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办报

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次重大变革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推动，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要把自己的见解传布开去，转变成变革社会的力量，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利用报刊。

不过以报道新闻、揭载评论为主，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严格说来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对于我们，则是舶来品。这个舶来品，是随着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的。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现代化报业的过程中，传教士功不可没。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介绍两份由传教士创办、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和《万国公报》，以及它们创办人马礼逊和林乐知。

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察世俗》是由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及其助手创办的。

1782年，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小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信仰虔诚，学习勤奋。1804年，伦敦传教会正式接收他为传教士，并认为他是到海外传教的合适人选。在接受两年严格的训练后，他被派到语言文化与西方迥异的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

自宗教改革后，欧洲的基督教分天主教和新教。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天主教受教皇的控制，而新教则并不承认教皇的权威。在我国，虽然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朝就已经来到中国，比如著名的利玛窦，但马礼逊却是来华传播新教的第一人。1807年9月8日，经过近4个月的海上颠簸，25岁的马礼逊孤身一人抵达广州。

当时在中国传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业，康熙、雍正两朝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随后限制更加严格。但马礼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广州居留了下来，他刻苦学习，不到两三年就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文书籍，并在5年内译出《圣经》中的《新约》部分，以后又花了15年编撰出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

编纂工作的进行，使马礼逊认识到出版对于传教的重要性。这时，伦敦布道会又为他派来了一位助手米怜。由于当时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的基地很困难，经商量，两人决定到与中国本土接近、在华人中有影响的马六甲(今属马来西亚)去传教。1815年，马礼逊偕妻子、助手和梁发等从广州出发，到达马六甲。在这里，他创办了中文报纸《察世俗》，直至去世。

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报刊

《察世俗》每月出版一册，每月印数从500份发展到2000份，发行地区由马六甲、新加坡逐渐扩展到广州、澳门，影响也逐渐扩大。1821年，该刊因主编米怜病重，出至年终停刊。

从内容上看，《察世俗》主要以传教为主，但也有少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文章，此外偶尔也议及中英贸易等时事。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察世俗》采用中国书本式，雕版印刷，形状就像一本中国线装书，封面上印着孔子的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在新闻报道方面，《察世俗》涉及的内容很少。然而，它发的一条有关月蚀的消息，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条消息。消息很短，我们不妨照抄如下：“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睛明，呷地诸人俱可见之。”这个关于月食的报道具备了新闻写作中的几个“要素”，即准确的时间、地点、事件、起因等，所以说，是《察世俗》第一次教国人如何采写严格新闻学意义上的消息。

总的来说，马礼逊创办的这份报刊持续时间不长，影响有限，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破天荒之举。如果没有这份报刊，中国近代的报业还将定格于官方文书之中，永远不能实现报业的历史转型，使报纸面对大众，传播新闻和科学知识。所以后人都承认《察世俗》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由传教到办报

另一份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创办的《万国公报》则是因其在晚清社会中传播西学、开启民智、倡导变法方面的巨大影响而载入史册的。

林乐知原名扬・约翰・艾伦。他少失怙恃，由姨父母抚养成人。1860年，23岁的艾伦携带新婚夫人和女儿来上海传教。在中国期间，他给自己取名“林乐知”，取“一物不知，儒者当为耻”之意。

林氏夫妇抵华之际，正值中国多事之秋。在北方，英法联军攻入京城，咸丰皇帝西走热河；在南方，太平军席卷江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林乐知原拟前往杭州，也因此被迫暂居上海，学习抵华后的第一门功课：“等候”与“忍耐”。

等候与忍耐远比林乐知想象的要艰难，因为当时不仅中国混乱，美国也同样陷入混乱状态。1861年，美国国内爆发了南北战争。林乐知与差遣他来的教会失去联系，整整4年没得到过一分薪酬。为了维持生计，在此后的10多年里，林乐知在上海从事过多种工作，他曾在领事馆中担任翻译，在上海新式学堂中教授英文，在英文报社中担任编辑，在“江南制造局”中翻译西书，跟清朝政府的官员有过大量接触。这段丰富的经历使他萌生了希望通过教育和文化手段来影响中国上层人士，为未来的传教事业开辟道路的设想。

林乐知的办报经历最早可追溯到1868年，为了教友之间的相互交流，那一年他自费创办了一份教会内部的中文期刊《教会新报》。此后十多年，他一人身兼教师、译员、编辑、传教士四职，上午教书，下午译书，晚上办报，礼拜日布道。他那充沛的精力给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称他“全身没有一根懒骨头”。

初期的《教会新报》以宣传宗教为宗旨，拟想中的读者对象为当时日见其增的中国教友。但让他失望的是，尽管报纸一再降低价格，教徒订购者依然寥寥。

销售的不畅和教徒的冷淡使林乐知不得不扩大读者对象，不再局限于教徒，转而到士人官吏中寻找新的读者群。为了适应这一调整，《教会新报》开始介绍最新科学知识、外国历史地理和各国新闻等，而且还刊载当时中国官办日报《邸报》的一些内容，越来越具有时政的色彩。

《万国公报》――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1874年9月，《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每周一期。其读者受众扩大到政界和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刊物的性质和内容也由传教进一步向时政倾斜。更名之后，在很长一殴时间里《万国公报》的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但一个契机使它从此名扬海外，成了晚清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必读刊物。

这个契机就是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战事一起，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密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但是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记者，而外国记者的报道又是用别种语言写的，一般的中国人读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林乐知根据从外国媒体得来的消息，密切跟踪战事的发展，在《万国公报》上对这场战争做了及时的报道。1894年12月，甲午战争尚在进行，但胜负之局已定，此时林乐知又撰写文章，回顾了中日学习西方的历史，指出中日两国原本都是尊古守旧、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国家，在东西相通以后，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学习西方，但中国虎头蛇尾，日本却孜孜以求，这就是中国战败的原因。这些切中肯綮的分析，终于让不少骄傲自大的国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于是一时间，《万国公报》在上自光绪皇帝，下至普通读书人之中竞相传阅。

甲午战争以后，《万国公报》的声誉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发行量一度高达5万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这期间，林乐知和其他关心中国进步的外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不断发表言论，批评中国社会的各项陋习，腐朽落后的制度，敢言中国人所不敢言；同时又介绍西方各国变法图强的经验、先进的社会制度等，开启国人眼界，倡导变法，发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呼声。此外，《万国公报》还翻译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西方学说，大力提倡西式教育、鼓励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等。

《万国公报》上的言论和主张深深影响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是通过《万国公报》上译载和撰写的文章，了解到声、光、化、电等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教育方面的学说，从而产生思想的裂变。康有为几乎把每一期的《万国公报》作为教科书，发给他的学生传阅。这一切促成了后来的。而孙中山先生最初就是从《万国公报》上了解到“民治”、“民权”等民主思想的；他在从事革命活动前所写的“上李鸿章书”最初也是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可见，近代中国的两股主要政治力量――保皇党和革命党，都曾经是《万国公报》的学生。

《万国公报》的成功也激发了国人办报的热情，像王韬等中国最早的一代报人在学习和借鉴其经验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所以当1907年林乐知在上海病逝，《万国公报》也不得不停刊之时，他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和《万国公报》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郝景田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1年12期 插图：孙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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