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混血儿”现象:中美动画电影文化对话之路

时间:2022-10-29 08:39:06

“新混血儿”现象:中美动画电影文化对话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跨入了全球化进程。作为国家文化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动画电影,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全球文化流动之中。

美国作为动画电影的缔造者,始终占据全球的霸主地位。1995年,《狮子王》为美国动画电影敲开了新时期中国的大门,并在之后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对中国本土文化和动画电影市场形成强势冲击。这一冲击和变化,也给中国动画电影带来了转型的动力和机遇,中国动画电影走上了在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对话的必由之路。十多年过去了,回望全球化以来中国动画电影的生存状况,我们发现中国动画电影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在挑战中迅速成长,尤其是2006年以后,在产量、质量、产业规模、市场效益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在复兴与繁荣身后,一种被后现代文化学者称为“新混血儿”的现象在中国动画电影中流行,并逐渐呈现出一种以美国动画电影文化为中心,中国动画电影文化日趋边缘化的文化氛围。究其根源即是文化间对话的不平等。在这场文化冲击中该如何应对,保持住自己的文化,融入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中国动画电影面临的现实课题。

文化产品因其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功能,在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动画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必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借由声音、影像、图画、文字等元素交织而现的象征符号与意理信念,则与文化领域有着关联,同时这也与主导社会集体价值与国族文化内涵的政治领域形成一种张力”[1]。正因为动画电影具有文化产品的这种特殊功能,美国动画电影在借助政治、经济、文化优势覆盖全球的同时,也把美国式的意识形态价值和文化理念推销给了全世界,并深刻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民众,特别是作为动画电影消费主体的青少年的文化立场、文化认同和文化延续。

面对美国动画电影对其他国家文化认同的威胁,全球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对抗之声。欧盟建立了“媒介计划”以构筑欧洲动画片制作的工业机制,从而与非欧洲的动画产品相抗衡。中国也从2002年开始,在进口配额、特许经营、放映时限等方面实行政策性保护,一方面为了保护中国动画电影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动画电影大举进入带来的美国文化全球化进行对抗。理论上看,对抗是十分必要并且有其存在空间的,只有通过这种国家文化意志的强硬化,才能建立根本性的文化保护方针,确保本土文化特征不被美国文化潮流所吞没。但现实表明,对抗并没有使中国动画电影发生根本性转变,视野中还是美国动画电影占据优势。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现实,对抗已无法阻挡中国动画电影加入全球化进程。在文化全球化中,中国动画电影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就必须适应国际竞争,这就意味着中国动画电影不可能通过对抗来获得国际地位和影响,欧洲也不例外。要获取文化竞争中的制胜之道,就必须分析和学习美国动画电影,通过文化对话的方式来参与全球化的文化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混血儿”现象在中国动画电影中应运而生,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新混血儿”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在文化全球化中由对抗走向了对话,这既是中美动画电影文化对话的产物,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动画电影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新混血儿”现象主要是中国动画电影创作者在受到美国动画电影冲击后,在心理反应、文化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变化、渗透甚至扭曲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动画电影进行反思和改造的产物。改造的大致方向是以机械模仿美国动画电影来代替程式化的中国传统动画电影形式。这种变化虽然是对中国动画电影的重新探索和重新组合,但却是一个不够成熟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带有一个很大问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剧情设置的嫁接或移植。为了改变中国传统动画电影情节简单的弊病,《宝莲灯》(1999)嫁接了一段《狮子王》中辛巴与娜娜的爱情,遗憾的是这段半遮半掩、夹杂着友情与爱情的苍白情感没有能感动观众。为了贴近国际化风格,创作过《第五元素》、《深渊》、《异形》的法国剧作家让・纪劳为中国动画电影《魔比斯环》(2006)打造了一个完全美国式的科幻故事;《阿童木》(2009)直接移植自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的《铁臂阿童木》,再由美国编剧和导演进行好莱坞式的叙事改造;《超蛙战士》(2010)则更像是《星球大战》与《阿凡达》的合体。

