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回归本源”――一个伪命题

【摘要】 信托业发展历史久远，近来，“信托业回归本源”成为反复提出的信托业转型口号。本文就信托起源的历史过程、基本特征，以及现代信托制度的变迁、功能演进、核心价值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以厘清何为信托本源、回归价值何在等本质问题，最终以验证“信托业回归本源”这一命题的真伪。

【关键词】 信托 本源 效率

自2007年我国信托行业新的“一法两规”颁布以来，信托业走出了历史上“扩张―整顿”的恶性循环，在规范的框架内实现了迅速发展。2010年末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资产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2011年末接近5万亿，2012年末超过7万亿，2013年末超过10万亿元，从管理资产规模上超过了证券和保险，成为仅次于银行的金融四大支柱之一。

在管理资产规模迅猛扩大的同时，个别信托项目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众所周知的“安信昆山项目”、“中诚山西煤矿项目”等。在引起部分投资者疑虑的同时，在理论界和监管层也掀起了一个关于信托行业未来发展的大讨论。在林林总总的各种观点中，“回归本源”是各界一致为信托行业发展开出的“良方”。

长期以来，信托业都是一个“小众行业”，从业人员少，管理资产规模小，一直都不太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然而，这几年的扩张令其好像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加上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回归本源”好像成了“拯救”信托行业的必然选择。然而，信托的本源究竟是什么？当前的信托已经距离本源发展了多远？能否回去及回归的价值何在？上述几个问题是本文拟分析的内容。

一、信托本源的内涵

考察信托本源的实际内涵，不能以简单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八个字来代替，而是必须对信托起源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进而提炼其中包含的历史特点。

1、信托起源时的历史过程

学界公认的是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它是体现英美法系传统的典型制度。信托的独特本质是从单个物的所有权里分离出来的双重属性，即所有权和收益权，它既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权利，又承认受益人享有财产的收益权权利。这和大陆法系的“一物一权”主义是绝对冲突的。但是这种独特的思路安排，没有随时间推移而灭失，反而跨越地理和文化鸿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顽强的生长着。

信托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的“Use”（尤斯制，又称用益制）。“Use”最初是教徒为了向教会捐赠土地而自发创设的。教徒为表达自己的虔诚，死后愿意将自己的财产（主要为土地）捐献给教会。可以设想，长此以往，教会将逐渐成为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必然会威胁到封建领主和国王的统治基础，因此亨利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13世纪颁布了《没收法》（Statute of Mortmain），规定任何人未经国王特许而向教会捐赠的土地，一律没收归国王所有。在此情况下，虔诚的教徒创设了用益制，他们先将土地转让给他人，指定他人将土地上产生的收益交给教会，这样既实现了教会取得土地收益的目的，又不违背《没收法》。信托的雏形出现了。

13世纪后期的，使用益制扩展到参加战争的骑士。骑士采用用益制的目的和教徒并不一样：准备参战的骑士考虑到有可能一去不还，为了保障家人的生活需要，骑士将土地转让给亲戚朋友经营，并指定他们将土地收益交付于其家人。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有的接受托付的朋友违背了当初托付时的约定：有的在骑士们战斗归来后不归还土地，有的自己占有土地并自己享有土地收益。一时间纠纷四起。然而，普通法下的一物一权精神，认为土地的所有权不属于转让人或受益人，而属于受让人，相应的土地收益也应归受让人所有。因用益制而受到损害的转让人转而向王室大法官寻求正义。14世纪时，大法官开始干预，他并不否认受让人在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但是强迫受让人按照土地转让人的指示利用土地以及分配土地收益，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承认了受益人的受益权。此后，用益制因得到衡平法的承认而确立。

