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探析

摘要区域机制和区域间合作是联结国家机制和国际机制的纽带。二战后,为了解决欧洲的“德国问题”,欧洲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合作安全等多层面的地区机制,这些机制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欧洲社会发展、地区安全和和平。基于德国的历史现实、地缘环境和国家利益, 战后德国积极参与地区性机制建制, 推进欧洲一体化。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进行探析:战后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统一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欧洲区域机制的变迁。

关键词德国 区域机制建制观 区域治理、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6-0016-22

引言

今年是联邦德国成立60周年和柏林墙倒塌20周年。欧洲历史表明,“德国问题”始终是欧洲人的问题,也是欧洲安全问题。二战后,为了解决欧洲的“德国问题”,欧洲建立了包括经济、军事、合作安全等多层面的地区机制:北约军事机制(安全共同体)、欧安组织(区域合作安全机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些机制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欧洲的社会发展、地区安全和地区和平。对德国而言,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制是为了营造一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地区和平环境,这一目标主导着德国的对外政策。基于这一认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进行探析:战后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统一后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和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

一、战后联邦德国对国际法的重新认知

战后联邦德国对国际法、欧洲法和国内法进行了新认知,并开始回归哲学家康德对“法”的诠释,即“法”所具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客观的“法”,二是主观的“法”。这里“主观法”是指法哲学本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客观法”是指具有法律效力和合法性的成文法。“主观法”的嵌入是德国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法”所犯下的纳粹行为的结果,认识到“客观法”忽略了法的主观内在伦理价值,并由此带来的战争行为。联邦德国《基本法》就是对二战期间形式法治进行了反思后于1949年5月颁布的,其核心内容是:“法”(Recht)不能只理解为“法律”(Gesetz),它应该包括自然法中的人性尊严与正义等更高阶位的法,是超法律之法。[1] 按照《基本法》的精神,公正原则效力高于法律。“《基本法》以一个高于成文法的有约束力的法律(公正)原则为前提,并将它称为“法中法”(Recht im Recht )[2] 在此基础上人们重新确定了正义标准在人类社会共同生活中的作用。二战后,通过对“主观法”和“客观法”双重性的重新认知,人们转向对超越法律的公正性理解。在这一理念下德国反思国际治理模式和区域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积极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在这一机制框架下保障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安全。

从《国际法》角度看,《联合国》第八章以及第51条构成了区域组织与联合国关系的法律基础。强调,区域组织的基本职能是以区域行动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主观法和客观法融合为认知基础的德国主流观点认为,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终极目标,是维持世界和平和地区的和平,这一主观性价值需要在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框架下得以保证和实施。纵观二战后欧洲六十年的历史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欧共体/欧盟这一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地区安全和地区和平不可缺少的区域性制度保障。基于欧洲区域机制对欧洲发展和欧洲和平的这一重要作用和战后德国自身的发展困境,德国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一开始便积极参与和促进欧洲区域机制建立,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欧洲地区安全,在区域机制内逐渐获取失去的国家地位。

二、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内外动因

除对国际法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特有的认知外,促使德国积极参与区域机制和国际机制还存在德国所特有的内外动因。首先,从德国当时所处的国家地位而言,地处中欧的联邦德国,二战后处在完全对立的两大集团之间,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中立”不利于德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联邦德国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认为,在两大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坚决反对联邦德国走中立化道路,认为“如果不愿被碾碎,只能导向一方”[3]。基于这一认知,战后联邦德国(西德)的对内对外战略实行了阿登纳的“重返西方、重建家园、重新武装”的 “三重政策”。“重返西方”即指在政治上同英美法三大占领国保持友好关系,“重建家园”的政治和经济外交目标是通过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加以实现,如:《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欧洲经济共同体》(1957)、《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7)正式组建,开启了德国与欧洲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合作进程,走出了欧洲联合机制化、制度化最坚实的第一步。

