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立春》看顾长卫电影中的边缘人形象

[摘要]顾长卫的两部电影《孔雀》、《立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体现了中国现代电影因时展、社会变型而产生的种种变化，通过对小城镇各色边缘人的刻画，体现了时代变迁与底层国民面貌。

[关键词]顾长卫　《孔雀》　《立春》　边缘人

作为“第五代”金牌掌镜人的顾长卫《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名片的摄影师)遵循“摄而优则导”的规律，2004年执导的《孔雀》于2005年柏林电影节荣获银熊奖，国内票房最终近一千万；2006年执导的《立春》，女主角饰演者蒋雯丽在2007年第二届罗马电影节上荣膺影后，国内首周票房过百万。这两部电影作为纯文艺片，关注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之时小城镇边缘人群像，在商业上尤其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和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等著名导演一起，顾长卫与北京电影学院的美工摄影同学吕乐、侯咏、霍建起等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辉煌，当他们在新世纪初转行做导演时，由于和第五代导演有着相似的生活时代和教育背景，他们的电影与“第五代”电影一样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文化反思，但他们开始执导时，中国社会已经从第五代兴起之时的八十年代初，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消费主义不期而至，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市民话语逐渐兴起，第五代电影人所坚守的精英主义、批判意识和宏大叙事已经无法再整合全社会的文化思想，因此他们不约而同的舍弃了第五代“民族－历史”寓言的创作方式，电影的内容也由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变为现实的日常生活化呈现，在文化思想、审美追求和艺术手法上更接近大多数“新生代”电影人的追求非中心化的题材与主题(普通人与边缘人的生活史、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政治)、生活化平面化的艺术风格(零度写作与即兴创作、大量长镜头的运用)。

顾长卫的《孔雀》与《立春》正是这一类电影的代表，它们拥有导演个人的鲜明风格，虽然说人物故事不同，但是意蕴一脉相承《孔雀》结尾弟弟说：“我记得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不远了。”《立春》开篇王彩玲说：“每年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故事发生地点都是虚拟的“鹤洋市”――一个最为普通平凡的中国小城镇的缩影，时间上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孔雀》讲述了1977年到1984年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情感命运，《立春》记录了1988年到1998年间以王彩玲为中心的一群小人物的欲求挣扎与命运沉浮。《孔雀》讲述生活在“鹤洋市”里的一个五口之家一段时期内哥哥、姐姐、弟弟三个年轻人各自的一段生命历程与生命状态：姐姐高卫红20出头，是削瘦清秀的女孩，有一种清教徒似的气质，但内心刚烈执拗，可以为了梦想狠得下任何心：哥哥高卫国二十三四岁，小时得病落下轻微脑疾，但以为他笨的人，往往还不如他心底里透着明白，弟弟高卫强十七八岁，敏感、忧郁，内心过于丰富，以至于人累得有些慵懒，他们在青春期呈现出来或明朗或冲动或懵懂的理想追求，但最终却经历了理想幻灭、神经抽搐、精神萎靡，以至日子平淡、尘埃落定的过程。《立春》冲的城镇音乐老师王彩玲不甘心于现实的平庸。自命不凡，一心想要考国家歌剧院，一次次的跑北京买户口碰钉子、求职求学碰壁、看歌剧，回来到处宣扬自己很快就要调到北京去了，但最终顺应商业化潮流当起肉贩子过上了小康生活；与事业不遂、精神追求失落一样。爱情婚姻照样不顺利，只因“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30多岁还是处女，尽管和几个男人有过感情纠葛，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面对小市民周瑜热意追求的时候以“宁尝仙桃一口，也不要烂杏一筐”回绝了，爱上了喜欢画油画，总想考进中央美术学院，却每次都是铩羽而归的艺术青年黄四宝，谁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为此跳塔自杀未遂；对酷爱芭蕾舞，被周围的人们视为怪胎的小城群艺馆的胡金泉老师结为名义夫妻的乞求，又以“你是别人喉咙里的骨头，是个怪人，而我只是不甘平凡，有朝一日我累了挺不住了，会选择妥协，过平凡人的生活”严辞拒绝。最终只得在求助婚介所无望后到福利院抱养女孩来寻求精神寄托。――无论是姐姐还是王彩玲，这两部电影都揭示了小城镇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人性挣扎和精神面貌。

