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沉睡在内心里的方言

如今，我的思维语言是普通话，这是因为说普通话太久而且它已成为我的第一语言的缘故。在太原，尽管我不和我的家人、同事说方言，甚至不和遇到的任何老乡说方言，但没有一刻，我会忘记那些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方言。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只是睡着了，等着一些电话或一些人来唤醒。老家的亲人或同学来电话，几声乡音，我能立马进行语言转换，用不太流利但绝对地道的家乡话和他们对话。

因为我的老家地处汾阳、文水交界地带，所以我的方言杂有汾阳、文水两地的特色。我们的方言里没有“f”音，“f”都读“h”，而且没有前鼻音，所以“风”就是“轰”，“飞”就是“灰”，最经典的就是“灰机在天上灰来灰去”。还有人考证出“刘胡兰”原为“刘富兰”之误，是那个写文章的“老赵”听见“刘富兰”，不知文水人读“富”作“胡”，于是写成了“刘胡兰”。后来题词也写成了“刘胡兰”， 刘胡兰的名字上了全国各地的报纸，就再也改不过来了。于是她的继母出面说因为她姓胡，富兰就改作了“胡兰”。作为一个文水人，我觉得这样的考证，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大姨就叫“任富兰”，“富兰”在汾阳、文水那一带是个比较常用的名字。

有一天在公交车上，我听见一个女孩子对男孩子说：“这东西可扎实了。”我才想起我们那地方把“重”说成“扎实”。东西扎实了，能不重吗？

我们那一带把“家”叫作“居舍”，很有文化气息。再往北走到文水，“居舍”变成了“锅舍”，说得倒也朴实――有锅的地方才是家，更形象了。

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山西学者、书法家林鹏先生有句诗云：“项上得脑今犹在。”这句诗是林先生用来庆幸自己经历了数次战争和政治运动，却依然能够安然地活着的。在汾阳话里，“头”也叫“得脑”，但从我们老家往北到文水城那一带，就变作“得老”，不够正宗了。有一回我在文水北张村的一家理发店，看到一个男子在蒸头发，头上烤着个转盘。又来了一个老汉，问：“得老还不行了？”不待理发者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能扎动就行了。”显然是把头比作红薯了。焖一锅红薯，能扎动就算熟了，这样的比喻可看出民间的智慧，却不能细想，细想就觉得恐怖了。

事实上，普通话在我的生活中越顽强，那些沉睡在内心里的方言就驻扎得越深刻。而内心里住着方言，我就依然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穿着红格格小袄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的小姑娘。因为那些方言里，也住着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