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对外贸易、对外合作，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这已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广泛形成的共识。其实古代中国并不封闭，只不过到了明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才选择了“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早在唐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和水平。

开放的心态与自信

中国古代从总体上来看，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也不可否认，其间也曾有过大的分裂。尤其是东汉王朝灭亡之后，我国进入了长达400年大分裂、大战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好，隋唐帝国的崛起，一举扭转了这个十分不利的局面。虽然隋代是一个短命王朝，但继承其衣钵的唐代，却能够继往开来，把自汉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包容性、主动性和自信心发挥到极致。

唐朝的开放性格，首先要归因于统治阶层的民族特征。唐代的皇族与开国功臣，基本上都是当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西北一带军功豪门群体——“关陇集团”的后裔。中国西北部向来就是少数民族大聚居、大融合之地，故而关陇集团的政治强人，要么本身就是纯正的少数民族血统，要么就是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汉族人。如唐代的统治者李氏家族，虽说表面上是汉族，但也有成分较大的少数民族基因。

正如此，唐代的上层社会对于中国与外国、华夏与蛮夷、汉人与夷人之分别的观念，是近代以前，最为淡泊和弱化的。这其中贞观之治的领导者唐太宗更是佼佼者。他坚持认为，以前中原王朝轻视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人与外国人、汉族与蛮夷都应该是平等的，也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国民待遇。甚至为了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可以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

正所谓上行下效，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倡导，使得整个社会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都有了一个极为包容与接纳的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国民的自信心与开疆扩土的精神得到了极为豪壮的展示，唐帝国因此也获得了统治疆域逐步扩大、国民富裕和国家强盛等巨大的实惠与回报。

当然，自信心的基础还是国家的强大。唐代早期的统治阶层都是大分裂时期西北军事集团的后人，建国之后，这种四五代人延续下来的作战能力，使得唐帝国大一统的局面格外强势。但是，唐帝国绝对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反而当国家大致稳定之后，它就充分利用隋炀帝时期早已形成规模的南北方经济交流大动脉——大运河，把以首都长安为重心的西北政治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南方，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物品流通市场。

经济的活跃与军事力量的强大，共同构建了唐代国民的自信心。而自信心又反过来推动了国家的强大、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

国际化的大都市

城市是一个国家最具活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和开放程度的代表性地区，而首都就是这种代表中的代表。从首都长安出发，有14条主要的陆路通道和若干条自然河道和运河，可以通往四川、江南、两湖、两广等富庶之地，形成了一个以长安为核心的全国性市场；再以这个国内市场为核心，通过海洋运输和陆地边境道路，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即陆地丝绸之路和海洋丝绸之路。

唐太宗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各国朝贡使团来到长安，到新年正月初一集体朝拜唐太宗之时，人数多达好几百甚至上千。政府对这些朝贡使团人员设立了多种优惠政策和待遇，如安排高规格的食宿，馈赠给他们的物品远远超过其进贡品的价值。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这些外国人到市场上去销售他们带来的物品，也放任他们回国之前大量购买中国那些在海外十分抢手的货物。而这正是这些外国人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些所谓的朝贡者，其中很多都是商人，他们往往只是打着朝贡的幌子，而行国际贸易之实。唐德宗（公元779～805年在位）时期，一个西域商人留居长安达40年之久，还在中国娶妻生子，购置田产和房产，但政府一直把他当作外国友人而予以优待和照顾，使其安心留在中国。

除首都之外，还有很多区域性的大都市，也是一派洋气。广州是唐代相当长时期的第一贸易口岸，据当时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里所讲，即便是在唐代末期，来到广州从事国际贸易的外国人，数量就高达12万人次以上。唐末黄巢发动起义之后，据说就曾在广州一地杀死了不下20万外国人。

在广州，西方的国际贸易商远涉重洋，运来香料、象牙和珠宝等中国人需要的奢侈品，出售后，再购入大量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回本国，获取极大的收益；而江南对外贸易的窗口城市扬州，则主要承担着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国际贸易。沿海地区有国际化的城市，内陆地区也有，如当时的幽州城（在今北京附近），主要与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进行贸易往来，成为当时的区域经济中心。就连那些小城市，如江西的饶州，因处于广州到长安的交通运输线上，也有大批伊朗等西亚国家的货物聚集于此。

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政策

唐代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7条海陆主干道来实现的。往西，可以穿越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向东，通过在山东半岛的港口，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向南，陆路通往吐蕃（今天的地区），海陆由广州通往西方各国；向北，由大同、幽州等区域枢纽城市通往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地区。

为了方便中国人到外国去，也为了外国人顺利地来到中国，唐帝国在国内各条交通干线上共设立军民两用驿站1600多个，其中包括260个水路驿站，甚至还有水路和陆路共用的综合驿站80多个，极大地推动了中外人员往来和物质交换。

唐代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对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通婚、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政府都完全不加以干涉；对国外和少数民族的各种专业人才，也尽量吸纳到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对于外来文化，全社会也形成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包容风尚，整体社会风俗也呈现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色彩；外籍工商业者、艺人和宗教人士，都能够自由地出入唐帝国的国境。还有，唐代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寺庙，死后还能体面地葬在中国。

在这个基础之上，唐代对外贸易的政策就极为宽松、自由和灵活。货币政策是经济制度的核心环节，唐代允许境外的货币在国内流通，以此方便外国人在中国的经贸活动。为了鼓励外国人在中国经商，政府还通过减税，甚至连基本的人丁税都予以全免，来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创造了一个属于各国人民的大唐、一个国人永远怀念的大唐。

（作者为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