边缘人是指生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行为超出社会一般准则的非主流人群。边缘人的行为，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国家或地区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言，或是显得不道德，或是显得不正常，或是显得病态，却又富于诗意、传奇或乌托邦的色彩，往往对自我或他人造成伤害。他们之所以“边缘”，完全是因为他们“另类”。“另类”表示特殊，而特殊的人物往往是电影塑造的好题材。《孔雀》中的三个主角，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解体，国人信奉“铁饭碗”之时，都没有固定工作，姐姐经历了幼儿园教师－报考伞兵失败－刷瓶工人－结婚－离婚失业－再婚的生命轨迹；哥哥天生弱智，最终只得以开小吃摊谋生；弟弟则边缘的更加彻底，辍学出走，漂泊流浪，缺失的那段指头正是某段不光彩生活的记录，只能靠着女人吃软饭。《立春》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孔雀》不同，改革开放进度加大，市场商品经济正在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物质主义盛行，尽管王彩玲(师范学院音乐老师)、黄四宝(钢铁厂工人)、胡金泉(小城群艺馆老师)都有稳定职业，但在唯钱是问的时代，不光经济上处于边缘状态(王彩铃每次来去北京只能坐最差的火车。看歌剧也只能买开场后的廉价票：黄四宝无钱雇佣模特只能自己画自己)；精神追求上更是显得异类，本来对歌剧、绘画、芭蕾舞的追求是高尚的艺术享受，但在闭塞保守的小城镇环境下，在只知追求物质(以周瑜为代表)与感官享受(以小张老师为代表)的城镇小市民眼中不啻“怪物”“变态”，因此他们根本没有生对地方。

一、边缘人的生存时空

顾长卫特意选取了1977年――1998年这一时间段作为叙事时间，这段时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如火如茶的进行，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基础的改变导致了上层建筑的变化，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转型日趋深入，显形层面的器物性转型逐渐演绎到隐形层面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价值观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作为社会价值观、道德与伦理的载体的人，以及复杂多变的人性，最能体现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激烈的时代变迁，这个时刻，也是文学艺术最容易出成果的时候。顾长卫的边缘人们，生活在这个发展迅猛、思想观念急速转变的时代，不得不面对一次次的追求与幻灭、欲望与挣扎、希望与失望。

再来看一下这些边缘人的生存空间。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大多 数，但近一个多世纪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演变，中国也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小城镇，在建国之后，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为党中央所重视，希望通过城镇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逐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个“三农问题”；通过培育城镇积累功能和自我发展机制，使已经非农就业的、过剩的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从而减轻有限的农地已经超载的农业人口负担，以保证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以平均每年0.625％的速度递增：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小城镇大战略”方针，小城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8年，我国共有小城镇45462个，其中建制镇19060个，到2000年增至20312个。小城镇，因其存在的普遍性，承载着众多中国人在经历社会转变时的喜忧哀乐，折射出急剧的时代变迁与深刻的人性内涵，当之无愧的成为连接工业城市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的交汇点。而《孔雀》《立春》故事发生的地点――“鹤洋市”，正是众多中国当代小城镇的典型代表，也是边缘人们生活、追求、失败、幻灭以至或妥协、或反抗、或堕落的生命轨迹的见证者。

二、边缘人的类型特质

(一)理想主义者

《孔雀》中的姐姐高卫红和《立春》里的王彩玲都属于理想主义者，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可以飞蛾扑火，九死一生。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叔本华曾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欲望，都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来体现人生价值，但是大多数人在遭遇诸多困难与挫折之后，逐渐放弃心中的彩虹，在现实与期望之间获得平衡，安于平淡的生活，但高卫红与王彩玲都不是轻言放弃者，为了理想可以不顾周围人的不解与嘲笑，不顾周围环境的庸俗与狭隘，矢志不渝、坚定不移，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始终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姐姐高卫红不甘平淡、难守寂寞，在经历当幼儿园老师不成、报考降落伞兵不济、追求北京军官未遂、受到家人的冷落与漠视种种遭遇与挫折后，依然高昂着头颅、飞快的骑着单车将象征着自己一飞冲天的梦想的蓝色降落伞轻逸饱满的绽放在狭窄庸常的小镇里；王彩玲生活窘迫、感情寂寞、精神凄苦，身为小镇音乐老师的她一心想唱到巴黎歌剧院去，因此一次次的坐上开往北京的廉价火车，一次次的受到办户口小贩的期瞒与敲诈，一次次的承受来自北京各音乐学院的讥讽与打击，一次次的接受同事看似怜爱实则奚落的关怀，这些伤害积聚至失恋之时，她已生无可恋，穿上自己平日细心缝制的蓝色演出服跳塔自杀，这种决绝与勇气，使迎风飞扬的蓝裙恰似盛放的睡莲，与高卫红的蓝色降落伞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理论，人有着持续不断的欲望，而当这种欲望不能满足时，也就是人最痛苦之时。高卫红与王彩玲都是凡俗之人，但是精神追求却比常人来的强烈，《孔雀》怀《立春》作为写实性极强的电影作品，自然没有让她们美梦成真：前者为了摆脱刷瓶工人的尴尬地位而以婚姻作为交换嫁给了局长司机，后来离婚又再婚；后者求助婚介所无果后领养了一个兔唇女孩，干起了个体户。――这样的选择，对于心比天高的她们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是她们不隐忍趋附(如高卫国)，不随波逐流(如高卫国、周瑜)，不自甘堕落(如黄四宝)，不自我放逐(如高卫强、胡金泉)，虽然没有实现梦想，但始终不放弃做人的尊严，信守着自己的人生原则，虽然跟随命运沉浮，但心中的梦想却永不褪色。《立春》的最后一幕，王彩玲身着华服，伴随着交响乐队恢宏悠扬的旋律引吭高歌于歌剧院中，片尾打出“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的字幕，正是导演对她的同情尊重之情的充分体现。

