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交通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制度研究

摘要：我国现行的机动车交通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不能为受害人提供相对充分的保险保障。本文引用法院审判的一起案例，从中找出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国外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进而提出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赔偿限额；问题；制度完善

1 我国目前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我国目前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的相关立法

保险责任限额，是保险人对受害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最高额度，体现为保险金额。我国目前有关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的法律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交强险条款》）第六条“交强险合同中的责任限额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对每次保险事故所有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所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1）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2）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3）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4）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

在立法例上，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有不同的分类模式，根据是否区分受害人人数而设定不同的责任限额，分为事故限额与受害人限额。若将这两种模式进一步区分，可分为受害人概括限额、受害人分项限额、事故概括限额、事故分项限额四种模式（不考虑保障的侧重点，该四种模式对于受害人的综合保障程度是依次降低的）。由以上法律条文可知，《交强险条款》第六条正式确立了我国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的模式为“事故分项限额模式”。

1.2 我国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在实践中凸显出的若干问题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下面以两个案例为切入点，案件的字号分别为（2010）公民一初字第930号和（2010）杭余民初字第2225号，两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0年5月26日，闫某、秦某夫妇驾驶无号牌小手扶拖拉机性质，被姚某驾驶的货车（该车挂靠于某运输公司，姚某在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追尾相撞，导致闫某，秦某受伤，车辆损坏。经交警大队处理，认定姚某对该事故承担主要责任，闫某承担次要责任，秦某无责任。因各方未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闫某夫妇以姚某、某运输公司和某保险公司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二原告医疗费17935.00元、误工费609.97元、护理费931.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30.00元、交通费105.00元、车辆维修费1305.0元、律师费2000.0元。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二原告16261.18元（其中医疗费10000.00元、车辆损失费1305.00元、误工费3611.94元、护理费1144.24元、交通费200.00元）；其他费用由被告姚某承担，被告某运输公司负连带责任。

2010年6月4日，黄某驾驶皖J号拖拉机（该车投了交强险），与对向车道的陈某的浙A号轿车发生碰撞。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黄某负主要责任，陈某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因事故双方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陈某将黄某及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车辆修理费87000元、施救费700元、定损费500元，合计88200元，要求被告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陈某因交通事故损失的车辆修理费87000元、施救费700元、定损费500元，合计88200元。

综观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1）立法的模糊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人民法院在审判时依据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在第一个案例中，法院依据《交强险条例》）以分项限额来确定保险公司的责任，判其赔偿两原告医疗费10000元；第二个案例中，法院依据《道交法》以概括性限额标准来确定保险公司的责任，判其赔偿原告车辆损失费87000元。从以上法律条文可以看出，我国交强险责任限额并不是《道交法》作出规定的，而是由《交强险条例》确立的分项限额模式，恰恰由于上位法《道交法》立法上的模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2）交强险赔偿的损害范围过宽

《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仅将财产损失纳入强制保险保障的范围，同时对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规定了同样的规则原则。这无疑是不合理的。第一，这有违责任严格化和保险强制化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趋势。第二，财产损失纳入强制保险保障范围的最大问题在于与我国国情不符。我国机动车事故受害人规模之大、受害程度之严重、基本保障之缺乏、获得赔偿之艰难，都堪称世界之最。在基本抢救、医疗、生存费用得不到有效保障之前，断无将财产损害纳入强制保险保障的正当性可言。

（3）将医疗费与伤残死亡赔偿费分设为两项限额不利于保护受害人。一方面，道路交通事故中，伤残鉴定一般都要在医疗终结之后进行，即使保险公司积极主动进行赔偿工作，也只能在1万元的医疗费限额内进行支付，而11万的伤残赔偿限额，只能在医疗终结后才有机会获取，大量的医疗费将由被保险人承担，难以满足受害人治疗需求；另一方面，现实中，在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在医疗过程中，医疗费用超过1万元的非常多，单人受伤如此，多人同车受害的情况更为严重，交强险赔付的医疗费用难以满足受害人治疗需求，大量的费用将由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被保险人主观向恶，即平常大家所说的“撞伤不如撞死”。

（4）有责任限额与无责任限额的制度设计不合理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对这条的理解目前仍有争议，如果理解为无过失保险，则保险公司的赔偿自然无须考虑侵害人是否有过失；如果理解为强制责任保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则需要以被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责任限额当然是被保险人有侵权责任时的保险限额。所以，所谓的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只能是被保险人有侵权责任时的限额，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无责任限额。然而，《交强险条例》却创造性地规定了无责任限额，这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

2 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之比较法考察

2006年7月1日，我国第一个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保险制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才开始正式施行，这与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及地区相比，有关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的理论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本文试从主要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保险制度进行考察，获得一些对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的启示。

2.1 美国的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

1919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了《财务责任法》，成为最早以立法强制担保的方式解决机动车肇事赔偿问题的州。20世纪50年代，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法基本取代了财务责任法，成为美国各州解决交通事故赔偿问题的主要法律体系。

“结合考察美国各州的强制责任保险，在保障的范围方面，不仅保障人身伤害，而且保障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方面，一般设定三个限额，即不仅规定每人的补偿限额（1万至5万美元不等，最低的路易斯安那州为1万美元，最高的阿拉斯加州为5万美元），而且规定每次事故的人身伤害的限额（2万至10万美元不等，最低的路易斯安那州为2万美元，最高的阿拉斯加州为10万美元）和财产损失的限额（5000至2.5万美元不等，最低的宾夕法尼亚州为5000美元，最高的阿拉斯加州为2.5万美元）。”

