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绝望战斗:在整体中把握细节”

专访两届戛纳金棕榈奖获得者、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

“谁都没想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第一次到中国来，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因为影评人、乐评人孙孟晋在微博上的一句话，大家才得知两届戛纳金棕榈奖获得者、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到了中国。当然，在中国，库斯图里卡或许算不上广为人知—尽管这位身材高大的塞尔维亚导演在欧洲成名已久，并且在40岁之前，就已经囊括了世界上大部分重要的电影奖项。

邀请库斯图里卡来到中国的，是上海西岸音乐节。这个由上海徐汇滨江与SMG艺术人文频道联手打造的大型户外音乐节，于今年9月30日至10月2日举办，库斯图里卡是“无烟地带”乐队的贝斯手。

“我和张艺谋是多年老友了，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认识了。我对他非常欣赏，觉得他的电影棒极了。我最喜欢的一部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新闻会后，满头卷发、身材高大、嘴角总是仿佛挂着一丝嘲笑的库斯图里卡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透露了自己对中国电影的了解。

在第二天的现场表演中，库斯图里卡与“无烟地带”乐队演唱了《Bella Ciao》。这首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其实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啊朋友再见》—无论是库斯图里卡的电影，还是乐队的演唱，仿佛都在轻轻讲述：“从前，有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

自己出演新片《爱与战争》

“我的新电影，打算自己出演主角。”尽管以贝斯手的身份来华，但库斯图里卡对他的电影事业依然津津乐道。他毫不避讳地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了最新准备的电影情况，“我曾经停止过电影拍摄，就是1995年拍完《地下》之后，不过后来又复出了。新电影的名字将叫做《爱与战争》。我的设想是在电影里讲三个故事，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会由我出演。”

电影的确是库斯图里卡最值得骄傲的事业。1954年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地萨拉热窝的库斯图里卡，可谓是受到上帝眷顾的电影导演。细数库斯图里卡的拍摄经历，就是在细数他的获奖经历。

1981年，库斯图里卡拍摄了长片处女作《你还记得多丽·贝尔吗》（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该片剧本由库斯图里卡与著名的波斯尼亚诗人Abdulah Sidran共同完成，并明显带有半自传色彩。影片讲述了在铁托集权统治的20世纪60年代，一群生活在萨拉热窝的少年梦想过上西方的生活。该片在同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处女作奖金狮奖及圣保罗（Sã；o Paulo）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奖。当威尼斯电影节通知库斯图里卡领奖时，他还在军队服役，军方特批了他24小时，允许他去领奖。

四年后，库斯图里卡以作品《爸爸出差时》（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夺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国际影评人奖，同时获得普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而1989年的《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则让库斯图里卡摘走了戛纳最佳导演奖的桂冠，并荣获罗西里尼特别奖。

成名后的库斯图里卡，任教于萨拉热窝表演艺术学校，并受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纽约的教书生活为他新的创作拓展了空间，而他的美国学生David Atkins 递交的电影剧本更成为他首部英语影片的基础。1993年，汇集了美国演员Faye Dunaway、Jerry Lewis、Johnny Depp的影片《寻梦亚利桑纳》（Arizona Dream）摄制完成，并在意料之中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5年，《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Underground）使库斯图里卡的艺术事业攀上顶峰。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宏片巨制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喜剧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纳粹占领期间至19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凭借此片，39岁的库斯图里卡再次摘下金棕榈桂冠。

1998年，库斯图里卡推出描写吉卜赛人的最新作品《黑猫，白猫》（Black Cat，White Cat），该片使他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的银狮奖得主；2004年的浪漫喜剧《生活是奇迹》（Zivot je cudo），使他获得戛纳金棕榈奖提名，并在法国凯撒电影评奖中获最佳欧洲影片奖。2007年的喜剧《向我承诺》（Zavet），再次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

“家庭”是库斯图里卡常常回归的主题，“我的直觉引导我这样做。”库斯图里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拍了这么多部电影之后，他发现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家庭，是基础，是神话性的因素。我的所有人物，大家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的家庭。”

曾有评论家认为，库斯图里卡的电影看起来好像是由很多复杂的镜头和运动组成的交响乐。“我是个制造麻烦的人。”库斯图里卡回应此种评价，“我常常会找一些我当下忍受不了的事情来做，作为对自己的挑战。我认为电影的后期、中期、前期制作都同样重要。现在很多电影工作者也这样认为，但是在实际行为中，他们恰恰忽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电影更像纪录片的原因，但是我会在色彩上取得平衡。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看到里奥纳多·达芬奇的画作，我看到其他意大利、荷兰等地区的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的每张画都十分精准地表达了他们的主题。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开始了我的战斗—对于在整体中把握细节的绝望的战斗。”

尴尬的政治境地

库斯图里卡的“战斗”不仅仅在电影领域。作为一位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欧艺术家，库斯图里卡的处境颇为尴尬，尤其是当他拍出《地下》这样公然讽刺铁托政权的影片时，可想而知，最犀利的批判之声立即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又把他列入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前南斯拉夫政治人物、曾任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的同党，谴责他“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嘉赏。重重压力之下，灰心至极的库斯图里卡对外曾宣称不再拍片。

或许是因为以乐队贝斯手身份出现，库斯图里卡在华遭遇的媒体提问显得相当温和、友好，大多数时候围绕着“音乐”的主题。但熟悉这位导演的人们，似乎还能记得早年众多欧洲记者们“围攻”他的情景—在2004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库斯图里卡接受众多媒体记者采访，回答有关新电影的问题。正当他侃侃而谈最为擅长的比如“我所热爱的电影事业正在被好莱坞的批量生产所摧毁”等问题时，一个记者“不合时宜”地问了过去从未曾有人“胆敢”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九90年代摧毁南斯拉夫的战争期间，你为何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那个蹂躏了你家乡的塞尔维亚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