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首起绑架案

整整二十六年过去了，许多案件在记忆中都渐渐淡忘。可是那起案件却常常在我脑海里萦绕，这就是1982年8月28日，代号为“8・18”的绑架案。虽然此案过去了二十六年，但是，案中的人物和破案细节仍然值得回味。

据说，这是白共和国建立以来新上海发生的第一起绑架案。那时，我正在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当刑警。记得那是中共“十二大”召开的前夕。市公安局假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刚刚开过保卫工作动员大会，大会上，局长要求全市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做好党代会召开期间的保卫工作，不料，就在开会的当天就发生了这起震惊全市的绑架案件。

不知是何种性质的案件

说来诸位可能不信，接到报案后，当天值班受理案件的刑警还不知道这属于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绑架案，连《刑法》上也没有这条罪名。

8月29日，溽暑中的上海，没有风没有雨。晚上七点敲过，一名三十来岁姓杨的男士，气喘吁吁地奔进虹口公安分局刑警队值班室，报称：他朋友的儿子被人抱走了。

“谁抱走了?”

“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孩子被人家抱走了呢?”

“因为对方刚刚打来电话，要我朋友郑某今晚8点30分在虹口公园大门两万元赎他的儿子。”

值班刑警明白了，有人抱走小孩，敲诈巨款。两万元在八十年代初仿佛就是一个天文数。那时，我的工资才42元。这究竟算是什么性质的案件?好在当天值班的副局长温福聚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公安，简单听了情况汇报后，他浓眉紧锁，说：“伙计，这是绑票案哪。”什么是绑票案?值班刑警的眼神里仍然一片迷惘。这也难怪，我们从来没有受理过这种案件。“绑票就是绑架!旧上海最著名的绑票案就是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的案件。唉，你们小青年不懂。”

8点30分?已经不足一小时，要接触小孩的父亲郑某已经没有时间了。老温边从抽屉里摸出“马牌”手枪插在腰间，边下令当晚刑警队、治安科八名值班的警员立即换上便衣随他赴“约”，同时要求报案人转告郑某，按绑匪的要求立即去虹口公园赴约，我们在暗中会保护他的。但是，必须在挎包上插上一份报纸或者画报为识别标志，以免跟错目标。

时不等人，临时组队的侦查员跟随着老温乘坐黑色上海牌轿车风驰电掣地赶赴虹口公园。等侦查人员撒网布定，时针正好走向晚上八点――这时，突然从四川北路方向开来一列治安夜巡车队，摩托轰鸣，全副武，格外显眼。

当晚，捕“狼”行动告败。

坐在轿车里指挥的老温气恼地说了句：“大水冲了龙王庙。”

案情上报后，市委、市政府、公安部立即指示：全力以赴，务必速破此案!上级的指示，既是鼓舞和鞭策，也是一种压力。

挨家挨户访问一个不漏

现场套“狼”行动失败后，当天夜里，队长发出紧急集结的通知。从静安、从南市，从卢湾、从虹口，我的同事们一个个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特别要说明的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所有刑警的家里都没有安装电话，倒不是装不起，而是没有资格安装。那时候，私家电话是有职务和地位的象征。更没有呼机和手机，那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普及的事。我们是靠公用电话或者附近的企事业单位电话通知集合的。其中，有一位同志半路自行车蹬断了链条，他是推着自行车半夜才赶到队里。可是大家没有一句怨言。那时全队仅有四十多号人。凡有大案全队集合，包括内勤，这已经成了当年不成文的规矩。

根据被害人陈述，小孩郑俊杰刚满六足岁，8月28日，第一天进小学领教科书拜见老师。中午11时许，学校放学，由老师护送至武进路江西路口，老师和同学看见小俊杰和一名居住在同一条弄堂的女孩，跳跳蹦蹦走进了弄堂。可奇怪的是，小俊杰竟然没有回家。当天下午，心急如焚的家属分头寻找小俊杰，没有消息。第二天，又去了周边四个公安派出所报失，仍然没有结果。直到傍晚时分，当郑某接到敲诈巨款的电话才明白，小俊杰被人绑架了。

案发过程十分清楚。从绑匪来电分析，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案，因为六岁的小俊杰根本写不出父亲的名字，而公用电话传呼单上郑某的住宅门牌号、以及郑某的姓名一字不差。说明作案人是郑家的熟人。而且，我们还判断，小俊杰肯定是在走进弄堂后才发生了意外，在调查郑家关系人的同时，队里决定以案发地武进路590弄为中心，立即开展调查访问。可是，这条名叫“鸿安里”的弄堂四通八达左通河南北路，右连江丙北路，有大小支弄15条，住着2800多户居民。要对付这么一条“超大”弄堂，难度显然很大。

