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

编者按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黑龙江省呼兰县人。萧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在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中她的命运最为悲苦,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萧红开始了贫苦多病颠沛流离的短暂一生。她对生命的体悟,对爱情的追求,对文学的理解等等都值得我们去感受和反省。通过下面三段选文,让我们进入萧红的精神世界,更好地理解她的作品以及她的人生。

生命意识

萧红也写人们的精神麻木,但是她没有重复鲁迅的发现,也没有重复鲁迅的手法和角度。鲁迅所写的精神麻木是结合特定的时代要求和时代使命来说话,比如他写阿Q的精神麻木是从遭遇革命、糟踏革命、最后被革命所糟踏的革命角度来表现,但萧红写精神麻木的角度我认为更加根本,萧红是从一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从生存本身的意义上来写人精神的麻木,灵魂的麻木。鲁迅作品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国家、政府)的关系,萧红作品处理的则是人与存在的关系,甚至包括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萧红写作的角度是鲁迅小说所没有自觉涉及的角度。

《生死场》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第六章《刑罚的日子》。她所谓“刑罚的日子”是指哺乳动物的生产,当然也包括人的生产。鲁迅小说一直是写人的,而萧红不单单是写人,她写的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所以刑罚的日子是写所有生命的生产。她先讲房子后边草堆上狗怎么样在生孩子,猪怎么样在生孩子,然后再写人怎么样在生孩子。这样就使作品的涵义迅速扩大,主题升华得更加深刻和丰富。

……

她写生命不光是关心肉身的生命,还关心生命的另一种形态:灵魂,因为灵魂也是生命的真谛所在。她沉痛地说:“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又说:“在乡村永远也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也就是说她写的是地球上这些生命在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意义上的麻木。对于生命层面的麻木,鲁迅小说没有自觉地涉及。鲁迅展示人物的灵魂麻木,是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展示他们如何没有自我意识,如何没有尊严,如何屈辱而偏偏不知屈辱,他的笔触耕耘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萧红一笔就戳到了生命层面的痛穴,表现的是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摩罗)

女性视角

在“红色的三十年代”,萧红虽然已成为一个进步阵营中的作家,却还是一个未被阵营承认的女人,一个被时代和历史所放逐的性别代表。对于萧红来说,火热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的大天地固然广阔,但女性的天空却是狭窄的。那里护卫作为进步作家的萧军,也护卫作为进步作家的萧红,但是不护卫女性。面对主导文化阵营与女性自我之间的抉择,萧红选择了后者,她没有去西安,也没有去延安,而是随端木南下,离开了主导文化阵营。同萧军分手,南下专心从事创作,是萧红作为女人和作为作家的决断。她通过这一选择向历史和社会要求着女性,要求着人的尊严和独立。然而悲哀的是,萧红这一次又遇人不淑,她用重大代价换取的爱情实际上是在绝望反抗中捡起的一个破碎的梦。就女性而言,她发现自己仍然没有摆脱从属和附属的身份,她再一次被当作朋友们和端木共同的“他者”,依然孤独寂寞,走不出男性中心的父权社会的巨大的阴影。病弱的身躯背负着民族悲剧和个人悲剧的双重包袱,在被日寇侵占的国土与被击碎的爱情中流浪,直至寂寞地死在异乡。萧红向历史和社会的反抗注定是一场孤军奋战,这个被放逐的灵魂以个人的孤独承受并昭示了整个女性群体那亘古的孤独,她以自己短促的痛苦的生命烛照着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结构性缺损。(徐晓红)

文学地位

抗战之后,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下,萧红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的《生死场》被当成了“抗战文学”,而她也因此被视为一般的“左翼作家”,书中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八十年代,而这时,一种文艺思潮正好为另一种文艺思潮所代替。一些与“鲁迅”、“左翼”相关的作家和作品普遍受到轻视,其间译介过来的美国学者夏志清以“冷战”思维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为突出,然而在学院中被奉为圭臬。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与思想知识界“告别革命”论相呼应,文学界贬损鲁迅及左翼进步作家简直成了一种时尚。就这样,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林贤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