第二,视觉表现的混搭风格。中国传统动画电影基本上追求一种与作品内部及主题相和谐的外在风格。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的碰撞,各种文化元素在中国动画电影中相互拼贴,风格的统一性、主体性被忽略。《宝莲灯》(1999)中既有日式动画形象的少年沉香、美国迪斯尼主人公“爱人”形象的嘎妹、又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京剧花脸式的孙悟空、水墨山水特色的天宫场景;《宝葫芦的秘密》(2007)中典型迪斯尼风格的青蛙配角;《动物狂欢节》(2009)的动物形象始终难以脱离《冰河世纪》、《马达加斯加》的影子;《飞吧,霹雳》(2009)中的角色造型索性变成美国动画电影《汽车总动员》的飞机版;《阿童木》(2009)为了强调其中国身份,为日本动画形象阿童木穿上了蓝色外衣,为歌娜的母亲加上了一个中国式的发髻,为机器狗的原型垃圾桶贴上了中国造的标签。

第三,制作方式的跨国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动画电影作为一种跨国流通的文化产品地位被明确。美国迪斯尼公司与英国Pixar动画工作室联合开发制作的成功模式,和2003年颁布的《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2]中对中国主创人员比例要求的放开,为中国动画电影的跨国化制作提供了参照。一批国籍不明、身份复杂的“新混血儿”式中国动画电影粉墨登场。《魔比斯环》(2006)聘请法国剧作家让・纪劳和美国导演格兰・卡、编剧琼・吉劳德操刀制作;《银发的阿基德》(2006)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与日本GDH株式会社联合出品;《宝葫芦的秘密》(2007)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先涛电影娱乐与美国迪斯尼公司联合制作;《麋鹿王》(2009)由中国科学院与《功夫熊猫》的制作班底联手打造;《阿童木》(2009)更是打出了中、美、日联合牌,由曾担任美国梦工厂艺术总监的华裔动画人张汉宁率领香港意马动画工作室制作;尚在制作中的《欧亚风云》(2010)则由中国欧亚世纪公司、法国Art’mell公司、美国网巨软件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新混血儿”现象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正面对待文化全球化的积极态度;但另一方面,业界的质疑、观众的非议、本土与国际市场的双重失利又都表明“新混血儿”式的中国动画电影严重水土不服。因此,透过“新混血儿”现象,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对美国文化的迎合和妥协是中国动画电影在国际对话中的自我转型,但更是不平等对话带来的直接影响。

第一,美国动画电影带来的启蒙。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动画电影风靡全球。1995年《狮子王》在中国获得4130万元票房的同时,极大地挑战了中国传统动画电影。当时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金国平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就极其震惊于该片的制作水准。美国动画电影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在其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成熟产业机制、国际化运作模式、大众文化的传统,使美国动画电影在全球无可置疑地占据了霸主地位。当然,美国动画电影在冲击中国动画电影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

