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摘要】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研究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间收益率差决定，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人口结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理论依据，以人口结构、储蓄、投资、经常账户为研究对象解释经常账户余额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并得出相应结论。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储蓄 投资 经常账户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高增长、高储蓄、高经常账户的“三高”局面，出现了“三高”局面，不能忽视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经常账户恒等式为CA=S-I+T-G，根据这一恒等式可以看出在开放的经济下人口结构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储蓄、投资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资本流动。

根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不同的年龄段人群对储蓄和投资有不同偏好，个体未成年时，收入很少以至没有收入，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进入成年， 收入不断增加，消费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年老时，收入减少，消费增加，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同时，年轻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要维持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就要增大投资；而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增加对社会人均资本量的影响较小。

由于经常项目余额是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即要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同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就要同时考虑人口年龄对储蓄和投资两方面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总有部分储蓄会以对外净出口的形式流出国内转化为经常账户顺差，以累积资本账户金融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虽然世界人口变老的趋势是相同的，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同，如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4.8岁，赞比亚只有16.5岁。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要快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会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改变国内投资收益，资本会从人口老龄化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

二、文献综述

Higgins（1998）使用100个国家和地区1950-198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和经常项目余额三者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国的少年抚养比很高时，国际资本净流入。第二阶段：当一国逐渐走向成年型年龄结构时，国际资本净输出。第三阶段：一国步入老龄化后，最终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要靠国际资本净流入来弥补本国储蓄不足。

Bloom和Canning（2005）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的总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规律。在1970年以前，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较低死亡率较高，少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导致总抚养比不断上升。1970至2010年，少年抚养比开始下降，虽然老年抚养比有所上升，但少年抚养比下降的更为显著，导致世界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前后，由于老年抚养比上升占主导，使得世界总抚养比开始缓慢上升。因此世界人口结构会经历“青年型”、“成年型”、“老年型”三个阶段。

三、问题阐述

从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随着婴儿存活率的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以高少儿抚养比为特点的年轻型。从1960 年代中期开始，“婴儿潮”人群逐步成为劳动力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1970年代末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向成年型转变。21世纪，伴随着婴儿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死亡率降低，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提高了老年抚养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迹象，但并没有达到为全面老龄化。根据美国中情局数据，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5.5岁，远高于世界平均28.4岁。我国目前仍处于“成年”时期。

一国总抚养比相对较低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比为16.60%，65岁以上人口占8.87%，“15～64”岁人口占比为74.53%，属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时期。未来10～15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将会继续稳定增长，少儿抚养比会有明显的下降，老年抚养比会缓慢上升。因此，我国的当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0-15年以后解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降低了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提升了总抚养比，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成为我国总抚养比提高的另一因素。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会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会减小，以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长远看来，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换回了外汇，积累了外汇储备，并向海外输出资本，这其实等同于在海外储蓄了一笔资金。等到15年～20年以后，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通过贸易逆差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需要。“人口红利”期的贸易顺差其实是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结果。

四、结论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影响一国资本净流动的因素也有很多，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其中之一。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解释经常项目余额、国际资本净流动和全球经济不平衡，有助于我们从长期认识国际资本流动。同时，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也会是一个相对更为渐进的和有序的过程。

目前中国已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巨额的外汇储备，等同于我国在“人口红利”期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资金池，是年轻的中国为应对15～20年后的“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未来的10～15年之后，人口红利期即将终结，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进行储蓄是为了平滑老年的消费需求。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总抚养比的提高，这笔储蓄就会用过贸易逆差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要。如何建立通畅有效的对外投资渠道，使中国在人口红利期积累起来的储蓄能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实现保值增值，以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Paul Schultz T.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Savings：Estim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ggregate Association in Asia[J].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4，2005.

[2]简永军、周继忠.人口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

[3]祝丹涛.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

作者简介：王义文（1988-），女，黑龙江省五常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金融专业，研究方向：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