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不清”的清查团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准备接收工作。

1946年7月底,由国民参政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面联合组成的“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了。8月,清查团成员分赴各地。

在清查团成员出发前,很多人信誓旦旦,要与接收中的不良行为作坚决斗争,对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监察院监委出发前曾有过一段谈话,他说:“御史豺冠,不畏,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是也要体贴主席(指)此次要三方面派员组织清查团的苦衷,总要做到不偏不倚,使人心悦诚服,使政府过得去,千万不要将来又有人说要‘清查清查团委员’才好。”

清查团开始清查时,距离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已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各处的接收人员早已将许多证据销毁,贪污的大多数资源也已加以变卖,赃物大多被销毁,同时很多地方更找出种种借口,禁止清查团进入,例如:东北地区借口战事紧张;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没有由头,直接反对进入;两广方面借口地方形势复杂;台湾借口刚刚光复;京师南京地区更是借口京师重地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要顾及政府形象,暗示清查团要小心处理。有些人竟写恐吓信给清查团,警告他们如果清查工作不适可而止,就要谨防炸弹,并在信后附上两枚手榴弹的图画。

清查团到任后,要求各地将日伪投降时呈缴的原始清册和接收官员填报的接收清册上交,但是,各地官员找出种种借口,拒绝上交,清查团便鼓励民众揭发。这种方法效果明显,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清查团接收的民众揭发案件达几千件之多,平津地区1300多件,青岛地区458件,上海400多件,杭州400多件,台湾284件……

清查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官官相护的事件。例如,在冀察热绥清查团清查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亲属盗窃了10辆汽车,正着手处理时,接到了孙连仲发来的公函,公函上说那10辆汽车只是缺少登记,现在已经补登,如此一来,这件事情就被简简单单处理了。湘鄂赣清查团在应城清查时,查获某军七十五师工兵营盗卖20万亿元接收物资的大案,但是因为这位营长与武汉行辕高参有亲戚关系,高参花了大量钱财为其说情,这位小小的营长也逃脱了惩罚。其它比清查团成员官阶高出许多的“高级”人员,清查团成员对他们更是束手无策。

国民政府规定清查时间不得超过50天,到10月份,各地区的清查团相继宣布工作结束,打道回府。由于时间短,此次清查工作的成效“并不圆满”。据当时报载,平津两地揭发的1300多件案子中,只清查了不到10件小案子;青岛民众揭发的458件案子中,清查团也只办了11件;而有些清查团清查了一个多月,竟一个案子也未办就“得胜回朝”。在那些处理的案件中,也只是找了些无背景的小人物惩办。例如,平津两地的清查团清查了两个多月,但是只清查了天津公用局运输事务所所长张晓春、华北海军专员办事处上校主任刘乃沂和北平两个警察分局长等几个小官。对于北平军政部办事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冀省府以及津市府等手中数千幢房子、数百座工厂的凭空消失,却不敢问津。

上海的《文汇报》在清查结束之后曾登载这样的评论:“被告发者可以松一口气矣,未被告发者可以高枕无忧矣”,“只有老百姓仍留在失望之中”。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