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池莉小说看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时间:2022-10-05 09:41:31

从池莉小说看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摘要: 池莉是个善于捕捉特定的社会生活景象并准确传达出其中感受的作家。对社会动态的异常敏感,对生活变化的密切关注,使其作品展现出不同历史背景下人们不同的状态。本文通过对池莉作品展现的宏观的时代变迁和微观的人的变化的剖析,去透视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

关键词: 池莉 时代变迁 人的变化

作为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池莉对社会生活有着感性体验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如果说池莉前期代表作“人生三步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还只是侧重于展现当代普通人生存意义上的种种烦恼的话,那么其近期作品则加大了对烦恼人生在精神层面探索的深度和广度,呈现了文化制约、历史影响下现实生活的变迁。有评论者认为,从池莉近期作品看,她的“题材重心,正在发生战略性转移,正在由静态人生素描转为动态人生速写,由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社会静力学研究转为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等社会动力学研究。”[1]确实如此,作为一个刻画现实生活的作家,池莉的感受结构,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开放的、有活力的。她不像历史小说家那样沉湎于远离尘嚣的古典之中,又不像七十年代生的作家那样热衷于前卫的疯狂;而是紧紧按住生活的脉搏,刻画处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真实动感的生活,与时俱进,给读者以鲜明的历史流变感。

一、时代的变迁

池莉对现实生活的把握是清醒明智的,“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常常是这样的:理想还没有形成就被现实替代。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于是我们看到:池莉早期作品中的人们在物资条件艰辛困顿,精神生活空虚无聊的重压下,在一种“被规定”和“想奋争”的生存矛盾中,往往采取了忍耐、顺从的生活态度,以调和自己和社会的矛盾,获得一种“相对的幸福”。这个现实环境在池莉作品中虽未被刻意渲染,但不难看出,正是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处于这种社会体制及与这种社会体制相契和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下,人物的最终选择也就容易理解了。

《烦恼人生》的主人公印家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天的生活内容就是从早到晚的奔忙,从凌晨马不停蹄地奔跑到深夜,这种忙碌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循环的,不可变更的,已成为生活程序被固定下来,人没有能力改变或摆脱。印家厚在这种无暇喘息的奔忙中显得渺小,无奈,孤立无援,处处受到制约。但为了责任、前途和家庭,他又不得不压抑自我,忍辱负重,默认恶劣的环境。无理的上司,粗鲁的老婆,这正是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无奈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不曾料到一次小小的夫妻风波惊动了双方的父母、同事、单位领导,酿成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吉玲抬出了工会主席相威胁,为争夺出国名额同事曾大夫抓住战机迅速传播竞争对手的家庭风波,庄建非终于屈服了。按照作者的理解,庄建非也终于成功了――以妥协于社会而成功于社会。[2]

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太阳出世》等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们在无法改变生活境遇的情况下,大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旷达地忍耐,从而得以和平地工作,幸福地生活。由此可见,池莉的前期创作联系着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那就是清醒的务实的和渐进的人生态度,这其中不缺乏热情,却也存在着无奈。

那么时代是否永远凝固,生活一直循环,人生常是无奈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毫无疑问,池莉是一个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的作家,她紧紧地按住时代的脉搏,随时觉察它在节奏韵律方面的新变。我们可以看看池莉近期的一些作品。《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为了挣脱生活的困境,不惜停薪留职承包居委会的餐馆;《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抓住一个偶然的人生机会,驰骋商海;《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午夜起舞》中的王建国都是机关干部,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毅然决然下海经商。这对于一心一意守着铁饭碗过安稳太平生活的印家厚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更是不敢涉足的。传统文化中清心寡欲,知足常乐,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中国人变成了不知满足,不安现状,积极追求个人幸福,满足个人欲望的中国人。[3]

一样的人生,不同的选择。这种巨大的变化,使我们不得不重视池莉近作中那个无一例外的被十分确定了的时代背景,即当今时代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僵化的中国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因此,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模式。《致无尽的岁月》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结尾处又呼应到:“十几年的岁月就在他和我之间忽地过去了!如旷野里灰色的野兔在奔跑。”字里行间,我们仿佛感觉到时代列车滚滚向前的足音。