到15世纪，用益制的普遍运用导致国王和封建领主失去了许多土地收益。亨利八世当政后，于1535年颁布了《用益权法》（Statute of Use），规定用益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归受益人所有，其实质是试图废除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分离机制，从而重新收回失去的封建土地收益。但衡平法院对《用益权法》作出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了三项例外：首先，该法仅仅适用于在自有土地上设定的用益权，动产、租借地和经官册登记的土地为例外；其次，该法仅仅适用于被动用益，主动用益为例外，即只要受让人承担一定的积极责任如出租土地、监管土地使用等，该法也不适用；最后，承认了“双重用益”，阻碍了《用益权法》的适用。双重用益就是指“甲将土地委托给乙，规定乙为丙的用益，丙又为丁的用益占有土地”。根据《用益权法》，丙是法律上的所有人，丁则一无所获。1925年，英国以《财产法》（The Law of Property Act）废除了《用益权法》，从此，所有的信托都可以采用用益制予以设立。现代信托制度由此最终确立。

2、本源信托形态的基本特征

上述信托起源的历史过程，也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信托本源的历史形态，从中我们不难总结出其基本特点。

（1）信托目的以避税和防止意外为主。起源中的信托行为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教徒将土地委托于他人，指定教会为受益人；二是将要参战的骑士将土地委托给朋友，指定亲人、家属为受益人。教徒的土地信托行为目的是规避将土地捐赠给教会带来的高额的税赋；骑士的土地信托的行为目的是为了防止战场上的意外，从而保障自己亲人的生活。

（2）信托参与主体以自然人为主。原始的信托形态如果用现代的信托称谓来表述，委托人主要是教徒和骑士，受托人为教徒和骑士的朋友，受益人为教会和骑士的亲属。只有教会是非自然人参与主体，而教会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受益人，所以说参与主体以自然人为主。

（3）财产转让人主动转让，受托人被动接受为主。无论是教会的土地信托还是骑士的土地信托，都是委托人为了实现信托目的而主动寻找合适的受托人，主动发起信托行为，受托人被动接受。

（4）信托行为的结果是财产的再分配，社会效率没有提升。对于社会效率有无提升的分析，可以从信托行为的发生和未发生两种情况比较中得来。我们先假设这样的前提：教会和骑士分别拥有一亩土地；在当时条件下，一亩地需要投入一个劳动力，每年产生一个计算单位的收益。在未发生信托行为的情况下，教徒死后土地或归封建主或归他人，土地上将消耗一个社会劳动力，产生一个计算单位的收益；在发生信托行为条件下，土地所有权转为他人，土地上仍然消耗一个社会劳动力，产生一个单位的收益，只不过收益归教会所有。所以说，对于整个国家或者社会来讲，信托关系存在与否，对经济效率没有改变。

二、现代信托业务及其经济特征

1、信托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

经过多年的发展，信托制度跨越了时间和文化鸿沟，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早已改变了本来面貌。随着信托的发展，早期以自然人为受托人无偿管理信托财产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专业的法人机构作为受托人，而且收取必要的信托报酬。

（1）受托人由个人演进到法人。纵观各国的信托发展史，都存在着从个人信托到法人信托的演化过程。如上一节分析，起初，担任信托受托人的是自然人，其主要的作用是被动的担任财产移转的中介和简单的财产保全功能，因此，对受托人没有特殊的专业要求，具备较高的社会信誉即可；而且个人信托主要涉及民事领域，受托人的受托行为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所以，长期以来，充当受托人被视为一种莫大的荣耀而非担负何种职责，受托人多由社会地位高、信誉好的人如牧师、律师等担任。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财富的要求已经从简单的传承和保全变为保值增值和获取收益。与此相应，对受托人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受托人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能够对财产进行管理，获取比委托人自己持有所获更多的收益。委托人的这种要求加上社会财产和社会交易的逐渐丰富和复杂，使得作为自然人的受托人逐渐不再能够满足委托人日渐提高的要求，于是，具有完善的章程、较高的资金实力、更多的专业知识人员的法人受托人应运而生并占据主流。

（2）受托行为由被动变为主动。信托产生之初是以财产转移和避税为主要功能的消极信托，即受托人被动地接受托付。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消极信托在信托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被动的受托行为占主导地位主要是由于在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土地是社会财富存在的主要方式，其利用和交易的方式和过程都比较简单；同时，封建法律对这种主要社会财富的处分设置了包括税赋在内的许多限制。信托的设计恰好可以规避这种限制。