如果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制度建制是为了将导致战争的重要资源煤钢置于德法两国共同参与并在一个较高的层级上联合管理机构之下,那么,德国“重新武装”的外交目标的实现是在1955年加入北约。“德国1945年5月9日投降10年后的同一天,即1955年的5月9日西德加入北约。1955年,不仅对联邦德国,甚至对整个欧洲和世界是一个转折点。”[4] 从联邦德国国内政治来看,“重新武装”是联邦德国恢复德国国家和追求国家统一的必要准备。虽然二战的深刻教训及现实使联邦德国在建国初期曾激烈反对重新武装,但联邦德国正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与防范,除了积极参加西方防务体系外,别无选择。另外,阿登纳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统一,他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德国统一的前提,只有实现一体化才可以消除欧洲大国的猜疑和排挤。[5] 从欧洲联合的外部因素和从区域政治来看,苏联的扩张以及法国和英国在痛苦中意识到它们在全球事务中所受到的美国限制、以及在东亚发生的朝鲜战争,都促成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保障。另外,在意识形态左右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联邦德国决定重新武装和参加西方防务的催化剂。正是在朝鲜战争引起东西方冷战升级为局部热战后,由于自身所处环境与南朝鲜(韩国)的相似性,迫使联邦德国加快了重新武装和参加西方防务的进程,加入北约并与西方结盟,正如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将军所说的那样,北约成立时的作用和功能在于“留住美国人,赶走俄国人,压住德国人”。北约的成立一举解决了三个欧洲所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的问题,即德国问题、苏联问题和与美国结盟问题。从此,欧洲的“德国问题”在欧洲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解决。冷战时期,对联邦德国而言,安全政策是保障和平的手段,由于德国的地缘环境不佳,处于两大对立阵营的夹缝之中,在欧洲国家中拥有最多的邻国和最为严峻的边界争议。[6] 因此,在联邦德国任何一个党派的安全政策都会受到选民的高度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成败。

阿登纳任期内出台的著名的“哈尔斯坦主义”,即“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接触,不谈判),指不承认东德政府,不与承认东德政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60年代末,联邦德国出现了外交政策的调整,改变了阿登纳政府“朝西”的局面,也开始“朝东”。1969年西德社民党战后赢得了第一次大选后,由勃兰特出任总理推出的“新东方政策”取代了“哈尔斯坦主义”的“三不政策”。 勃兰特认识到,进入核对抗时期,在任何重大危机中,联邦德国事实上已不再能期望西方盟国的全力投入,除尽可能避免和缓解对抗性冲突外,已无任何选择。勃兰特感到,不承认存在两个德国的现实和拒绝与“东方”的苏联交往,会使联邦德国继续处于冲突的中心,也无助于德国统一的最终目标。这是他对阿登纳的“哈尔斯坦主义”(三不政策)有效性产生的疑虑和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基本判断。在勃兰特的主导下,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得到落实,具体表现在:第一,联邦德国承认民主德国,但并非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这一承认缓和了两德紧张的局面;第二,承认奥德―尼斯河边界,并在此基础上缓解了与波兰,苏联之间的领土矛盾;第三,放弃发展与拥有核武器;第四,建立欧洲安全体系。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解除了困扰德国多年的安全困境。方法上通过妥协,接触,渗透为未来两德统一,解决“德国统一问题”打下了伏笔。“新东方政策”的结果带来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外交关系的改善。1972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合国。1972年两个德国签署的有关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德国的分裂,因此社民党遭到反对党联盟党的猛烈抨击。事实上,冷战时期两个德国的关系并非德国所能决定,东西方关系的决定因素是美苏关系,是大国推动国际秩序的结果。但“新东方政策”在当时改善了与苏联及东德政府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安全环境。

1990年10月德国统一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德国迅速实现统一,为欧洲带来了“新的德国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欧洲各国领导人主要考虑的问题。欧洲主要大国英国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明确反对德国的统一,认为,“统一的德国将导致战后边境的改变,”[7] 这会给区域带来不稳定因素。法国提议,德国统一的前提是共同建设进一步的经济一体化,建设经济货币联盟,从经济上将德国牢牢的捆绑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通过欧洲货币联盟1999年启动和欧元于2002年作为现金流通,强硬的“西马克“货币被欧元所取代。德国领导人,特别是科尔政府也认识到德国未来的发展只有在欧洲的框架内发展,才能摆脱德国的历史包袱,才有可能成为周边国家信任的正常国家,从而获得发展的空间。因此,德国统一后,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框架内的欧盟东扩,以解决由于边境和边界问题引起的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问题。同时也在政治经济领域推动欧盟东扩;在安全领域实现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东扩。波兰和捷克成为首批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的国家,解决了德国东部和德国中部最为敏感的边境和边界问题。

