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台关系的建构主义分析

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之一。它主张用社会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又将社会结构置于问题的中心，在承认物质力量的部分客观性时，强调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第二，有目标的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的而不是由自然给定的。建构主义重视观念对认同的塑造作用，认同对利益的建构作用，强调对社会世界的共识(sharedknowledge)。

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具有三个要素，共同认识、物质资源和实践活动。具体的讲，行为体之间共同理解、共同期望和共同认识的程度决定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程度越高彼此就越相互信赖。而社会结构包含物质资源的含义是，物质资源只有通过共同的认识结构，才会获得意义，并且在国家之间社会结构的认同关系中体现出来。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东西，既不存在于行为体的头脑中，也不存在于物质实力中，而是存在于实践活动或过程中。

社会实践确定行为体的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被认为对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构成影响。换句话说，认同是利益的基础，因为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被建构起来的，虽然社会结构具有相当的构成力，但它的存在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行为体的知识实践之外，它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笔者认为，美台关系可以用建构主义的研究领域――国家利益论透视之。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论强调国家利益由认同或身份界定，国家利益不仅包含着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还包含着精神利益，其中国家自尊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对华和对台身份的判定和对二者的认知基础十分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台关系和美国的台海战略目标及战略手法起决定性作用。

一、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大陆身份的建构

“文化”、“身份”和“利益”是温特著作中的三个核心概念，温特认为观念、文化和身份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强调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文化是共同知识，具体形态表现为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和法律等等。在哲学层面上，身份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有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包含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内容，表示社会类别或存在状态。而利益则可以有不同层次上的理解。

文化、身份、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文化塑造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身份，文化的变化意味着国家身份的变动，不同体系的文化确立了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的身份又确立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建构主义坚持以身份界定国家利益，认为身份的作用是建构国家利益，同时利益决定行为。建构主义是身份政治理论。

(一)美国对台湾身份的建构。

分析美台关系的建构主义因素会发现，身份的界定和认同感是维系美台关系的重要纽带。冷战时期，美国和台湾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较为明显，但美台却因《共同防御条约》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结为盟友。所以尽管当时的政权并不强调西方价值观，但是其所奉行的亲美路线政策，与美国遏苏反华的战略目标一致，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台互为朋友认知的加深。随着朝鲜战争的深入，美台由“互相帮助”的朋友关系逐渐上升到利益相契的盟友关系，双方对对方身份就界定下来。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一度冷却，但“非官方关系”仍在发展。美台互为朋友身份的再次建构是在台湾进行所谓“民主化”改革后。虽然美国政策和美台关系的调整自始至终都要围绕美国的国家利益变动，但由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强调自由民主、多样性和权力分散，在对外政策上相应重视道义感和公开性。因此，推广价值观念、在东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推进民主制度是美国维持和发展美台关系的重要因素，台湾身份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确立。

1、美国对台湾的认知基础。

美国对台湾的认知基础的形成显示了台湾在美国政治战略中的“窗口”价值。正因为台湾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接近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才成为美国人眼中有利于美国向亚洲乃至全球推广民主制度的“典范”。并且，台湾社会政治发展的现状让鼓吹美国式民主的人们相当满意，他们认为这是美国价值观发散的结果，有着非常强的示范效应。

台湾的“民主成果”促成美国对台湾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的认知基础。美国也为此极力宣扬和称赞台湾，1995年3月美国国会议员称李登辉“是一位具有改革意识的民主人士，他在台湾进行的领导方式正是我们想要在亚洲推广的方式”，这位国会议员据此鼓吹允许李访美。另外，台湾岛内进行的“总统直选”和“改革”等政治制度的变化，都被美国视为其自身对外扩展价值观的成果。

2、对台的认知基础确立了促进台湾“民主”的战略目标。

1854年，在美国驻宁波领事哈里斯在其长达100多页的意见书中，提出台湾对美国起码的五大作用：一是当作美国商品进入中国的一个中转站；二是作为传播基督教的一个基地；三是在海上控制中国南北各省的贸易；四是当作美国西海岸对中国进行贸易的门户；五是从台湾寻求向日本发展的领域。这五点被视为美国想控制台湾的最早表述。其中的第二点，表明台湾在很早就被美国列入传播“文明”的对象。

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除了现实主义所追求的安全、政治等目标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世界各国推动和维护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美国喜好用它的价值观所决定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内政外交。如前所述，美台关系是美国民主战略的重要风向标。美国着力于按照自身的标准和模式改造台湾，企图通过这种“改造”达到长期分裂中国的目的。“在建设民主特别是在那些受集权威胁的地区建设民主方面，美国与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美国认为，它之所以要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必须支持“台湾的民主”。费正清曾表示，“我们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它牵涉到我们的感情”，“有时几乎支配了我们的政策情绪”。20世纪后期，台湾岛内进行的所谓“政治民主化”活动，大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所赏识，美台关系中的认同感和价值观开始凸显。克林顿曾将“扩展民主”作为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为此他十分重视美台关系，尤其是重视进一步发挥台湾“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样板”作用。台湾作为亚太的一个重要地区，是美国宣讲民主的榜样，美国人对于台湾“民主化”演变也因此产生理想主义认同。

