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权重、政策性负担与绩效

摘要：本文结合当前国有银行战略引资的改革背景，构建银行业混合寡占、国有银行混合持股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研究认为战略引资后的均衡股权结构与国有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及私有银行数量密切相关；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与私有银行的经营绩效正相关，但从整体来看则损害了社会总福利。另外，政策性负担不影响市场可容纳的最大银行数量，但会影响达到这一数量时国有银行的股权结构。

关键词：战略引资；政策性负担；国有股权重；市场进入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4）-0020-07

一、引言

长期以来，较之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国银行体系①一直有两大特点：其一，以国家拥有绝对所有权的国有银行为主体；其二，国有银行负有沉重政策性负担，造成其不良资产比例过高。自2004年起，中国银行业开始大规模引入国外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即所谓“战略引资”，以期通过改变国有银行股权结构达到改善其内部治理、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以应对加入WTO组织过渡期结束后国际金融市场的直接冲击。

时至今日，四大国有银行均已初步实现了股权结构的战略重组，尤其是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和美国的同步上市，更是标志着战略引资的改革方案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然而与此同时，战略引资方案应该推进到何时，或者说国有股份应该保留多大比例，却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争论。另一方面，有关学

者已指出近几年来国有银行资产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且由于国有银行改革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依然存在且难以在短期内彻底剥离。那么，这些政策性负担的存在对战略引资进程有何影响？对股权已多元化的国有银行的经营有何影响？继而，对其他银行的经营乃至整个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是否亦有影响？为解答以上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

所谓战略引资的改革方案其实与西方文献中常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方案并无根本性差异，都是一种将国有股份向私人或私人部门让渡的方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中国战略引资方案并不是将国有股份公开向公众售卖，而是有选择性地只面向少数实力雄厚、管理经验先进的大型金融机构，以在引入资金的同时学习他人之长。

在部分私有化方面，Matsumura ［4］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其首次构建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混合寡占模型，证明了完全国有和完全私有都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同时也不符合公众的利益，因此国有企业最优的股权结构应该是公私混合持股。

Lee, Hwang ［2］与 Huang, Lee , Chen［1］则在Matsumura［3，4］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委托成本和差别边际成本作为新的解释变量，重新考察最优私有化程度问题，分析结果肯定Matsumura［3］的论断，并对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最优化条件作了探讨。

Saha, Sensarma［5］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构建银行竞争的混合寡占模型，以加权反应函数而不是目标函数的方式描述国有企业行为，使模型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颇有意义的结论：社会总福利与国有银行国有股比例正相关；国有银行利润随着国有股比例的提高先升后降，存在一最大值点；当限定国有银行利润为定值时，存在唯一的最优国有股比例等。

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和经济特点，国内学者也针对战略引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战略引资的倡导者，如田国强与王一江［12］认为在国有银行股权结构中国有股比例毋须过高，同时也不希望外国股份一股独大；建议国有股份、外国战略投资者股份及非国有股份三方中每一方都不超过50％。这样，由于相互之间的利益相联和冲突，使得三方在大多数情况之下较为合作，也会相互监督与制衡，形成一个稳定的三方制衡体系。

占硕［14］认为由于我国金融、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环境尚不健全，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未必能达到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的；认为应该首先着手消除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同时完善相关制度环境，以降低国有银行控制权租金，才能使战略引资收到预期效果。

政策性负担，系指国有企业因受到政府政策甚至直接的行政命令的影响或干预而蒙受的损失或承担的后果。是否承担了政策性负担，是造成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最重要原因［9］。

就银行业而言，国有银行必须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将自己的贷款向特定产业（或企业）倾斜，尽管该产业（或企业）的预期收益及风险状况或许达不到得到贷款的基本条件。如此势必致使国有银行效益欠佳，不良资产率过高，盈利性和安全性均无法保证，更无力在开放条件下抵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

施华强［11］研究认为，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多种积极的改革措施①，但是，如果剔除了政策性剥离和贷款分类方法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并没有显著下降，不良贷款余额也没有显著减少。

黄新飞与张娜［8］研究发现，政策性负担的存在直接扭曲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效率；单一产权制度造成了大量的灰色收入，不但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 而且产生大量成本；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努力程度和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

