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面对田野

摘要：民族学研究范式的热议不绝于耳。民族学工作者立足于田野经验，重要的是要有恪守真诚的态度。应具备基本的素养，掌握一定的心理学常识。需要建立与被调查者的亲密关系。不应花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日常应酬上。

关键词：民族学； 田野；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田野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进入某一群体，通过参与观察和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调研工作。谈及田野，势必要提及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他在书中说到，依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它倡导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应该从“传统野蛮”转向“文明社会”。无论是异文化的研究还是本文化的研究，在试图看到“全景”时，我们并未摈弃古典人类学对环境和历史进行的文献分析，但是田野方法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类学的主导。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田野工作是为了客观认知空间互动如何对参与互动的个体产生影响，而分析历史环境则可以从成长的角度来理解行为。我们既不能将个体和集体以及其他个体割裂，也不能将个体的现在和其成长割裂。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亦提出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入场”，第二是如何“保存现场”[1]——不置可否的是当民族学工作者面对田野点，“入场”阶段具有可选择性，但是在面临“走近”和“走进”的两难境地时，却举步维艰。在开展田野工作要面临的“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权衡中，都要费上一些“小心机” 来将利弊合理化。

关于第二个大问题“保存现场”，似有偏颇之处需要展开来说。费孝通先生说“虽然，身处村庄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尽可能全面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把进一步分析留给其它学科。”“约束自己跟踪直观的观察”。[2]显然前辈学者都意识到了历史的可造性——历史是过去的历史，也是现在的历史。我们所谓收集的“真实可靠”的第一手田野材料，真的是“真是可靠”的么？社会学提出所有的观念都是人造，而在制造观点的时候往往会添加进一些并非无可替代的价值取向，而长久以来大众往往会视这些为理所当然，并且根据这些观念来塑造自我认知。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试图物化人。这样以来就有了所谓的“社会历史规律”。而事实上，没有一个运动、组织不是由人构建的。在田野过程中，即便调查者如何试图“悬置”，都不能真的“抽离”。

在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始终不能被一种绝对有效的标尺区分出来。赵旭东《否定的逻辑》一书中这样说道：“有两种研究范式是异常突出的，第一种是通过非民族志学者的民族志式的描述来试图告诉旁观者发生变化，并通过社会学的修辞来强化他的描述的客观性和固定性；而另外一种则是激进的推进本来可能是缓慢的乡村社会的变革。”[3]高永久编著《民族社会学概论》中对“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下了这样的定义：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在参与事件过程中观察和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研究方法；客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和分析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研究方法。[4]庄孔韶先生表示这两种研究思维对推动文化现象研究都具有完整与全面的意义。此二者各有所长，各有所滞，“随着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结合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优势进行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5]。但是理论的客观性并不能被实地经验一一证实，那么作为田野调查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民族学工作者逡巡于田野之间，究竟肩负了怎样的使命？怎样开展田野工作呢？以“他者”立足，施展专业知识才华，解读文化体系，沉默的田野？还是用批判的声音来推动现实改造，喧哗的田野？

二

我认为首先重要的是要有恪守真诚的态度。科学为人而服务，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倘若没有“服务”之精神，恐怕学术生命枯竭之日不久已。我知道一些也有幸结识一些这样的前辈，他（她）们沉浸在学术殿堂，勤恳地往返于田野与讲台之间，清淡望穿功名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然当为之所痛心的，却是这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之中，无法被清晰辨认的操守与良心。“现时流行有‘正义感’一句话。正义感是一种情感，对于正义便欣然接受拥护，对于不合正义的便厌恶拒绝。正义感，正是正义之认识力；离开此情感，正义就不可得。”“善，即存乎悦服崇敬赞叹的心情上；恶，即存乎嫌恶愤嫉不平的心情上。”我们民族学工作者，不全以“公知”的标尺来衡量，不公然标榜“正义使者”，但至少秉持一种真诚的态度，对历史、对田野环境、对被调查对象、对田野工作本身，对自我行为价值的尊重。借用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一段话“以知是知非归本好恶之情，那都是对的。盖于此情理的认识原不同于物理……而情理却本乎人心感应之自然，恰是不学不虑的良知，亦即我前文所说‘无私的情感’。”[6]