(二)现实主义者

《孔雀》中的哥哥高卫国与《立春》里的周瑜都属于现实主义者，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浑浑噩噩，庸俗无能，安于现实，得过且过，只有低俗的现世物质、本能追求，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显露出人性的丑陋面。哥哥高卫国身躯肥大，表面痴傻，实则大智若愚，凭借父母的偏爱，无情占据着生存空间与生活资料，使妹妹弟弟的生活变得更为逼仄，最能体现这点的是自私无情的他把从弟妹那里多占过来的糖给鹅吃：在理发、学单车、在澡堂里受辱晕倒、追求美丽的女工人、把同事关在冷冻仓库里、找对象这些事上，家里的每个人都围着他打转，养成了任性自私、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虽然他在家里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但在外面却因为笨拙愚蠢时常受欺负，倚强凌弱的本性使他隐忍、退缩，反而去讨好欺负他的人，丝毫不讲尊严价值。《立春》中的周瑜，貌似尊崇仰慕艺术，附庸风雅，结交学习美术的黄四宝与音乐教师王彩玲，实则胸无大志；表面上真诚的帮助黄赴考，实则心存嫉妒，尤其是黄离开后他拿着黄为王画的画要挟黄母以谋私利，更暴露了他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但正是这两个人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有过本能而低俗的欲望，但是未能达到目标时也没有像两位女主人公一样执着坚毅，而是接受现实、断然放弃，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过着尽管平庸却满足适意的生活哥哥高卫国追求美丽女工人未遂，便娶了瘸腿老婆，开起夜市摊；周瑜追求王彩玲不成，也结婚生子，对女儿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满足骄傲之情。这两部电影似乎都少了一些诗意追求，似乎想要说明踏踏实实的活着的人才是真实的人。

(三)逃避主义者

《孔雀》中的弟弟高卫强与《立春》里的黄四宝、胡金泉都属于逃避主义者，他们都曾经有过梦想与冲动，但最后都选择了生命的逃避，尽管各自逃避的方式不同。弟弟高卫强的青春被倔强的姐姐与痴傻的哥哥所挤占，是家庭中最不受重视的人，他用粉笔涂白运动鞋、画女性画、暗恋同桌女生打发着寂寞清冷的青春，之后的离家出走，为平日看似温顺驯服的他的叛逆青春添上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用消极取代积极，用虚无代替充实，用逃逸替代直面，似乎让生命永远消耗在无所事事之中；黄四宝原本是个胸怀大志的热血文艺青年，在艰苦庸俗的环境里自强不息、奋力自学，但脆弱敏感，缺乏坚强意志，几次投考中央美校失败之后，消沉颓废，倚酒买醉，终于在绝望中放弃梦想与道德操守，靠骗取婚介中介费谋生，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灵魂发生了深刻裂变，人性在异常环境中畸形异化；胡金泉几乎是一个最具悲彩的逃避主义者，他酷爱芭蕾，醉心于舞蹈艺术，像水仙花般自我欣赏，但和王彩玲一样，在低俗庸常的小城环境里，难免有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之嫌，他不被人理解，反被称为“变态”；他的翩翩舞姿不被人欣赏，反而遭遇喝倒彩：他想要和王彩玲假结婚的设想被断然拒绝；――他只能痛苦的生活在俗世而不被社会所容，最终，他只得以故意犯罪的方式结束了孜孜以求而又艰难困苦的艺术生涯，以自身世俗生活的酷烈完结实现了对生命的终极放逐，只是在监牢里依然踮步起舞。

顾长卫的《孔雀》、《立春》一以贯之的体现了相似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描述了生活在小城镇中处于急剧变化的时代大潮这一生存时空中的各类边缘人的欲求挣扎与命运起伏，对现代中国的底层社会做了精确而又较全面的描绘，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有了更深八的了解，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不啻为电影之中的优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