第二,中国文化消费的美国趣味。全球化时代,动画电影传播载体的跨文化特性使其特别易受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动画电影的消费群体也随之进入一场全球化的文化消费运动中。中国的消费市场历来都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文化产业化,为美国动画电影打开了中国主流娱乐市场。一直以来,美国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扩大其动画电影在中国的生存空间的同时,通过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先涛电影娱乐与美国迪斯尼公司联合打造《宝葫芦的秘密》此类的合作经营和投资,建立中国的动画消费市场,辅以《花木兰》、《功夫熊猫》等融合东方文化元素的动画电影来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认同,再利用数字技术与网络的发展传播美国文化来培养中国观众的美式趣味,从而孕育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动画电影消费群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动画电影自觉地接受和迎合被美国流行文化同质化了的全球文化消费市场,而出现“新混血儿”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理论上看,全球化交流中,跨文化的对话应该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接受的平等意义上。但在现实中,美国文化的强势认同规则必然会影响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方向。不仅中国动画电影在全球化中缺乏强势的支撑,而且得不到对强势文化认同的观众的关注。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动画电影在向市场妥协、向制作技术妥协、向观众的喜好妥协后,出现适应甚至是迎合美国文化的“新混血儿”现象,成为了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新混血儿”现象的出现,确实给夹缝中的中国动画电影带来了短时期内的生存空间,也取得过一定的成功。但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的失败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现象。《魔比斯环》、《阿童木》被评论界称为好莱坞式的中国动画电影,当是“新混血儿”的典型。在美国化的故事中加入中国化的元素,再以多国联合制作打造,不仅全球市场惨败,连本土市场也表现平平。耗资1.3亿元的《魔比斯环》票房仅获340万元,耗资高达8.2亿元的《阿童木》更是惨败到使曾成功制作美国动画电影《忍者神龟》的香港意马动画工作室清盘。中国动画电影希望通过“新混血儿”的方式获得本土市场和全球观众的认同,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相反美国动画电影《阿拉丁》、《狮子王》、《花木兰》却利用与他国文化的互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通过比较,或许可以这样定义,“新混血儿”式的中国动画电影是贴着中国文化“视觉标签”的美国式动画电影,而美国动画电影则是以美国面貌打造全球文化的美国动画电影。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动画电影“新混血儿”现象在文化全球化中出现的不可避免性,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还比较薄弱的时候与强势文化对话的必由之路,但绝对不是中国动画电影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展的最终目标。在文化对话中应采取怎样的立场和方式,是中国动画电影在文化全球化中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

第一,对话不是迎合和妥协。“新混血儿”式的中国动画电影已经清醒地告诉我们,在与强势文化的对话中,一味地迎合是无法增强中国动画电影的市场竞争力的,在失去市场的同时也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性。《宝莲灯》对美国动画电影的爱情情节的机械模仿,只留下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浪漫、没有火花的半遮半掩的情感谜语,《动物狂欢节》、《飞吧,霹雳》对美国动画电影角色的生硬移植完全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同。对话应是文化间的交织渗透和互为作用,融合他国文化打造中国式的动画电影才是跨文化对话的真正意义。

第二,本土文化不可替代。理想中的动画电影文化环境,应该是在富于本土特色的动画电影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下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文化氛围。中国动画电影15年面对文化全球化冲击的生存经验告诉我们,美国动画电影文化是无法替代中国人对本土文化情感释放的。票房胜过《千与千寻》的《麦兜故事》、低成本传统动画《黑猫警长》和《葫芦兄弟》电影版、票房3500万元的本土化典型案例《风云决》都证明,即使是文化全球化的今天,那些体现本土体验和审美经验的中国动画电影仍然可以在全球化冲击下获得中国观众的文化认同感。没有本土化,全球化也就失去了其重要的基准。

第三,本土文化需要现代化改造。面对文化全球化和美国动画电影的强势夹击,中国动画电影在形式和内容上,机械模仿或生硬移植不是出路,因循守旧更不应提倡。文化是一个多变的自我改造过程,与其说是过去的遗产,不如说是一项未来工程。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今世界,文化的可塑性在不断提高。或许我们不应只把美国动画电影看成是文化的“入侵者”,而是动画电影文化全球化的“先驱者”, 从美国动画电影霸权形成的原因,分析本土动画电影发展的内在不足,学习优势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吸收、更新、转化为自身文化。全球化时代,本土文化必须融入现代化、国际化的潮流,对本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通过文化对话,“打破强势文化的单音,实现全球化和本土化对立统一的双声语境” [3]。

注释:

[1]李天铎:《重绘媒介地平线――当代国际传播全球与本土趋向的思辨》,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2]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的《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2003年。

[3]赵英兰:《中国动画孕育第三次创作高潮》,《新闻周》1999年第5期,第45页。

郑曦: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动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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