这里,我们首先要厘清北约与西欧联盟的关系、西欧联盟与欧盟的关系。区域性军事组织在防务与安全方面涉及两个方面:在超国家层面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存在和以欧洲国家为主导的西欧联盟的存在。其次是欧洲国家间层面的防务合作和努力。虽然欧洲离不开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但欧洲人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加强自身安全与防务力量的建设,主要表现在西欧联盟(1955)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发展上。德国重新统一后,1991年10月德法领导人重申将西欧联盟建设成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基础的决心,宣布首先建立法德军团,并将之发展成为欧洲军团的基础。至此,西欧联盟、北约、欧盟之间的关系成为欧洲处理与美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点。1999年5月,西欧联盟在德国不来梅召开春季部长理事会,就西欧联盟并入欧盟达成了一致意见。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以来,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奠定了基础。在《里斯本条约》(2007)中,在改写后的 “关于欧盟对外行动的一般规定和关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别规定”中,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欧盟的整个对外行动有了某种归并。虽然外交与安全决策仍属于国家的权限范围,但2003年12月欧盟公布了《欧洲安全战略》文件重申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主张使用武力,对武力使用规定了国内外授权要求;二是尽量减少与美国结盟的倾向,增强欧盟的独立性。而美国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提出了“三不原则”:“不脱钩”、“不重复”、“不歧视”。“不脱钩”是指欧洲与美国不能分离。欧盟可以建设自己独立的防务力量,但欧洲国家不能脱离北约,欧洲不能有与美国分裂的任何意图;“不重复”是指北约的资源和欧盟的资源不重复。欧盟可以使用北约资源,但欧盟军事力量的建设不能与北约重复建设;“不歧视”是指欧盟不得对那些不参加欧盟,但参加北约的欧洲国家采取歧视性态度(如:土耳其)。[8] 德国国内将参加的有关安全的国际组织做如下的区分:联合国是集体安全组织,而北约和西欧联盟则是执行集体防御功能的多边同盟组织。冷战后,对德国来说,是否参加北约的军事行动就又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共同价值观考虑,统一的德国最终留在北约,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联邦德国立国之父阿登纳的三重政策和在政治上重返西方的国家立场。

三、统一后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

统一后的德国,作为正常国家,在外交上,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处理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施罗德政府执政时期,“非武力强权”(Zivilmacht)理念构成了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社民党的外交理念从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开始,“通过接触求变化”是社民党外交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外交规则,这也体现在施罗德政府执政期。主要表现方式是不以武力为后盾,强调国际关系非军事化、非暴力化,促使国际关系制度化和机制化。如德国施罗德政府一再重申不会参加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反对美国追求的单边主义,削弱国际机构,破坏国际公约。另外,德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另一个重要原因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德国担心战争和伊拉克通过毁坏油井会给这一地区和周围地区带来生态灾难,这一生态灾难带来的“生态难民”也会影响和波及欧大陆。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德国重视国际机制和地区机制的建制和维护,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与此有关的历史原因有关。与只有二个邻国的美国相比,德国有9个邻国。相邻国家越多,利害关系越复杂,为之要化费更多外交资源。鉴于这一对邻国的特殊敏感性和同邻国和睦相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要求,在处理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时,德国注重地区机制和国际机制,在区域机制和国际机制的框架下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随着欧盟东扩, 除瑞士外,德国的邻国都相继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这一区域机制使原来的敌对国家成为欧盟大家庭的一员,在这一机制下,德国与波兰、德国与捷克的关系成为睦邻友好关系,为德国和邻国带来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

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德国非常强调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的作用,十分重视国际制度下的多边机制和地区机制的建立,以此推动国际和地区间的对话和合作,实现德国国家利益。地区机制和地区间的合作是联结国家机制和国际机制的纽带。自德国统一以来,德国参与地区机制,在欧安组织、欧盟以及8国首脑会晤机制和“20国机制”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施罗德政府有较强的的国家意识,并推出符合国家地位的外交政策,这一提法引起美国这一盟国的关注,那么,默克尔政府为弥合与美国的关系,更加明确地继续奉行建国之初的“融入西方”的基本国策。唯一的区别是默克尔政府提出了“大西洋价值联盟”的主张,强调共同价值基础上的西方共同价值联盟,把民主、市场经济和人权看作是区域机制的价值出发点和欧盟扩大的共识点。