其次，就是民族学工作者具备的基本素养。一个优秀的民族学工作者应当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譬如当看到一个少数民族妇女在推销商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考虑这意味着什么，需要考虑社会资源的分配体制，性别和社会分工，民族和宗教，教育和社会资源等。需要从一粒沙子中看到世界，从复杂的图景中找出主干脉络，不管是时间维度上或是空间维度上。民族社会学鼓励我们去思考事物之间的联系，努力去看“大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个人意识的作用。当我们以为我们具有个人意识时，我们更多的还是受制于自己的群体意识，一个人和群体的互动必然是这个人的最重要的活动，我们通过了解他人才能了解自己。不论个人行为或是集体行为都有相当大的行为惯性，可能会拒绝改变。我们会低估自己行为的影响，同时在影响发生之时，也往往有倾向去否认。举例来说在田野过程中，尽管我们试图尽量不去影响他的研究对象，保持与被调查者之间的距离，试图跟踪旁观类似于用眼睛拍摄记录，但是影响是势不可免的。信息经历来自被调查者大脑的“利害”关系的筛选，再经历调查者大脑“可靠”分析的筛选，所谓的客观的审度和宏观的眼光所积累的材料，也只能作为“元假设”的比较佐证，并不能作为标准化科学真理应用。我们应该意识到批判地思考“因果联系”、“真理”和“约定俗成”的观念。

田野工作者，如果没有热忱和耐性，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对本身工作的好古、厌烦、猎奇、浪漫主义情怀等标签，都会导致田野工作的不切实际从而丧失了田野的实际价值。标签对人的影响很大，人们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坚信自己看到的，而标签化则满足了人们简化信息的需求。但是在田野工作中，贴标签是极不明智的做法，甚至是荒唐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事件的解读往往超过事件本身的影响。理解和解读的形成过程虽然能反映出丰富的社会信息，但真相的解释动力因此受限。我们也可以注意社会学所谓之存在模式：一些事件总是有规律的发生，一些现象容易互相吸引。当我们掌握了一部分的数据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数据所表达的个别现象，从个体之中归纳出一些规律。而偶然事件也贯穿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田野工作者应当看到因果联系，同时也应当承认因果联系，规则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一目了然或者可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在以他所不知的方式创造着规则和历史。因为现实生活中变量太多，我们无法一一监测，不能达到穷尽，所以最终的事实就是在多年之后也许才能看清今天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无疑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标签的启用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但这也并非是逃避责任的理由，社会可以通过系统地产生标签来使社会中的部分人受益，民族工作者对实证资料的收集，如果能为一个民族的既有文化的价值观与自我价值感贴上标签，那么民族工作者本身，就应该谨慎细微的尽可能抛光自己。

重视语言的作用在田野中至关重要，因为语言的作用不只是描述，更重要的在于重建。语言是我们思考的方式，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和能力，语言艺术能为田野工作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就譬如主动和被动语态就足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被动语态经常会混淆责任。由交往而生成的意义或行动之结构的改变，首先需要在对话中探索出共同的语言。学习当地的语言，是沟通与记录的第一步骤，既要有不懈尝试的毅力，也要有足够坚实的厚脸皮。甚至可以考虑在理论课堂开设相关的培训课程，因为即便是“沉默的田野”，也需要有敲门砖。

与此同时，我认为田野工作者还应当掌握一定的心理学常识。可以说，社会心理比社会事件更为重要。具备亲和感、会心共情、对话艺术、咨询常识、程序架构、心理评估等心理学方法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是非常实用的。