池莉有篇中篇小说,标题是《化蛹为蝶》,“为”有“变化”之意,表示有终结点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是飞跃性的一次突变,给人以深刻的灵魂蜕变感。康伟业、王建国们能够弃职从商,在商海的潮起潮落中驰骋,这不正是化蛹为蝶吗?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不也正是化蛹为蝶吗?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蜕变。池莉对于社会生活的变动确实十分敏感。转型期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给人以目不暇接,迅猛强劲的生活动感。

二、人的变化

在池莉的小说中,生活的动感不仅从宏观的时代背景的变迁中流泻出来,还主要从微观的人的变化上体现出来。印家厚(《烦恼人生》)、赵升天(《太阳出世》)、猫子(《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前期作品中的人物,在追求个人幸福方面,没有欲望也缺乏动力,唯愿在他们生存的那个物资缺乏、了无生趣的环境中,波澜不惊地维持下去,偶尔还没事偷着乐,以求精神上的胜利。而池莉近作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否定了这种计划经济下几近停滞的人生景观,他们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无疑充满着饱胀的人生欲望,并且充分发挥自身主体的作用,尽力地做他们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于是,他们也就实现了各自追求的人生目标,尤其是在金钱和爱情这两个属于我们这个充满物欲时代的幸福的人生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成功。

陆武桥不但通过承包餐馆获得了一份可观的产业,而且还赢得了一个女博士的爱情。孤儿小丁不但在商场上成为巨富,而且在情场上喜得知音。康伟业虽然在事业成功之后的个人感情方面一再受挫,但毕竟也经历了几度爱情的甜蜜。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这些人物与池莉前期作品的人物相比,总是充满着一种勃勃生机,这些作品中的生活总是充满着一种诱人的光彩。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无法回避地看到,池莉近作中的一些人物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在人性、道德、精神等方面,朝着令人心痛的方向发展。《小姐你早》中的王只力,在下海的几年里,变得面目全非,在他身上体现了在商潮裹挟下人性的顺势畸变,人格的自发腐败。

池莉还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人的心态的变化。当段丽娜这个不知世事的机关干部准备重施吉玲的故技,发动家庭、单位大战“炮轰”康伟业时,就不知康伟业已不是当年轻易压抑个人意志,顺从现实与他人的印家厚和庄建非了,他是个下海的人,单位、职称、领导、流言对他来说根本构不成威胁,他根本不吃段丽娜的那一套;然而段丽娜对变化了的现实太缺乏了解,对自己的那套世俗的精明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也不太明白,因此,不控制还能控制,越控制越糟。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婚死活不离,只是这一切不仅丝毫没有控制住康伟业,反倒使他越走越远。《致无尽的岁月》中说到下海后的黄凯旋“已经脱离了单位,在开出租车,是一个稍微秃顶,快乐诙谐,乐于助人的人。”这使人们看到,黄某离开了所属单位,走出了计划经济,也就超脱了名利纷争,人际内耗,变得快乐诙谐起来;先富起来后,有了足够经济支付能力,也就显得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了。这些都体现了池莉对于当下人们心态迁移的深刻理解和强烈感受,她笔下的商海人生荡漾着动感。

总之,池莉小说中的人物都在适应演变中的社会,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变化。小说总是通过这些人的变化,反映社会的变化,因为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变化是通过个人心理行为的变化得以表现出来的。

李子云老师曾说:“历史上有些作家,不能跨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只能代表一个历史时期,而有些思想不凝固、不停滞的作家,则能与时代共进。”池莉就是他所赞赏的后一种人,正是由于池莉对于社会的敏感,使其小说作品充满了富有张力的动感,而其中折射的中国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就有着确定的社会历史内涵。

参考文献:

[1]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池莉.池莉文集(第1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3]池莉.池莉文集(第3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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