队长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北片探案组组、老侦查员陈少科。少科是我们刑警队“五虎将”之一，这个美誉，不仅仅是因为老陈他是“开国刑警”，而且他还是功勋卓绝、战功赫赫的刑侦专家。领受任务后，陈少科二话没说，带着麾下八名刑警在乍浦路派山所民警的配合下深入案发地，两人一组，从弄口撒开，挨家挨户调查访问：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下午1时许，终于寻访到一位退休老大妈。案发当天上午，正在家门口拣菜的大妈，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前面逃，后面一个男青年在追，当小孩奔到她面前时，终于被男青年“抓”住了。大妈起疑便责问道：“你为什么抱别人家的孩子?”男青年嘿嘿笑着回答：“我是他的爷叔，抱他出去玩。”大妈不信，问小孩，小孩竟然点了点头。大妈不好再盘问什么了。她看着那个穿炯灰色短袖衬衫的男青年将小孩抱走了。

大妈陈述的那个小男孩的衣着特征与失踪的小俊杰完全一致。案情取得重大进展。经郑某回忆，抱走他儿子那个人的体貌特征与自己业务上有联系的川沙县东沟绣品厂的业务员范银龙极为相像。案发前，姓范的曾向郑某借款，因为数额太大，郑某没有借给他。案犯究竟是不是姓范的呢?队长马上派人去东沟调查。结果得知，范银龙因为贪污加工款被举报而潜逃在外。

姓范的疑点陡然上升。可是郑某说，打电话来敲诈巨款的那个人的声音并不是姓范的。

那么究竟是谁抱走了孩子呢?

“头”的出现

郑某说的没有错，那个打电活的人确实不是范银龙，体貌特征与范不同，接下来的日子里，绑匪在大上海跟我们玩起了“猫鼠”游戏。并且威胁被害人，如果发现公安局介入，他们就“撕票”。

侦查工作异常艰苦。

为了保护和预防被害人家中出现意外，我们派出了四名侦查员悄悄躲进郑家小阁楼。高温季节，四个大男人啃面包喝凉水，汗流浃背还不能下楼冲凉，这种滋味现在想来仍然令人唏嘘。

为了防止范银龙流窜浦江两岸，我们又派中了六个侦查小组埋伏在黄浦汀主要摆渡口。虽说是潜伏在摆渡站的办公室里，但是，为了行动保密，上岗的侦查员片刻不离，一直到破案后才回家

换上干净的内衣裤。好几位同志的下身都“烂裆”了。

为了及时掌握案犯来电的内容，我们派了侦查员小华临时担任了郑家旁边公用电话亭的传呼员――

案犯几乎每天打电话给被害人家里，不断变换交款赎人的地点，为了保护被劫持的人质，我们只得忍声吞气地“听从”绑匪“指挥”。一会儿在东新民路，一会儿在提篮桥；一会儿在西门路，一会儿在定海桥――东南两北，我们则疲于奔命!

经过查访，打电话的人为同一特征：二十四五岁年龄，中等个儿，肤色略黑，本市口音，脸部没有明显特征。但是，该男青年却理了一个“头”，就是额头上梳前留海，颇像现代韩剧中那些长头发男主角的发型。还有一个特点：该人说话声音沙哑。

此人究竟是谁?跟范银龙又是什么关系，一时查不清。就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我们一名年轻的侦查员做了一件极有价值的事，就是把每次绑匪打来的电话列表排列出来，结果发现了一个破绽，即：在绑匪打来的十六只电话中，有三只是在杨浦区定海桥旁的一个里弄公用电话间里打出的，而且，其中有两只是在傍晚。发现了这个线索后，刑警们兴奋不已，从概率上计算，这三只电话占了十六个电话中将近20％，说明“头”极有可能住在附近。于是，我们立即去定海桥居民委员会调查。巧的是，这个公用电话就设在居民委员会的外间，平时守电话的人是居委会干部陈大伯。据陈大伯反映：最近一次，“头”是着短衣短裤，骑着一辆“凤凰牌”28时自行车，脚上趿着一双海绵拖鞋来打电话的。问老伯怎么看得那么细致。老伯说，那天，一位姑娘打电话忘了带钱，是排在后面的“头”代付的。所以就观察仔细了些。

一个住在远处的人是不可能在这种时候以这种装束蹬车专门找到这个位于黄浦江岸边相对偏僻的地方来打电话的。从地形上看，这是个死角，一旦被我们发现，不利于逃跑。这就更加印证了之前的推断：“头”一定是住在附近的!

