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文化”与中国电影

针对当前世界文化格局的现状,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的构想。我以为,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弘扬而言,此举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极文化”是相对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这两“极”而响亮地提出的中国文化的巍峨之极。前二者都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又有造成人类灾难的一面。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则是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独立传统,且具有强大的文化根基和持久的生命力。

仅就中国电影产业而言,欲使其繁荣发展,扩大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真正强大的动力是什么呢?诚然,资金是必要的,数码技术是重要的,娱乐是需要的,票房是绝对不可小视的。然而,即使拥有丰裕的资金,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必然辉煌;数码技术可以极大地丰富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但文化内涵贫乏的电影难以走向世界,一味追求技术也许反倒成为炫技;人们辛勤劳作之余需要娱乐,但娱乐至上绝不可取,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赚取可观的票房可喜可贺,产销倒挂,债台高筑,只能关门大吉,何谈可持续发展,遑论走向世界?但是,如若将票房视为电影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又意味着什么?

在社会的浮躁现象日渐泛滥的当今,我们冷静思考一下,中国电影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日渐失落的是什么?正是本应大力弘扬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电影优秀的东西,包括艺术观念和运作理念,我们应当学习、借鉴,但不能是低层次的模仿、炮制。面对浮躁的社会风气和由此形成的浮躁的文化消费需求,我们不应当迎合,而应引领,用艺术感染力强、观赏性强,具有中国文化品质和气派的电影产品占据市场,进而走出国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能够进军好莱坞,靠的是精彩卓绝的中国真功夫,而不是西式拳击!

我不禁想起《小城之春》、《马路天使》、《林则徐》、《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芙蓉镇》等等宛如璀璨明珠的电影作品,极富中华文化的特色,且具有一种批判的锋芒,从而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我不禁想起《原乡人》、《小城故事》、《中的一条船》、《秋决》、《悲情城市》等等名作,至今忆起仍倍感温馨,感人至深。我甚至还清晰地记得一部名为《你早,台北》的电影里有一首反复唱着“你早,台北”的歌,那嘶哑的男声,那有些苍凉却满含底层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情感,虽然我不会完整唱下来,却至今萦绕在我的心里,难以忘怀。我不禁想起《屈原》、《抢新郎》、《英雄本色》乃至《叶问》,大俗大雅,大雅大俗,雅俗共赏。

我这样回顾,绝不只是一种怀旧情结。如同任何事物一样,电影也在发展,在变化,在创新,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广大电影消费者从这众多的电影产品里感悟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内蕴,具有久远的艺术魅力,当然也拥有广阔的市场。

当电影跨入新世纪时,人们对于电影到底是什么似乎反倒迷茫了,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等分类众多。难道“艺术电影”就不是商品,就不要走向市场了吗?难道所谓“商业电影”就不讲艺术品质了吗?《巴顿将军》岂不是美国的“重大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克莱默夫妇》、《辛德勒名单》、《美丽人生》、《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拆弹部队》等等影片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电影就是电影,是制作给广大电影受众欣赏的精神文化产品,而且力争拥有尽量多的消费者自发地参与审美才好。

未来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发展,其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正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海纳百川的“第三极文化”。

中华文明是古老而又现代的最具连续性的文明。比如,从西周直到近代,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都把研究“天”和人的关系摆在极高的位置。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重“道”,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自然界本身的产物,“道”外之物。这种天道自然观产生于2500多年前,不能不使我们对先贤肃然起敬,其睿智的光芒令我们倍感骄傲。“顺天应人”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观的主流观念和文化建筑中的重要思想支柱。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均重视人,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中国的先贤认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元素,和谐的五伦构成和谐社会。西方文化中少有五伦的概念,人总是以个体的形态同家庭、社会相处。它的长处在于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的自由与权力,不足之处是家庭的凝聚力不足,于是松散的家庭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学家的头等研究课题。伦理的道德标准,也是造就杰出人物的道德熔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其伟大的人格正是在伦理观念的陶冶下铸成的。那些光灿耀人的英雄也为我们民族的道德和正确的伦理观树立了千秋不灭的榜样。

孔子对民族、社会道德提出了一个核心和最高标准,这就是“仁”。孟子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义”作为民族道德的核心和最高标准。“义”就是正义,“舍生取义”则将这一原则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精神。仁义、道义、礼仪、信义、忠义、廉义、德义成为中华民族道德气节的标准,与重“利”相对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未被异质文明所湮灭,与“舍生取义”的精神有着莫大关系。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字,据现在已经发现的,全世界以各种文字翻译的版本有一千多种,出版数量仅次于《圣经》。

中华民族古老独特的生活方式更是多姿多彩,这涵盖了饮食、保健、生活方式的内涵与情趣等诸多方面,如三千年华夏节俗: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那七夕岂不就是中国式的情人节。特别是“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文化,西方也是羡慕不已的。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

对中华文化作一极为简要的回顾,同样不是“怀旧”或“怀古”情结,我实在是被伟大的中华文化深深感动。我也不是主张大量摄制中国古代题材的电影,我只是想说,中国电影应当从先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中汲取精华和营养,以此观照当今的社会百态,制作出更多更上佳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电影。常说越是具有民族性才越有世界性,此理甚精、甚警!

世界上有“北极”和“南极”,还有“第三极”: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五十多年前,我曾在世界屋脊高原战斗过整整四年,还数次登临珠峰脚下。虽然不能像中国登山运动健儿们“登顶”,但心中已然升腾并品味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无比自豪感了。此处所说之“极”,当然是于地理上之自然景观而言,但是,“极”的概念又可以引申为经济、文化和艺术。是哪位贤哲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总觉得别人高大?那是因为你跪着的缘故。站起来吧!”

读过一篇文化时评,思索良久。文章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艺术,为什么如此四处开花般地需要搞笑,而且是处处离不开这样无厘头的搞笑?似乎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搞笑的方式来进行,搞笑真的成为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好玩取代了好听或好看,粗俗取代了高雅,有意思取代了有意义。难道我们的时代只需要如此浅白的搞笑,而不再需要幽默大师?娱乐以及从娱乐中找乐,并非十恶不赦;但我们在如此搞笑形式与样式中找的乐,却都是在向下滑落,起码已经不是智慧的乐、体味人生况味或阅尽春秋演绎之后的乐。中国的《笑林广记》令多少人捧腹,然而在或开怀大笑或忍俊不禁之余,又给予人们多少深长的回味?教育与文化的缺失,致使我们的趣味和品位以及我们的大众文化一起跌进泥沼之中,却还以为是在花园草地上狂欢!

22年前,我导演了表现钢铁大企业改革历程的电影《共和国不会忘记》。影片完成之后,我写了一篇艺术总结,命题是《“炉前工”的挣扎》,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上或者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只要政策得当,举措有力,是可以得到扭转的。然而,如果文化和道德失落了,那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的职业是影视导演,但更是一名军人。我知道闻名于世的美国西点军校的“校训”就铭刻在校门口,只六个字:“国家・责任・荣誉”。“第三极文化”是民族电影发展的未来,愿与同侪一道努力。

*本文为黄会林教授所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批准号:07JZD0032)的阶段性成果。

翟俊杰: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