但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崩塌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社会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导致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私有产权保护，原来在封建制度下加在财产使用和交易上面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二是商品经济对农业经济的取代，使得社会财富的形式趋于多元化，土地不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财富的交易方式也变得复杂和多样起来。

社会制度的变化，对财产运用和交易的解放，使得纯粹为了规避限制和税负的信托行为不再具有市场。同时，新的法律精神也不再允许公民透过法律行为规避实际的法律运用，不合理的法律只能通过立法的变化对其进行改进。社会财富的变化伴随着人们的财富观念变化，从原来为了确保土地世代继承为目标，转变为赚取更多的利益。复杂的社会财富及其交易方式，使得消极地持有财富无法给委托人带来增值收益。

受托人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在现实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信托与各种各样的投资运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都离不开受托人积极主动的专业设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配合更专业的财产管理活动，信托公司和信托银行日益发达，这都代表着受托人积极管理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3）信托业务由民事信托演进到商事信托。信托发源于英国时，无论是教徒还是骑士们对土地的信托行为，都是一种私人领域的民事行为，其主要用于家庭领域的财产转移和传承。在信托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情况不同，发展路径有所区别，有的国家由民事信托逐渐发展到商事信托，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信托从发端便是商事信托。

作为现代信托发源地的英国，其拥有一条比较完整的信托发展路径，信托是从民事领域发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步入商事领域。

在美国，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同样发达。美国既传承了英国的信托传统，又开拓性地将信托发展为个人理财投资的良好设计。

与英美相比，日本信托一发端就几乎都是商事信托，至今仍没有形成民事信托的基础，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日本民法上的一系列相关设计，基本可以满足个人在民事领域的财产转移和管理需求，所以信托作为个人安排资产移转与管理的设计在日本没有市场；二是日本政府一直把信托业务的开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联系，信托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

无论是经历了从民事信托到商事信托的变迁，还是一开始引进的就是商事信托，当前许多国家的共同表现就是，商事信托占据了主流。现代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共同基金股份、退休基金、保险及年金合同、银行储蓄等，一般都会通过商事信托而非个人信托的形态来持有。

2、现代信托的社会功能

随着现代信托的发展，受托人由自然人变为机构、消极信托转变为主动信托、民事信托演进到商事信托，信托在经济社会中的职能也在不停的扩张演变，在最早的避税和财产保全功能职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实现了职能的扩张，从宏观和微观两面都对经济金融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理财功能。受人之托，为之经营管理或处理财产，是信托业的基本功能。信托作为一种“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制度安排，基本功能在于财产管理，通过对财产开展多种方式的管理运用，在财产安全的基础上，使之不断增值。因此，信托机构不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接受委托和管理财产，而是要提供专业的服务，通过专业技术能力，争取实现委托人无力实现的经济效果。就微观层面来看，这种受托理财关系有如下两个优势：其一，直接将财产所有权过渡到受托人名下，使受托人与信托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简单明了，为受托人对外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其二，受托人享有充分的自，可以根据信托目的的需要，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受外在干扰，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独立地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2）投融资功能。信托业务的开展伴随着受托财产的多种方式运用，开拓和延伸必然伴随着投融资行为的出现，信托链接了社会闲散资金和社会的投融资需求，是重要的社会功能。只有在受托人享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和具有相应运用方式的条件下，代人理财功能的发挥方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而信托业所发挥的投融资功能，区别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信托机构是唯一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金融机构，其在投融资中提供的是一揽子金融服务，可以搭起架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投资项目的多边信用关系，可以是融资、融物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混合运用。实际运用中，在财产委托端，信托业可以聚集小额储蓄形成资金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信托业可将资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和实业领域，根据实际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高社会资产运作的效率。

（3）协调经济关系的功能。信托业具有资金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信息密集以及资源广、机构多和制度灵活等特点，可以消除各投融资主体由于信息不全、经验不足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可以运用灵活的机制搭建平台，通过多方权责利的约定隔离和分散风险；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的产出水平，起到协调经济关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通过多种业务的开展，受托人以人、见证人形式在世界各国中迅速发展，现代信托业在继续深化财产管理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有效地实现了职能的扩张，为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现代信托的核心价值及其经济解释

