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存在问题及制度完善

摘 要：本文通过在甘南民族地区的访谈，重点探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四个问题，这些问题都对“非遗”及其传承人保护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为此，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承人；认定程序；分类保护；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1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加强对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总体上，传承人的保护仍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尤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危机最为严重，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的悲剧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在甘南七县一市等地的田野调查，探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传承人的认定问题

传承人的认定是传承人保护前提和首要步骤，只有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认定制度，才能遴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民族文化传承人并加以保护。我国采取的是政府认定为主的传承人认定模式，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认定条件、程序等作了简单规定，但公示方法、异议等程序不具体，救济措施不明确，一旦地方政府官员出现偏私，就可能导致选出的传承人不合格，遗漏真正的传承人，影响传承工作的开展。

二、如何完善我州“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制度

（一）引进申报备案和群众推荐制度

将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主体扩展到传承人自身和群众，引进申报备案制和群众推荐制度。这种认定制度可以有效扩展“非遗”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人，进一步扩大“非遗”保护的参与面，让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常态化、程式化，减轻政府机关的工作负担，发现更多的传承人，提高传承人保护的效率。

（二）传承人评审时听取群众意见，引进专家考核机制

很多地方政府运用“非遗展演”的形式来保护“非遗”及其传承人，在选择申报传承人时，可能会倾向于那些文化程度高、对外交流能力较强、形象较好的传承人，而忽略那些自我表达能力较弱手艺极佳的传承人，导致评选出的传承人不是最具代表性甚至不合格。要避免这种流于表面的形式书，深入到群众中，听取群众的意见，深入了解传承人的传承历史和技能。

（三）制定合理公示制度，确定有效的异议细则。

在传承人评审中制定合理的公示制度，虽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明确要求国家级传承人的推荐名单要向社会公示15天，但并未明确公示的方式、公示的范围、公示的内容等。对于身处大山中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若在政府部门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几乎没有意义。因此，有关公示的方法、内容以及政府对公示内容的解释等，都应当加以明确并力求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和实际。

三、加大传习人的培养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调查发现，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一）大幅度提高有突出贡献传承人的津贴待遇，增加发放传习人津贴

目前，在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承人的津贴根据其级别有所不同，国家、省、州、县四级传承人每年的津贴分别为1万元、5000元、3000元、600元左右。年轻人在外打工每月很容易获得一两千元的收入，每年几百元到一万元的津贴在经济上对年轻人缺乏足够吸引力。现行的津贴发放额度、对象和发放方式都应当作适当的调整。一是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可大幅度提高其传承津贴。二是可以在传承人津贴之外发放传习人津贴，选择部分确有兴趣学习非遗的年轻人成为传习人，发放约等于当地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津贴，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三是将每年一次性发放改为按月发放，让传承人有“领工资”的安定感觉，鼓励传承人留在乡村安心传承和传习传统文化。

（二）保留农村居民待遇的同时提供城市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

一是加强经济生活保障；二是提高社会福利保障；三是加强精神关怀与鼓励。

（三）提供进入高校进修学习并获取国家认可的学历和职称机会

在津贴和社会保障之外，晋升学习的机会对年轻的传习人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对于潜心专研民族文化的传习人，通过适当的考核机制，送他们进入地方高校进修培训。

四、加大传承人管理力度

（一）加强对传承人的合同管理

很多地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均与传承人订立有合同，要求传承人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授徒、表演等任务，但调查中发现，所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对传承人的考核也流于形式，所以要适当调整，规范合同内容。

（二）加强群体性传承人的认定

根据我国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认定程序，地方政府在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时，只能以个体名义申报，政府只认定个体性代表性传承人，即使有些传承项目需要许多人配合才能完成，也只能选择群体中的某一个人，作为传承人加以申报。通过研究发现，这种传承人认定方式，一是导致某些“非遗”的光环集中在传承人身上，使其“独占”相关利益，并直接导致传承人从乡间“出走”而文化身份模糊。二是节日、习俗等集体传承项目，没有认定传承人，这些项目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非常不利于这类“非遗”的保护。因此，必须改变目前仅仅认定个体性传承人的做法，加强群体性传承人的认定。

总之，通过国家认定个体性传承人并向其发放津贴，这种保护模式对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全国“非遗”种类繁多、各地“非遗”传承的危机不同，非遗传承人面临的现实困境差异极大。作为民族地区，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其发展旅游经济、完成后发赶超的重要资源，我们应该在“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方面进行立法探索，为我国非遗传承与保护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