2.2 英国的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

1931年1月1日，英国《1930年道路交通法》生效，标志着英国成为继北欧国家、新西兰、美国马萨诸塞州之后又一个建立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国家。

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的一段时期内，英国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害，不包括财产损失。1988年12月以后，为落实欧盟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第二次指令，将赔偿范围扩大到财产损失。英国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没有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保险责任作出限制，保障水平高于目前欧盟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第五次指令所需求的每人100万欧元、每次事故500万欧元的水平。在财产损失赔偿上，2007年英国将财产损失责任限额从25万英镑提高到100万英镑。

2.3 日本的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

1955年7月29日，日本在借鉴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道路交通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并通过了《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该法颁布以后，从1956年2月起，日本政府在全国推行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业务在此之后快速增长。

日本立法者认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进行赔偿是交强险的首要任务，如果将财产损失也列入赔偿范围，将会大幅度提高保费，影响这一保险的普及程度。所以，日本的交强险仅保障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不承保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具体标准是，由伤害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治疗费、文件费、误工费）原则上按1日5700日元计算，精神损害按1日4200日元计算：伤残依照年收入、劳动能力丧失率、莱布尼茨系数等因素计算出“丧失收益力，根据伤残等级支付相应的抚恤金；受害人死亡的，丧葬费原则上按60万日元计算，并支付相应的“丧失收益’和“抚恤金”。责任限额包括死亡、伤害和残疾三项不同的限额，实施强制保险制度之初分别为死亡30万元，轻伤3万日元，重伤10万日元，后来经过数次调整，现在适用的限额分别为：死亡赔

偿限额3000万日元、伤害赔偿限额为120万日元、残疾75万―4000万日元（根据伤残等级确定）。"

通过与外国制度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赔偿范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修订，欧盟各成员国就是在1984年欧盟颁布《机动车保险第二次指令》以后才陆续将交强险的赔偿范围统一扩张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是规定最低的责任限额，且均经历了几次甚至十几次的调整，交通事故受害人获得的保障程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所以，中国在借鉴国外先进的保险制度是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循序渐进。

3 我国目前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的完善思路

“利益是人类个别地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因此人们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安排人类行为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欲望或要求。”如何兼顾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利益，在立法上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才是完善我国目前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的关键。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确立符合交强险本意的责任赔偿限额模式

交强险制度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受害人无法得到及时补偿引发的社会问题，体现了社会本位的问题。而事实是我国的交强险责任限额模式不是由《道交法》作出规定的，而是由《交强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规定的对受害人最不利的事故分项限额模式，这明显与交强险的立法本意不符。当然也有人为现在的交强险赔偿限额制度辩护：“如果在司法和行政执法中，单独在赔偿环节上，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确定赔偿责任，而是以责任限额总额为准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是擅自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在整体上将导致交强险业务的亏损，无法实现交强险业务的长久良性运作。”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过：“公共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保险公司的利益显然要让位于受害人的利益，所以，交强险赔偿限额模式应该由《道交法》加以明确。

3.2 将财产损失从交强险保障范围中剔除

一方面，从国外经验看，在各国、各地区机动车侵权责任严格化和保险强制化的过程中，财产损失与人身损害区别对待的立场始终未能改变。而这种区别对待的主要表现是责任严格化和保险强制化的重心在于人身损害，即使机动车侵权实行严格责任的领域一般仅限于人身损害，很少涉及财产损失（即使涉及也在严格程度上逊于人身损害）。交强险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即使像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也都把交强险责任范围仅限于人身损害。所以，将交强险的保障损失范围限定在人身伤亡范围，将资金利用集中于人身救治和对生命权侵害的救济，更好地起到保护生命的作用，更好地体交强险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精神，使有限的财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将财产损失部分剔除，有利于引导投保人购买机动车商业保险，从而促进车险业的发展。这样的改变对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和建设、交强险的长远发展以及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融合式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可以兼顾保险人和受害人双方利益，促使交强险良性发展。

3.3 以受害人的过错有无来设定不同的赔偿限额

大多数情况下，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也具有过失，此时是否应当仍令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呢？这必然会引发一个思考：“过失相抵”原则能否适用于交强险中？

过失相抵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在过错归责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能否用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之类的无过错的危险责任中，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争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对此做出了权威的解释：“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按照这样的司法解释规定，过失相抵的适用范围：一是过错责任侵权行为；二是过错推定的侵权行为；三是无过错责任的侵权行为。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已经明确将过失相抵引入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又如上文所述，我国交强险应采用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模式，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实际上是被保险人的侵权责任（仅在保险赔偿限额内），保险公司在进行赔偿就没有理由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所以，《交强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中应该以受害人过错的有无来分别设置赔偿限额，而不是以被保险人责任有无（即过错的有无）来分别设置不同的赔偿限额。但考虑到，我国交强险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因此，过失相抵的范围应适宜不能过大，否则对于受害人的大部分损失将无法得到弥补；也不能过小，否则将过度地加重机动车一方的负担，不利于交强险事业的发展。

“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具体到我国机动车交通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制度而言，机械适用现行法律并不可取，我们应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兼顾各方利益，才能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青武：《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2] 韩长印：“我国交强险立法定位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2第5期，第154页.

[3] 刘锐：《中国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4] 郭左践主编：《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5] 刘锐，李祝用，曹顺明：《中国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