；其主要分布范围在老哈河及大小凌河一带；较大的聚落常有围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并且出现了石城；夏家店下层文化也被认为与小河沿文化存在联系。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夏家店上层文化兴起，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出土有大量青铜器，以兵器居多，同时出土有独特的青铜容器，制作精美，足以与同时代中原最发达的地区相媲美，如刀、镞、矛、短剑等，甚至还有中原系青铜礼器，但它主要体现的是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特色。

东胡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和延续年代都与东胡族的活动范围相吻合。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中，死者多头向东或东南，并多见殉犬习俗；男性墓中，常出土有曲刃青铜短剑、铜镞等[10]，与东胡族马背上的生活相适应，在那个时期还没有出现马蹬，因此使用长剑容易在马背上失去平衡，而且青铜剑坚硬且脆，容易折断，因此这一时期多使用青铜短剑；墓葬中出土人头骨资料显示出头顶不蓄发的现象，也与东胡族“髡头”习俗相符合，因而可以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为东胡[11]。东胡族系源远流长，除乌桓、鲜卑之外，柔然、拓拔、契丹、室韦、蒙古也属于这一族系。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先民的族属，学术界尚有争议。而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也并不一定存在连贯的族属继承关系。但总体而言，本地区的文化演变是承传有序的，并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异质的现象，此番发现的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2〕〔5〕张星德.红山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8-81，71-75，84.

〔3〕〔4〕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J].文物，1986（8）：18-24.

〔6〕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7〕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J].文物，1986（8）：41-44.

〔8〕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9〕杨伯达.东北夷玉文化板块的男觋早期巫教辨――兼论兴隆洼文化玉文化探源[J].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研究专辑，2008（S1）：1-12.

〔10〕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0（4）：451-500.

〔11〕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J].考古学报，1987（2）：17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