另一方面,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政府积极化解欧洲一体化发展困境和危机,通过积极妥协方式和兼顾成员国利益平衡方式,化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危机最终在妥协下被克服,并在此基础上巩固了欧洲的联合,依托机制的创新性变化,使欧洲一体化得以向纵深发展。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之一的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欧盟制宪在法国和荷兰遭到拒绝后,2007年6月21日至6月2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各成员国互不相让,坚持本国国家利益。在谈判破裂之际,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协调下,欧盟各成员国最后就《欧盟宪法条约》替代文本“欧盟基础条约”或称“改革条约”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次谈判中,默克尔建议引进自由退出机制,迫使波兰在最后时刻做出了一些让步。默克尔政府认为,基于宪法的主要作用是契约化,通过宪法须符合民主政治的程序,如必须在有些国家实行公投,但作为条约则不需走公投这一步,只须议会批准即可。这样弃“宪法”名、以“条约”存“实”下,排除了宪法必须公投的障碍,这为走出欧盟制宪危机在方法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四、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 以节能减排、金融货币制度改革为例

从国际法层面看,每个国家对国际法和相关政策的价值取向关键在于对本国国家的认识态度。当代德国与欧洲的思想精华在于可持续发展。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看,德国以及欧大陆优于美国的地方是可持续发展。这些理念也贯穿于德国对国际组织议题政治的认知。

“认识保护国际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共同利益包括对气候的保护、对空气和水资源的保护以及对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的保护。” [9] 在战略上,德国主张有利于生活质量与环境保护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在科技上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在政策上主张生态、社会、经济三位一体的政策。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10] 在这方面德国可持续发展理念严格区分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概念内涵。自然保护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指对生命所需的基本要素的保护,如对水、大气和土地的保护,也称介质保护。第二指涉及生命的保护,主要涉及自然风光保护和动植物保护等。在德国,对人类生命所需的基本要素的介质保护尤为突出,即涉及水、大气和土地的保护。在大气层保护、解决气候变化和空气净化方面,德国制定了相应的预防性环保法规。特别是对造成大气污染的工业企业、公路交通、供暖系统和发电站制定了严格的废气排放规定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工业企业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为主的环保技术标准。 [11] 德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国非常关注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议题设置。目前, 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新能源开发、能源安全、碳排放等全球性问题成为联合国和一些多边机制的主导性政治议题。国际社会也特别关注以水、大气和土地保护为对象的自然保护,主要体现在与环境资源协调、自然和谐发展、气候、能源政策方面。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和挑战,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认同。在解决气候问题上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提出了未来气候变化的2摄氏方案,按照全球变化的IPCC的第四次研究报告,升温不超过2摄氏是人类可以适应的范围,因此到2050年需要CO2 排放比1990年减少50%,到2020年要比1990年减少20%。[12]

另外,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管理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机制和国际机制改革。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从德国国内角度来看,制度性建设已经起步,如:2008年10月17日德国议会通过《金融市场稳定法》 [13] , 从而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在地区层面,德国和法国积极推动在欧洲层面建立金融“超级监管“体系。通过建制一种经济和金融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增强欧元国的凝聚力。 [14] 在全球层面,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风险不是德意志联邦银行也不是德国联邦金监局单独可以防范的,所以,德国政府只能通过推动国际合作实现有效防范的目标。当然,阻力还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反对 [15]。尽管如此,强调制度性建设,提出建立一个负有全球责任的稳定的金融体系;制定有国际约束力的规则,由一个按照联合国安理会模式成立的“世界经济理事会”负责监管。默克尔在2009年3月19日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的“关于召开欧盟理事会和20国首脑会议的政府声明”中,提出建设一种新型的、国际上还从未有过的《金融市场宪法》,建议共同制订一部《可持续经管》(Charta des nachhaltigen Wirtschaftens)以调整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可持续经管”主要目标是确立原则,防止持久举债生存的行为和滥用不可再生资源的现象发生。只有世界对此达成共识,才有可能防止危机在未来重演。所有国家都必须为可持续经管承担明确义务。[16] 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德国和法国的利益基本一致,都力图对现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在G20峰会上共同呼吁规划新的全球金融架构。