占硕［15］考察了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控股比例的影响②，认为在国有银行背负社会性负担时，坚持国有银行完全国家控股或战略引资后完全放弃国有银行的国家控股权都不能实现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国有银行的国家控股权的决定受国有银行与其它类型银行的生产成本差异、国有银行与其它类型银行的边际替代效应以及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 起核心作用的是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

结合前文所述之问题，不难发现以往的文献研究尚存一定的局限之处，分列如下：

第一，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其产品和成本都接近同质，现有针对一般国有企业的研究对国有银行并不完全适用；

第二，以往文献只是指出了混合持股方案优于完全国有或者完全私有，但并没有对均衡的混合股权结

构做出界定，更没有探讨这一均衡结构的影响因素；

第三，以往研究只关注于政策性负担对完全国有控股时的国有银行自身效率的影响，而对其“溢出效应”即对其它银行的影响及其在国有银行股权结构变动之后的影响加以探究。本文接受了林毅夫等关于政策性负担的观点［9，10］，将政策性负担引入国有银行的目标函数，并运用Saha, Sensarma［5］关于银行竞争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募股中的国有银行与多家私有银行相互竞争的混合寡占模型，分析政策性负担存在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均衡股权结构的决定和政策性负担对总存款量、各类银行存款量、社会福利及市场均衡时银行数量的影响。

二、混合寡占模型的构架

1.经济中有1家国有银行F0，n家私有银行Fi，i=1,2,…,n；n+1家银行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为争夺存款展开古诺竞争。存款需求函数为

可见，存在政策性负担时的最大在位银行数量与不存在政策性负担时的最大在位银行数量相同。

命题3：对于既定的国有银行盈利水平，政策性负担不影响市场容量，但影响使银行总数达到最大值时所需要的国有银行股权结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模型推导的结果，结合当前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进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并对本文开篇所列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首先，国有银行股权结构内生于市场条件，应该是市场竞争后的均衡结果，而并非绝对地由政府外生决定。政府所要求的国有股比例其实只是一种事前的限制，却不一定是事后的结果。因此如果政府的设定与市场的要求相冲突时，势必引致新的问题比如寻租，使战略引资的预期收效大打折扣。

其次，政策性负担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有较大的影响。过大的政策性负担会使得国有银行股权转让困难，私有银行过少、金融市场欠发达则刺激国有股较快减持。当前我国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的问题还较严重、非国有银行相对还不是很多，因此若要充分实现战略引资须对这两个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

再次，政府之所以让国有银行承担政策性负担，本是希望通过政策倾斜改善社会总福利。然而模型表明，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所造成的损失不仅由国有银行承担，而且通过市场机制最终由整个经济体来承担。如此，政策性负担一方面损害国有银行的效益，另一方面使私有银行坐收渔利，最终损害的是广大存款者的利益，这有悖于政府强加政策性负担的初衷。

最后，政策性负担虽然对两类银行的经营绩效有着或正或负的影响，但却不影响市场可容纳的银行数量，因此不必因此政策性负担问题限制银行业准入，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不构成反对市场开放的理由。

有鉴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政府在确定国有银行战略引资的目标或国有股减持比例时，除考虑效率改善和金融安全之外，应更关注于市场结构、政策性负担状况以及国有与私有银行之间的效益差异；应努力贴近市场竞争结果并适时适当调整，而不可机械地、僵化地设定；

2.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最终消除国有银行政策性负担。主要包括：继续大力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优化国有银行资产状况；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确立国有银行经营的相对独立性，保障国有银行经营不受或少受各级政府干预，同时拓展政策性银行职能范围，分离商业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任务；在国有银行中建立现代信用风险控管制度，从根源上防范风险的进入、减缓其积累，防止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

3.大力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化、国际化，在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时，可较少考虑政策性负担情况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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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占硕.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就能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吗？――兼与田国强、王一江两位老师商榷［J］. 金融论坛, 2005(8): 9-14.

［15］占硕.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控股权研究――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控股比例的影响及解决［J］. 当代经济科学, 2006,28( 5):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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