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围城》语言书写研究综述

摘要：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围城》的语言书写研究一直在拓宽并深化，主要形成了三种倾向：一是侧重于语言策略的研究；二是侧重于语言风格的研究；三是从语言学角度解读《围城》的语言书写。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对《围城》语言艺术的理解，取得了不少成就。

关键词：《围城》；语言书写；研究综述

作为我国20世纪30年代一部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讽刺长篇小说，《围城》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围城》的语言书写研究一直在拓宽并深化，主要形成了三种倾向：一是侧重于语言策略的研究；二是侧重于语言风格的研究；三是从语言学角度解读《围城》的语言书写。本文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整理，以期为当前《围城》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关于《围城》语言策略的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研究《围城》语言策略的专文不多，具有代表性的是郜元宝《“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的语言策略》一文。

他从方言与国语的显隐关系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这种超方言写作的使用与彰显文学表现力的关系。“《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但“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1]

郜元宝的文章是语言策略研究中的一篇杰作，论证较为清晰深入，有着较大的学术价值。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围城》的语言策略仍有研究和探索的价值。

二、关于《围城》的语言风格研究

《围城》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是其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它尖锐深刻、幽默诙谐，使《围城》具有更为独特的文学价值。

首先是小说中频繁使用的讽刺手法。刘亚萍认为，《围城》中的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讽刺意味通过情节发展和精雕的细节自然流露；讽刺手法灵活多样；语言诙谐幽默、尖锐泼辣。”[2]周舫阐述了《围城》讽刺艺术的三个维度：“讽刺范围的开阔性；讽刺手法的多样性；讽刺效果的深化性”。[3]

吕琳琼、马亚萱则对小说“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进行了探讨。前者认为“幽默的本质在于‘不一致性’，它与《围城》的思想主旨切合。幽默不仅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而且营造了喜剧气氛，是小说不朽艺术魅力的源泉所在”[4]；后者指出《围城》“语言的幽默源于作品中对多种语言表达手段”，[5]并试图总结出《围城》语言幽默的三个特点。这是《围城》语言风格的独特体现。

三、关于语言学与《围城》研究

近十年来，从语言学角度解读《围城》的语言书写成为国内研究者较为热门的关注点。

高洁首先结合《围城》的称谓系统，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全面系统给地分析了其Q谓语的使用特点，并力图透过称谓语展现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7]其研究意义在于从现代文学作品研究的新视角――社会语言学出发，丰富了小说语言书写的研究。其次是关于《围城》的认知隐喻角度研究。张薇以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从认知的角度阐释小说中的隐喻，并通过鲜活的实例发掘其语言的诗性特征，试图为解读该作品另辟蹊径。[8]再者是关于《围城》的修辞批评研究。姜东林用修辞批评的方式，从修辞意识、修辞策略、修辞技巧三个层面对《围城》进行关照，同技媛哿诵∷抵斜硐滞怀龅谋扔鞔歉瘛[9]何越鸿认为，“《围城》通过积极修辞，形成了大量典型修辞话语”，它们“脍炙人口，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接受度”。[10]

从语言学的批评角度解读《围城》的语言书写，往往能独辟蹊径，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方法的运用只有与对文本的细读结合，才能于细微处见深意，不致流于空泛。

从总体上看，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围城》语言书写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深入并拓宽的发展过程。但我们认为，其中也存在着研究的空白点。比如，就我们所见还未有专文对《围城》的讽刺与反讽区分开来进行研究，而大多认为两者是同一回事。随着新问题、新视角的不断出现，《围城》的语言书写还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郜元宝.“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J].学术月刊，2011（01）.

[2]刘亚萍.谈《围城》的讽刺艺术[J].小说评论，2012（02）.

[3]周舫.论钱钟书《围城》讽刺艺术的三个维度[J].语文建设，2015（09）.

[4]吕琳琼.幽默和幽默翻译――析《围城》及其英译本[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07）.

[5]马亚萱.《围城》语言幽默研究[D].河南大学，2012.

[6]高洁.《围城》称谓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D].暨南大学，2014.

[7]张薇.《围城》中的隐喻思维解读[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9（10）.

[8]姜东林.对钱钟书小说《围城》的修辞批评[D].威海：山东大学，2013.

[9]何越鸿.《围城》中的典型修辞话语[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