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城市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文明标准? 上海的道德洁癖

一天只能相亲一次，不能男女混居，司机载客时甚至不准打呵欠――上海的道德洁癖背后，是期待改变形象，变得“可爱”的上海人。

身为一个上海人，你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作为光棍，你一天只能相亲一次，以免被卑鄙的婚托欺骗或失足成为婚托；作为房东，你的房子只能租给“一个自然人或一个家庭”，而不是逃课一起玩xBox的同居大学生；作为公务员，你每年的阅读量要达到6本到12本书，每周阅读时间必须7小时以上；作为复旦或同济的大学生，不慎在校期间发生非婚的，可能被开除学籍；作为出租车司机，你在载客时甚至不准打呵欠……

规定来自《上海市婚姻介绍行业服务规范(草案)》(2008年1月)、《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2006年12月)、《市级机关创建学习型机关评价指标体系》(2007年10月)、上海市出租车行业乘客满意度指数测评(2007年8月)等等。这些法规的下场是不法分子的嘲笑和专业人士的质疑：法律专家认为限制公民权利，社会学家当成治标不治本的行政管理，经济学家看来是干预市场。但无可厚非的是，上海政府在严格要求市民的同时，也不吃人间烟火地要求自己――政府文件、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出现诸如“美眉”、“恐龙”、“PK”、“粉丝”等网络流行语，将被判定为违法行为。

难怪一位资深传媒人评价：“上海有一种道德洁癖”。正如对朋友抱怨多多的洁癖坚持者总不太受人欢迎，对一个城市来说，多少有些无伤大雅的小缺点的外来小市民们，更是不容易与上海取得相互谅解。

可爱的上海人，还是道德的上海人?

卫道的诸多规定足够造成一种印象，上海人站在守序的阵营上，人人严于律己。一个《从女足开幕式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素质》的网络帖子为此提供佐证：“2004年男足亚洲杯，北京开幕式，观众寥寥可数，空着大半个看台，声不断，京骂不绝于耳，当亚足联领导出现时，竟然喝倒彩声四起；2007年女足世界杯，上海开幕式，没有自己关心的中国队，但观众座无虚席，德国和阿根廷的国旗到处是，大都是为她们摇旗呐喊。德国早早大比分领先，悬念早已经失去，但是看看上海人，依旧喝彩声不断，鼓励的掌声不断。”

在城市评论界的外行人看来，这只能说明上海的球迷不够狂放，缺乏男人味，但帖子以“这样的中国人才是有素质的，才能代表我们的国人素质”结尾，表达了对上海人“有素质”的支持。这种盲目的支持有时无处不在――2008年1月，上海地铁工作人员将带有吻别镜头的监控录像做成视频，同时播放的还有工作人员“这个女人太妖了”的不道德评论。而上海市民评价这种显然侵犯隐私的行为时，居然出现一种“情侣检讨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敢在公共场所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就不该怕被拍到。”

上海人热爱家园，以维护高素质形象为己任，可惜外地人并不受用。“跟北京相反，在上海乘出租车，胆战心惊的一般不是乘客，而是司机。”一位乘客评论上海司机的例子广为流传：“上海的司机特别爱干净。一上车，如果你带了什么东西，他总要叮嘱几句，好像出租车是玻璃做的、一碰就碎，为防止跳蚤，司机会拿出个塑料袋，要我把猫用塑料袋包起来。”

牢骚最大的是来自北方豪爽的、在上海人看来有些粗枝大叶的乘客们，他们对这种略显冷漠，甚至有点斤斤计较的服务表达过不满：“我还以为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公务员编制’呢。”这种言论对于被誉为“全国最具有职业素质的”上海司机并不公平，毕竟他们总把出租车内打理得清清爽爽，穿戴大都干净讲究，礼貌而不多嘴，还十分精明――至少，给MBA讲课的那个的士司机，就是上海的产物。

怀疑上海人道德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地铁站台抢坐的风潮真是不可小视。一辆空车驶向站台，蚂蚁般的人潮已开始躁动，车门刚开，候车的人群便开始洪水般涌入，从开门到满座此间时间绝对不会超过3秒，好几次能够看到车厢里有因后进车厢而没坐到座位的外国友人脸上的尴尬与无奈。”有在台湾工作的人将上海地铁比为继东方明珠与城隍庙后的上海重要景观，安妮宝贝笔下旖旎的小资情愫，到了车站就荡然无存。