3、对台政策目标奠定对台身份的建构。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政府从亚太战略全局考虑，将“努力使台湾保持自由，不使其落人共产党控制之下”作为其远东战略的重要目标。台湾作为美国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具有象征意义，美台的特殊关系被别有用心的比喻成“民主

与民主的对话”，以此来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杜勒斯在解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时声称，美国同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同家和地区间所订立的各种共同防御条约，是“为保卫西太平洋地区已自由的人民抵御共产主义侵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结构”。可见，当时美国对台战略政策是将台湾划定在的“统一战线”之内。

剧变后，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作为冷战后“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新模式和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美国推广价值观和美国式民主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现在是拿出一张新牌来打的时候，一张新的中国牌，‘另一个中国牌’――‘自由中国牌’”台湾无疑就是这张“自由牌”，美国一些人希望将台湾的“自由”、“民主”之光折射到中国大陆，发挥台湾的“民主桥头堡”作用，最终在大陆实现民主化。这种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正“致力于建设民主”，执行亲美靠美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有助于美国增加对台湾价值观和民主观念的认同感。可以说，是美国对台湾的认知基础、政策目标同台湾当局的合力，形成美国对台湾“盟友”身份的建构。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任内，制定了“参与和扩展”的全球战略，将价值观在全球的推广置于美国对外战略一个特殊位置，此时台湾美国亚太战略中扮演独特角色。小布什上台以后，更大幅度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加之美国亲台势力的兴风作浪，致使美台关系急剧升温，美台结为“非正式”的同盟，双方均把相互关系视为一种“特殊的”关系。美国把台湾的身份定位为民主的典范和盟友，小布什曾提出耍“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而台湾则死死拉住美国这艘大船，称布什是“台湾的守护天使”。美台的行动和言论证实他们正在提升对各自的盟友身份的认知，而对身份的建构反过来又促使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认同和信任的加深。

(二)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身份认知基础。

由于冷战后美对华政策一直是在“接触”与“制约”两面下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身份定位难以固定。但不管对华政策作怎样的调整，有一点无庸置疑的是，美国绝不会把中国当作“朋友”或是“伙伴”。尽管在某些特定时段，中美关系有过的是“密切合作关系”，这仅仅表示美国对外战略中策略的调整。美国几乎每次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对于中国定位的基调都是“战略竞争者”。”无论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对美政策是否能被称作“友好”，美国决策者乃至一些普通公众头脑中的“中国”已经是特定的形象，在上，中国大陆被认为是对台湾“构成威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基础是“竞争者”。

在对华认知基础上，确立了对华战略的目标。中美之间的问题，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关键在于美国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全球潜在的最大挑战者。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始终有防范与制约的一面，正验证了温特阐述的“观念对身份和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对中国大陆身份的建构又反过来影响到美国对台湾身份认同的强化。以美国民众心理来说，他们对台湾的同情心和认同感很多来自美国传媒对中国大陆的反面宣传。在中美台三角互动中，美国一直试图在证明，与中国大陆相比，台湾的民主和经济制度都与美国更加接近，台湾才是美国的“朋友”。

身份的建构仅仅是问题的第一步。利益在建构主义的论述中同样是重要的概念。建构主义并不回避和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它认为物质力量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是身份使得物质力量具有意义。因此美台之间明确了互相的身份之后，则需要具体“利益”来完善美台关系的内容。

二、美国在台“利益”的建构

在权力和利益问题上，温特认为，常规的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没有本质区别，权力和利益的确具有决定性作用。建构主义的独特见解在于，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作用，是因为造就它们的观念发挥了作用。建构主义根据观念对利益的决定关系，创造性的解释了特殊利益产生的原因。在美国，亲台分子经常鼓吹美国在台湾有所谓“特殊利益”，并据此要求美国在上有所作为。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本文认为，美国电许可以从台湾获取某些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但是很多情况下，有些利益仅仅存在于观念和幻想之中，实际上是美国自我“建构”了这些利益。

(一)在台利益落在少数人手中。

先谈一下所谓“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美国在台湾目前最大经济利益来自美国对售的获利，军售同时也是美台经贸的重要内容和美台“非官方”关系的重要渠道。台湾的大宗军火汀单，意味着美国军火贸易的繁荣，美国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的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国对售的利润直接流人军火商的口袋中，军火商及其支持的政治势力才是直接的获益者。如果说美国在台湾“巨大的”经济利益存在的话，这些利益主要是美国军事工业利益集团的商业利润。

再来看美台关系中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究竟是否存在，又有多大，在美国也是有不同观点的。美国亲台分子为台湾当局宣传造势，希望在民众中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台湾是美国亚洲和全球战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系到美国重要战略利益。实际上，美国在将台湾与中国大陆轻重缓急的次序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否真的如此呢?事实证明，美国承认厂中国存在的重要性，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指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尸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也是这样形成的，为了不危及根本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控制好美台关系的节奏，又需要面对不能过度损伤中美关系的前提。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美国在台湾的“特殊战略利益”本身并非固定不变，被固定的只是建构这一利益的各种力量。