至此，虽然我们还找不出他跟范银龙的关系，但是，至少将打电话的人锁定在了一个狭小的区域里了。这是侦查此案取得的一个重大的进展。

正在我们为取得的进展欢欣鼓舞时，一张纸条引发出了一场更加艰巨的战斗。

一张神秘的纸条

纸条是上海渔轮修造厂保卫科通过杨浦公安分局转来的。当我们看到纸条的时候，都很吃惊。

皱巴巴的纸条上写着：

此时此刻，先生有两种选择。

1、配合我们，下车走到墙边(只有四、五步了)，然后把钱包扔进公园里，马上立即离开，在9点到新亚饭店领回孩子。请注意两点，我们把钱拿走后，再还你小刻(孩)。

2、不要像以前一样，每天去虹庙(指虹口公安分局)汇报一次，可以想象你先生的心情，也可以说，我们之间是休戚相关的，以后的事情请先生三思。

(看好纸条立即扔进去，并且立即离开)纸条是渔轮修造厂一位青年工人发现的。他在77路公共汽车站候车上早班时，无意中踢动了一块青砖，青砖下压着这张纸条；读罢内容，他感觉既奇怪又可疑，于是，上班后将纸条交给了厂保卫科。

那么我们看了这张纸条后为什么会吃惊呢?

话要说回到前一天傍晚，“头”打电话来，要郑某乘车去定海桥交款，而我们为了延长通话时间，以便发现对方的发话地点，有意导演了一场“鸡跟鸭讲”的错位戏。当“头”打电话让传呼员传呼郑某时，旁边等候的侦查员故意应声接电话，一接话就嚷嚷道：“阿哥，等侬来吃饭，你妹妹菜烧了一桌子，可是左等，等不来，右等，你还不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阿哥，侬快一点来好吗?”侦查员没头没脑铺天盖地说了一通，搞得对方乱了思路，“头”在电话里急得直叫：“你是谁?我找郑某某，谁是你阿哥，不要瞎搞八搞好吗?”侦查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是姓陈，没有搞错啊?” 我是找关耳郑。你是什么郑?“哦，我是耳东陈。对不起，是传呼员搞错了。上海话里，郑、陈、程都念陈，所以搞错了。”侦查员还想“解释”什么，这时，“头”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立即挂断了电话。非常可惜，如果再延长两分钟。我们的突击小队就可以当场抓住这名案犯。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张纸条后，恍然大悟，原来，昨晚绑匪是要郑某去复兴岛交款，如果按照纸条上的“指示”去做，那么，我们根本来不及布控。事关人质安危，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这张纸条是昨天的，但是，我们分析，案犯决不会想到这张没有收走的纸条会被人发现后转送到我们这里。“钱没有拿到手，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温福聚副局长分析道，“伙计们，今晚他们还会来索款，我们就跟这帮家伙玩一下。看看鹿死谁手!”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当晚，案犯故伎重演。

密捕“头”

当天傍晚，急不可耐的案犯又打来电话，要郑某去定海桥交款。果然，一切跟温副局长判断的一样。可是，这次，由于我们料事在先，所以在“交款”的地点已经悄然撒下大网。

都市的夜晚，凉风习习，万家灯火，楼影重重。定海桥桥堍，一辆公共汽车缓缓靠站，车上跳下了背着包的郑某。下车后，郑某便低头左顾右盼起来。因为电话里“头”指令他：具体交款地点是压在77路公共汽车站站台旁的一块砖头底下的纸条里。可是，高度近视的郑某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块砖头。这时，不仅躲在暗处的案犯着急，连我们也着急了。因为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郑某按纸条上的“指令”去执行，那么，我们就能一举生擒案犯。在昏暗的路灯下，不时被下车、上车的人流推挤的郑某，在车站足足徘徊了半个小时后仍然没有发现砖块，最后只得悻悻离去――切由于大家意料!有侦查员建议，要不要上前将砖头下的纸条取出，搞清楚案犯指定的交款之处。队长认为：“案犯一定就躲在现场某个角落里。只能静观其变。不能轻举妄动!”就在这时，只见从杨树浦路方向骑来了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一个小青年。

“头!”侦查员在暗中兴奋地叫了起来。

只见“头”骑到站边停下，假装看着站牌，其实两眼悄悄瞥向砖块。看了一会后， “头”无可奈何地骑车走了，一辆黑色的轿车悄悄尾随其后……

终于发现重大犯罪嫌疑人“头”。经查，“头”名叫耿昌伟，男，26岁，系上海某渔轮修造厂工人，住杨树浦路1498弄某号。为了人质的安全，我们没有当场抓他。等到第二天清晨，在他骑车去厂里上班的路上，才将他密捕归案。