“上海的社会治安是全国最好的，并不是因为上海的警察特别多，是因为上海人的素质，上海的社会秩序，”(在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上，香港排第一，上海第二)“素质”这个词对上海很重要，东方卫视曾对上海人各方面的行为做过问卷调查，以分析上海人的素质高低。一位华东交大的女教授的分析是，上海人素质总体不错，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提高，然后她举出了一项让人失望的、关于上海人让座行为的调查结果。

根据一个上海市民道德状况调查，对突发交通事故，有13％左右的上海人选择了“与己无关”和“迅速离开”；对公共事物，逾五成市民参与度较低，政治参与程度不高――这同样体现在让座上。上海文明办有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上海在道德建设的难点包括乘公共汽车不为老弱病残让座、行人自行车乱穿马路、高层建筑上乱抛杂物、地铁乘车秩序混乱，以及宠物在公共场所大小便。

正如在过马路的问题上，国际化的上海被冠以不够国际化之名：在让座的问题上，高素质的上海人也经常被冠以不道德之名――坚持秩序的上海人，被加上“排外”、“冷漠”、“自我感觉良好”的形容词，《肺癌老人公交上手持病历苦苦哀求无人让座》等标题触目惊心，足够为上海的道德洁癖蒙上阴影。

道德洁癖的文化根源

一种普遍说法是，道德洁癖背后是上海人的优越感。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上海人工琦瑶就拥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在张爱玲《倾城之恋》里，范柳原对白流苏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宋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在过去有点造作的上海人看来，当时工业和商业都不如他们的香港，不过是比原始森林好一点。直到前不久，一篇被成都人称为“找抽帖”的网文《成都，在我们上海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县城》，依然体现了这种让人不适的优越感。

一位上海市民对此的补充是，造成上海人道德洁癖的另一个原因是，经历过“七十二家房客”的上海人，已经习惯什么事情部分清楚，客气、本分、保留好各自的那一份自由空间，是上海人发现的一个好原则。这带有上海人多年的生活逻辑和商业逻辑――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提到：“从前上海人的商业道德和往来信用极高，没有什么商业诈欺的事情……还有一种商业习惯，大家交易全凭信用，不签署什么契约，来来往往，只凭一句话，说出的话，也不需要第三者证明，绝对不会耍赖。这种作风由来已久，连当时外国人和上海人做交易，不论多大数目，也相信中国人‘一言为走’的商业道德。”

作家叶辛在《上海日记》中写过一个新上海人逐渐融入这个大都市的过程。他有一个说法，上海优越感的根源在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户口让“上海人就是上海人，外地人进下来”。特别是，当时上海在经济上横扫全国，上海货、上海的交通管理、上海的卫生，让上海人的骄傲有了一个理由。而学者葛剑雄则有一个说法，这种缺少自由迁移的状况，一度让上海人越来越封闭，以致自以为是。

2008年，上海依然是一个诱惑――有个称呼叫“新上海人”，指的是从外地来，在上海居住工作5年以上，“有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并把上海作为长期居住和生活地”的特定人群。根据上海市文明办在2006年组织的《新上海居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调查报告，69.2％的新上海人选择上海，是看重发展机会。

有人认为新上海人将改变人们对上海的不好印象，例如余秋雨笔下的小市民形象。上海人在维护和改扮自己形象的问题上有出奇的执着，对晾衣架位置的管理都不放松。“可爱的上海人”成为上海政府一直倡导的理念，世博会临近让这成为浦东人紧张兮兮的一个目标。

挑剔的上海自有精英级的文明标准，类似的城市还有物价飞涨的深圳。面对各种责难，上海人对自己严格的道德标准有过辩解，甚至带有一丝自我陶醉：“在上海，你身上的一些细节可能被无限地放大，这不是因为刁难，是因为竞争。上海不是很和蔼的城市，上海是很严厉的，适者生存。”这可能有副作用。证据是，一份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职场生存压力指数表明，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大，为三地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