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领袖“家规”美谈

家风连着党风，好的家风可以促进党风的好转。好的家风要靠严格的“家规”来形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被处罚，往往是从家庭变质开始的。本文简要地叙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共和国领袖的“家规”，希望对当今的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能够有所启示。顺便说一句，这里所说的家规，不仅仅是对自己子女的要求，还包括对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

：不搞特殊

“不搞特殊”是给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的严格的规定。他告诫子女：“靠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要做一个普通人”。

在、刘思齐的婚姻上，即使离当时规定的结婚年龄只差几个月，说：“不到结婚年龄，不允许你们结婚。”对在军队工作的李敏说：“告诉人家你是的干部，也不要说你是的女儿。”在家里，按照规定，可以吃小灶，他不允许子女跟他一起吃小灶，他认为，小灶是人民给他的待遇，子女不应该享受，而是应该去吃食堂。有次，他发现孩子们的“老三样”早餐稀饭、馒头和咸菜变成了咖啡、牛奶和面包，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生活会，严厉地批评孩子们搞特殊。

他的子女，无论是上学，还是生病住院，都不填写父亲是。要求子女要享受与普通老百姓同样的待遇，他的专车，别人是不能乘坐的。有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偷偷地派车去接李讷，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吃不饱，李银桥悄悄地给她送去了饼干，知道后，又是一顿严厉的批评。

除了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亲戚也是严格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乡亲的眼里，成为了“皇帝”。于是，许多人写信来要求安排工作。回信说：“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要说话的。”1949年10月，杨开智计划到北京找解决工作问题，立即表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轲来北京看望他，李轲请求在北京或湖南给他找一份工作，说：“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有今天，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种田、种菜、喂猪稳当些。回去把生产搞好，把生活搞好。”

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定了一个严格的规矩，就是不收礼。有的人利用职务之便或低价收受一些土特产，知道后，十分生气，立即吩咐让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汪东兴回来处理此事。最后，按照的要求，把一些工作人员调离了中南海，并拿出自己的稿费来退赔，一共退赔了三万多块钱。

：“十条家规”

订立的“十条家规”全文如下：“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时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去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是这样规定，也是这样执行的，他没有给亲属一点特权。邓颖超也曾对她的侄女周秉德说：“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不要想靠伯伯的任何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的确是这样，周秉德在不设科的区委宣传部，没有任何职务地干了整整十年，工作一直受好评，但级别职务从来没有动过，与邓颖超没有帮她说过一句话。即使是在“”中，周秉德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也没有说出她与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她的两位邻居议论说：“听说她是的亲戚”。“周秉德？你拉倒吧！她怎么可能是的亲戚?!退一万步，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的大弟弟周恩溥的儿子周荣庆一家一直隐居在河南焦作市，靠做小生意和打工维持生活，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世，从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也从来没向谁抱怨过一句。

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侄子也和别人一样，每天早上抱着一个饭锅到大食堂去排队打豆浆买油条；去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看电影。据的秘书回忆：这是总理定下的规矩，让侄子跟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不搞特殊化，另外，也可能是培养孩子自食其力。

要说给身边的人一点“特别关照”，那也是坚决不同意邓颖超到政府里担任职务，哪怕是担任妇联的副主席，还是吵架不让上，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被压下来；亲自找到弟弟周同宇单位领导，要求在弟弟工作的安排上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弟弟因病不能正常工作，执意要给弟弟办理病退；自己花钱雇一辆三轮车把侄子侄女从学校接回来。

除了上面的十条家规，在特殊的时期，还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了特殊的规定。1962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秘书跟随总理到东北出差，行前就交代了几个不准的注意事项，即：不准吃山珍海味、不准吃肉、不准吃蛋、不准吃油炸食品、不准摆水果。还嘱咐秘书要带上茶和苏打饼干，以便夜里工作之后吃。这也是不想给地方找麻烦。

刘少奇：“四不准”与“三要求”

刘少奇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了“四不准”的要求，即：一是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不准惊动别人；二是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是不准向人家要东西；四是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刘少奇还对秘书提出了“三个要求”，就是反映情况、传达意见要忠实无误，办事不要越权私自做主张，不要假借领导名义谋私利；要保守机密，不能搞小道消息；对外联系要态度和蔼、谦恭有礼，工作要埋头苦干，紧张而有秩序，安排好轻重缓急，处理问题要及时。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来到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在湖南，他不要以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的省委工作队陪同，也不乘坐省委安排的高级苏制吉姆轿车，更不要席梦思、大沙发。刘少奇只向省委要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就深入农村，开始了调查研究。他们自己生火做饭，自己搭临时床铺，自己找来办公桌，不给省委找一点麻烦，这也是刘少奇提出“四不准”要求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