效率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核心，一个社会成员、一个组织亦或一种制度，只有他能够带来相对更高一些的效率，才能够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货币投票”，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才能生存和发展。信托当然也不例外，而且，现代信托的发展，亦是信托不断的对效率的追求过程。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现代信托的社会价值提供了理论解释。

1、效率是现代信托业的核心价值取向

效率通常是指投入与产出或者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是现代市场制度的衡量方法，指同样成本情况下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者是相同收益情况下追求较低的成本。信托由民事为主演变为商事为主以来，也必须要受到这一市场规则的约束。

由前述分析，历史起源上的信托形态，其本身以民事为主，而且信托行为不为整个社会效率带来提升。现代信托的功能定位于财产管理，它以通过财产管理实现财产的增值为宗旨，信托目的也不再仅仅是财产的安全转移，而是一种更高的价值追求――效率：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现代信托业实现效率的过程取决于两个方面的保障：一是受托人的专业管理。委托人将财产交付信托，通常是因为自己或受益人缺乏足够的理财能力，而受托人则是受其信任并具有相应的经验、信息和专业能力。特别是现代信托业（信托公司）的兴起，受托人已发展成专业的经营机构，聚集了各行业的专业知识人员，资产管理水平较高。二是信托法对受托人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受托人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须为受益人谋取最大化利益。

2、对效率的追求是现代信托演进的动力

市场的效率奖惩机制将现代信托的焦点转移到了受托人身上，受托人对效率的追求，不断推进着信托的演进。

受托人将财产增值的职责加在自己身上，任何能够带来效率提升的资产运用方式，都为受托人所追逐，所以受托人必然要追求最大化的管理权限，以便将资产管理运用到极致。早期的信托目的是保障委托人自由转让财产，因而其制度设计是保障委托人意愿得以极度尊重，受托人对委托人意愿只能绝对服从。这种制度设计不是以效率价值为目标的，受托人将被动的而非积极的发挥作用。但是一经发展为受托人追求效率目标，受托人就要追求被赋予较大的管理权利空间的制度安排。除少数指令型、被动型信托之外，受托人不再需要接受委托人或受益人的任何指示。制度对受托人赋予充分的财产使用自由权限，正是效率价值观的体现。“盖现今社会对支配财产自由的最大障碍不再是法令限制，而是缺乏专业管理能力与理财所需的个人时间。信托借提供专业管理而促使支配财产能力无限延伸。”

受托人对效率的追求促进现代信托制度赋予其极大的自由权限，但是这种自由从来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限制的自由。从信托的历史起源来看，信托产生于“对法律的规避”实践中，信托的这一基因至今依然存在于信托的概念与构造之中，成为信托创新的源泉之一，信托界常用的话是“没有监管就没有创新”。但是，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必然要对信托的这一特征加以控制，其结果就是：现代信托法一方面赋予信托目的和信托方式的自由权限，另一方面又强调一切信托目的要遵循合法性原则，不允许为违法性的目的而设立信托。也就是说，信托的自由的价值取向，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

3、现代信托的经济学解释

信托业的价值在早期的金融理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例如，现代金融理论的奠基人Arrow（1964）所讨论的证券市场是完全的，未来的每一种支付状态都可以由现有的证券经过充分的组合达成。在Arrow（1964）的模型中，信托业等金融中介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毫无疑问，这与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是完全不符的。原因在于，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的：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的组织和交易是没有成本的。

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经济学以及交易成本理论的进步，金融中介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符合现实世界实际情况的观点是：信息搜索是需要成本的；信息的存在是不对称的；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

科斯最先提出交易是有成本的，并用交易成本来分析企业的存在及界限问题，科斯认为，交易成本主要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交易费用概念的出现使制度经济学扭转了方向，使新古典经济学拓展了研究领域，使这两者找到了结合部和共同语言”。

根据理论结果，信托业在减少金融市场进入成本以及金融交易的边际成本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