五、欧洲区域机制的变迁

欧洲地区机制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新的研究焦点是“欧洲化”及其变化对欧盟层面的一体化机制和成员国国家的结构层面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影响。如果说欧共体、欧盟的多层治理体系最初主要依靠的构成单位是成员国,那么,随着欧盟的制度变迁和“欧洲化”进程的加快,欧盟正在接近发展成为具有自身力量的权威决策系统。根据欧洲著名学者贝亚特•科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的观点,在行动领域中,欧洲的行为主体可分为超国家行为体(如: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等)、国家行为体(27个欧盟成员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也称社会行为体,如:工业联合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等),这些行为体都能借助相应的组织机构参与合作型的或等级型的决策过程。[17] 由于各个行为体所代表的利益主体不同,所以分属于不同的欧盟决策层次中。在超国家行为体的治理模式中,一方面它的治理对象可以是成员国,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或社会行为体,也可以直接面向国家之下的社团组织和个人,因此,其合法性的追求越来越趋向面对有组织的社会公民和个体公民。对超国家行为体的合法性追求也构成了对国家行为体治理模式的制约和部分超越。随着欧洲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产生互动关系更为复杂和密切,欧洲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建制也会发生转变。

从治理方式上看,到目前为止,欧洲个体公民并未能真正参与治理。只是“各类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和制度架构能参与其中。由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社会非政府组织平台在制度架构上享有优先地位,在争夺公共合法性、地位和资金的各类欧盟民间社团之间,获取“公民社会组织”的资格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然而,要求鼓励每一个公民参与欧盟政治生活,是欧盟治理的最高目标,他能够增强欧盟的合法性。欧洲治理已有了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治理的模式和经验。在向治理纵深发展的过程中,目前公民社会参与欧盟治理主要限于“有组织的公民社会”。

同时,欧洲的一体化步伐已经进入教育领域。到2010年,将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创建欧洲高等教育共同体。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欧洲区域机制和区域国际组织也将不断完善。对德国而言,德国的欧洲化是欧盟机制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同时也是影响和促进德国参与地区机制和国际机制的过程。在这方面欧盟区域机制变化和德国参与地区机制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作为国家,德国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地区机制和国际机制建设,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本国发展特色,维护国家的,这成为德国国内政治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注释:

[1]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0页。

[2] [德]托马斯•莱塞尔(Thomas Raiser)著,高旭军等译:《法社会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3]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Band I, 1945-1953, Frankfurt am Main : Fischer Verlag ,1969, S.96.

[4] Wilhelm Treue: Deutsche Geschichte.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5. Atuflage ,1978, S 885.

[5] 戴启秀:《和解外交:超越历史的欧洲一体化》,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第34-41页。

[6] Frank R. Pfetsch: Di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1949-1992,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1993, S.148-154.

[7] [英]迈克尔•比尼恩:“撒切尔夫人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德国,载《参考消息》2009年9月23日,第9版。

[8] 转引自:张迎红:“试论欧洲安全战略文化的差异与趋同”,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2期,第34-40页,第39页。

[9] [德]马迪亚斯•赫德根(Matthias Herdegen):《国际经济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10] 诸大建:《大上海转身》,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11] 戴启秀:《德国模式解读:建构对社会和生态负责任的经济秩序》,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 Ralf Beste ,Wolfgang Reuter usw.: “Nicht warm geworden”. In, Der Spiegel Nr. 26,22. Juni 2009, S.24-27.

[13] Gesetz zur Umsetzung eines Maßnahmenpakets zur Stabilisierung des Finanzmarkts, BGBl. 2008 I S. 1982.

[14] Markus Dettmer/Ruediger Falksohn usw.:Wie schlimm wird die Wirtschaftskrise die Deutschen treffen? In, Der Spiegel Nr.18,27.April 2009, S.24-42.

[15] Norbert Horn, “Das 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sgesetz und das Risikomanagement zur globalen Finanzkrise”, BKR, 2008 Heft 11, S. 456-457.

[16] Angela Merkel, Regierungserklaerung zum Europaeischen Rat und zum G-20-Gipfel, in: DAS PARLAMENT Debattendokumentation, 23. März 2009, S. 1-2.

[17] [德]贝亚特•科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三种欧盟概念及其对应的欧洲公民社会角色”,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20页。

[18] 同上。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