三

关于田野工作者与田野的互动关系，在笔者有限的田野经历中，始终是一个困惑。田野工作，哪怕你有着博士学位，利用汗牛充栋文献堆砌过恢宏的理论大厦，也许只一句 “没有时间”的闭门羹，便足以摧毁你全部的自信。在田野中，仅靠着耳听、眼看、脑思并不能形成可信赖的材料，希望之于田野似乎需要建立与被调查者更为亲密的关系。 “沉默的田野”不再是仅有的珍贵，民族学工作者的责任除了记录文化，不仅要“亲历”还要“亲为”。我们的很多导师前辈，在多年的田野经历中，与田受访者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甚至成为家人。当然这为进入田野带来了很多便利，更容易实现“自下而上”的调研，避免了一些琐碎的“手续过程”和“应酬”，对于采集访谈而言也更接近真相。亲力亲为并建立亲密关系的后果与影响是什么呢？如果是对受访者本人而言，建立亲密关系只不过暴露出更多义务，比如逢年过节的问候，家长里短的闲絮，人脉关系的互动。如果是撰写相关的专题论文，笔下有关此民族的自我印象呈现，便势必蒙上属于个人的感情，譬如先入、偏爱、偏恶等的色彩。关于异民族的客观真实是否存在？民族工作者如何剥离对异民族自我印象？很难预期。他们可能排拒、反抗，也可能改变自我去迎合并趋近此种印象，最终成为僵硬扮演角色的演员。不管结局为何，我们的所谓“学术纯粹”是不是真的无法实现？拉比诺反思田野工作是 “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因而他始终着力突出“事实”如何在人类学家与资讯人双向互动中得以被“制造”出来。这是所有经历过“痛苦的”田野工作的学者都可能会有的真实感受。于是有人说，田野工作者与研究对象保持某种距离，并且不将研究对象视为单独的个人，而是某种集体文化的代表。研究一个族群的行为与指导该族群的行为，理论上，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虽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改变他所研究的族群。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谈谈“自上而下”的调研方式，“凡官方色彩过浓的调查，往往有两个弊端，其一是大量的时间耗在官场的应酬上，其二是上级官吏的陪同本身会干扰调查现场，从而收集不到客观真实的调查资料。”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和操纵个体的需要有关，硬性权力，比如国家机器；和软性权力，比如文化，都可以左右人的选择。权力通过操纵人的行为来使权力的拥有者获益。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中，掌握权力的阶层，我们可以大概分为“保护型经纪人”与“赢利型经纪人”，以此为核心联系起一个社会群体中的权力文化圈。中国的社会至今仍存在着以“礼”、“特权”、“土地享有”为隐形契约的现状，当权力受到挑战时，往往略微修改规则就可以使权力所有者继续享受优势地位。而社会中总是有一部分人热衷于维护规则，哪怕维护规则对其不利，或者仅能提供很少的利益。因此对于“赢利型经纪人”的权利代表甚至成为了讴歌对象，大多数人对规则的决定只是遵守与否，而对其制定形成过程思考甚为有限。权力依赖于共有的信仰和合作，因此对这两者的挑战可以削弱权力。也就是说在“自上而下”的调研过程中，很可能下级与上级出现“合作”或“假合作”的景象，田野工作的过于“顺理成章”就是值得反思的事情。

费孝通先生说过“历史就是未来，或者说提示未来，里面有未来的脉络。而中国的历史离不开农村。即便是现在的城市，也能从农村找到答案。”[7]民族学工作者在一个又一个田野中思考着作为人类文化的多样与平衡。在不同文化的事件中，如果原因相同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那么在我们的眼中就多了一重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再因为我们脑海中的思维定式，去断定和否定可能性，愈是大量的田野工作使得我们更加宽容，更加明智。

田野就是希望，或者说提供希望，里面有消失的过去，有隐藏的未来。我们应深入行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参考文献：

[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2]费孝通.江村经济[M].商务印书馆，2001.

[3]赵旭东.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8.

[4]高永久.民族社会学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5]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6]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费孝通.江村经济[M].商务印书馆，2001.

作者简介：李婕（1989—），女，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