“头”被抓获后承认，所有的敲诈电话都是他打的。可是他说，在案发前见了范银龙一面后，就没有再见过他。问他被绑架的小俊杰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只交代，孩子当天就被姓范的送到了浦东。具体藏在哪里，范银龙根本没有跟他说。他的任务就是打电话

拿赎金。问他为什么会参与作案?他交代，为了分到六千元钱可以买一辆进口摩托车。

本以为耿昌伟到案后，全案就明了了，可是，没有想到案情变得更加复杂。

尽管耿昌伟没有交代小俊杰的下落，但是，人质在浦东可能性极大。因为，案发第二天，我们就将通往浦东的摆渡口监控了起来。据所有的渡口报告，这些天来，确实没有发现小俊杰过江。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案发当天，案犯在第一时间就将小俊杰送过了江。

当晚，指挥员决定：“开向浦东，全力查找范银龙和人质!”

电视台破例播出了“寻人启事”

浦东，当时还没有开发，仅沿江一带就涉及到南市、黄浦、杨浦三区，以及川沙、南汇、上海、奉贤等郊县。

怎么查找范银龙?川沙县检察院找了他一个多月也没有抓到他，姓范的究竟躲到哪里去了呢?侦查指挥部决定：以范银龙的住地南汇县祝桥镇和他工作单位川沙县东沟为重点，迅速展开调查。同时商请上海电视台，播出“寻人启事”，据说，这是上海电视台1958年建台以来第一次播出这样的内容。

侦查网撒下后，线索不断传来。

住在东沟的姓凌的村民反映：8月28日上午，他在江南造船厂旁的江边码头看见范银龙领着一个小男孩过江。他跟范银龙打招呼时，范银龙显得很慌张。

一位村民报告：他看见范银龙在女朋友陈某家出现。我们立即驱车赶往，可惜村里的狗不配合，一阵狂吠，范银龙跳窗逃跑了。

按下浦东全面排查不表。在浦西侦查总部，我们继续寻找相关线索。结果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耿昌伟的中学同学、东海农场绣品厂业务员陈清华。耿昌伟是通过陈清华认识范银龙的。陈是本案主要策划者。陈清华到案后，经过一场激烈的交锋，这个看过不少侦探书自命不凡的家伙终于低头认输，他交代了整个预谋过程，并说当天下午1点钟，范银龙将在淮海电影院门口跟他碰头。这时，墙上电子钟的指针已经指向12点30分。我们立即跳上车，风驰电掣般赶去“赴约”。

范银龙终于被抓获!可是这个狡猾的家伙，自知罪孽深重，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战术。一会儿说，当天，他将小俊杰送给了停在河边跑运输的水上人家；一会儿又说将小孩送给了一个广东客商……弄得我们四处调查疲于奔命。

就在审查进入僵持时，电视台的“寻人启事”发挥了作用。一对裁缝夫妇走进了派出所“自首”。原来小裁缝曾为范银龙照看过人质小俊杰。9月8日，当看到电视上播出“寻人启事”后，小裁缝夫妇才知自己“助纣为虐”，于是到当地派出所投案交代。

“小孩呢?”侦查员急不可耐地问。

“范银龙说是他侄子我们才答应带两天的。可是小孩哭着要回家或者要我们送他去派出所。我们嫌麻烦，所以就让小范领走了。”

在事实面前范银龙不得不交代，案发后第二天，由于听到小俊杰要小裁缝送他去派出所，他惊慌了。于是在8月29日，也就是案发第二天晚上，趁着夜色，他从小裁缝家领走了小俊杰。

“小俊杰人呢?”

“被我打死后，埋在靠海堤边的棉花地里了。”

深夜，几辆警车拉着警笛扑向海滩边。当我们刨出小俊杰的尸体后，所有的刑警都掉下了眼泪……

尾　声

案件虽然过去了二十六年，但是，今天回忆起来，破案经过仍然历历在目。这起建国以后上海发生的首起绑架案，在一百多名侦查员的努力下，在全市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历时十八个昼夜终于告破。侦破过程虽然跌宕起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救出人质，因为8月29日，当郑某的朋友小杨来虹口公安分局报案的同时，远隔数十公里外的海边农田里，范银龙已经向孩子下了毒手――罪犯根本没有给我们留下营救人质的时间。

小俊杰，你安息吧。绑架你的罪犯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