另外，所谓美国在台“特殊利益”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及美国民众对台湾的同情心及认同感。2005年布什访华前夕在日本发表演说时，称赞台湾是“自由民主开放的榜样”，也是亚洲成功典范之一。美国民众认为与台湾分享了民主自由的观念，为了保卫这个民主的硕果，民众支持政府对台湾信守承诺；而实际上其中包含想象的成分很大。一些美国亲台分子认为，美台的特殊关系共同拥有“民主、自由”及人权的价值，美国理应讣台湾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实现美台自由贸易等等。因此，美国“自我评价”为台湾“民主”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者，更已逐渐成为美国坚持其价值观的问题，更有人鼓吹其重要意义并不低于美中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已将台湾“民主化”视为美国式民主在亚洲的胜利，保卫台湾的民主成为保卫美国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更深的层次上说，美台价值观念的相近性和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似性被当作美国在上亲疏有别的原因。美国对台湾的认同和亲近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建构起来的。

(二)台湾的游说对美在台“利益”的建构的

催化作用。

这是美台关系和美国在台“特殊利益”建构的另一面。美国之所以能形成对台的身份和利益的认同，与台湾当局的“主动性”的发挥分不开。

以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台湾当局以其能动者的角色，透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谋求将置身于国际社会的框架和结构之下，进而使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对其拓展“外交”空间的印象加深和增强。院外游说是台湾当局的主要手段。院外游说强化和建构了一些本属意象中的美国在台“特殊利益”，并确立美国国内力量对这一利益的认知，最后经由美国决策者将这种认知融人美国的国家决策中。台湾当局自知力量有限，表现出对美国的政治依赖，主要还是为了博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而减少美国对台的施压。李登辉、一直将推行“务实外交”的主要目标集中于加强与美国的“实质关系”，利用美国反华亲台势力的支持，则是企图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台湾当局声称台湾从事的“国际活动”符合美国民主。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认为现阶段只要台湾不将美台关系提升到“正式外交”的层次，不刺激中国大陆使后者产生过度反应，美国找不出反对“”的理由。相应地，美国在没有“重压”的情况下反而是可以全然收放自如的，帮助台湾实现“渐进式”。美国对台利益的观念通过这种方式确立和传播开来，其后果之严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使台湾内部族群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台湾当局却借此机会妄图改变台湾社会的对中国的认同。通过抑中扬美的方式，台湾分裂势力向台湾民众大量灌输“台湾非中国”、“台湾人非中国人”、“美国是帮助台湾的可靠朋友”的理念，并倡导“台湾文化主体性”和“台湾民主”为“主流意识”，图谋泯灭台湾人民的中国心，实现其“”的目的。除此之外，台湾当局在祖国大陆钊‘对分裂势力的“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姿态上大做文章，竭力妖魔化大陆，进而为其拉拢讨好美国寻找借口。近年来，台湾当局在军购和院外游说的活动中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为了回应台湾人民的质疑和不满，证明“物有所值”，台湾当局通过各种办法，造成“美国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假象，以此欺骗台湾人民。

三、朋友身份和利益建构在美台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按照建构主义理论，一国对他国身份的认定将会引发对自身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和判断，进而影响该国外交行为方式。在时代，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确立盟友关系。美国的军援、经援等给台湾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其问美台虽然争吵不休，矛盾重重，但是在相当多的问题上最后能达成一致，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台互为盟友的身份认知。

温特的建构主义设计了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分析模式，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些文化有着不同的活动规则、互动逻辑和体系取向。其中，康德文化关系特征是彼此为友，甚至还会以集团的面目出现，反对外来安全威胁，形成安全共同体。在康德文化中，角色之间的行为规范都为众角色所共知，并形成关于某种规范的共识，角色之间存在共同期望，并将其它角色纳人自己的认知当中，在这一层面，规范塑造角色的核心利益和认同。以此对照美台关系，可以发现朋友身份和各自的利益取向对美台特别是美国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美国方面看，由于台湾的身份是自己的“朋友”，所以美国对台湾当局一些所作所为尽量做到“往好处想”，认为台湾当局一些决定和做法有利于美国利益。而对中国，美国又认定其竞争者身份，把中国看作其全球战略和亚太利益的潜在对手，这也促使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一些人认为，如果台湾落人“竞争者”之手，“竞争者”的实力势必更加膨胀。

其次，利益取向的影响。美国维持和发展美台关系，必然是为谋取利益而为。既然美国认定美国在台湾存有“特殊利益”，那么美台关系的存在显然合乎逻辑。对美国来说，台湾有着无法替代的“战略利益”，在利益的导向下，美台关系能够得以持续发展。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支配行为。美国亲台分子认为，美国是台湾的朋友，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信守对台湾的承诺，美台关系必须维持和发展下去。在美台互动的结构中，美国对台湾身份和美台利益的认知将继续对美国政策产生影响，也实际上塑造了美国自我认定的在中美台三边关系中的身份。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