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教师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当下的幼儿园教师是教师队伍里的弱势群体，他们扮演着模糊不清的社会角色，或被期待为养育者、启蒙者、专业人，或实际承担着服务员、保姆、打工者、教师等角色；他们处于边缘人、附属者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存境遇构成了“幼儿园教师现象”。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现象；社会学；边缘人；附属者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9)03-0037-05

教师既是一种社会职业，也是一种社会身份。与中小学教师不同，幼儿园教师是教师群体里的另类。他们虽拥有教师的称谓，但大多数不能享受教师的名分、权利。与他们的教育对象幼儿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不同，幼儿园教师似乎较多地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既被寄予较高的社会期待，又常常被社会体制、社会制度遗忘。他们的生存境遇构成了“幼儿园教师现象”，也似乎隐喻了学前教育的发展前景。

一、模糊化的社会角色

1．纵向：幼儿园教师的角色变迁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以特定的角色生存于世的，角色就是人的面具和文化外衣。因此，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社会我”，而不是一个“自然我”。个体扮演何种角色，通常有着特定的时代精神。每个个体都以自己奔腾的生命来顺应时代的诉求。当下幼儿园教师的角色变化既来源于幼儿园教师的主动担当，也来源于社会期待的被动赋予。

(1)权力意义上的角色变迁：“立法者”身份的失去

在幼儿园诞生之初，人们对幼儿园教什么、怎么教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与特殊的期待，因为当初教育权和学习权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人们获得有关教育信息的渠道也较为单一，在那时的家长和社会公众眼里，幼儿园教师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俨然是“立法者”。

幼儿园教师“立法者”身份的获得除了受家长的主动认同和真心服从因素影响外，也受幼儿园教师所具有的知识背景和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因素会相互强化，最终使幼儿园教师具有“立法者”形象。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幼儿园教师是幼儿教育的权威。

然而，时代的变迁、制度的变革逐渐打破了幼儿园教师、家长和幼儿之间的社会生态。特别是当今幼儿园教师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当今社会里，家长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育儿知识，幼儿发展也更具个性，家长和幼儿从不同的方向挑战幼儿园教师的权威地位。最重要的是，体制改革打破了幼儿园教师的铁饭碗身份，很多幼儿园教师不再是“公家人”，其权威性地位也随之受到空前挑战。

(2)社会期待视野中的角色变迁：从“养护者”“启蒙者”到“专业人”

从历史角度来看，幼儿园教师的文化身份大致经历了“养护者”“启蒙者”“专业人”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作为“养护者”。中国历史上制度化的幼儿园教师始于1903年的《癸卯学制》。《奏定蒙养园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蒙养园附设在敬节堂和育婴堂内，由乳媪和节妇来担当幼儿园教师之职。社会对蒙养院师资的角色还未达到教与养双重期待，“养护者”是当时社会对幼儿园教师的一种角色期待，幼儿园教师也就在这样一种“常态性角色”下生存。

其次是作为“启蒙者”。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各式幼儿园的出现以及中国幼儿园制度的日趋成熟，人们对作为儿童公育机构的幼儿园的社会期待也越来越高，“养护者”的单一角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启蒙者”的身份渐渐浮出水面。幼儿园教师不仅要担当“养护”职责，而且要承担“教育”重任。

最后是作为“专业人”。“专业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大约起始于上个世纪末的“教师专业化运动”。这场运动对教师的文化生存冲击力最大，它要求幼儿园教师重塑教师文化，重认教师身份，重述教师内涵。“研究型教师”“反思型教师”“专业性教师”成了社会对幼儿园教师的角色期待。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教育场景中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权威”“纪律的维持者”，同时还被要求作为一个研究儿童、反思自身的“专业人”。

2．横向：幼儿园教师角色的多元化

(1)作为教师的幼儿园教师

在当下社会中，真正具有教师身份和内涵的幼儿园教师已经越来越少，除了公办幼儿园中的在编教师外，大部分非在编幼儿园教师都未真正享有《教师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即便是公办园的在编教师，其教师身份也有些尴尬，因为我国的人事编制中并没有独立的幼儿园教师编制，幼教界一直使用的是小学编制。随着大量幼儿园的转制，公办幼儿园教师的生存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

(2)作为保姆的幼儿园教师

“保姆”是中国语境中对幼儿园教师的最早称谓，源自日本，最初并不包含任何感彩。在我国幼儿园创办之初，幼儿园教师事实上也被期待作为一个“养护者”，主要工作职责便是养护儿童。孟庆树曾指出：“儿童保育工作的好坏，保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要加强政治上的教育，从政治上来提高保姆的积极性、责任心。”

在当下很多幼儿园，幼儿园教师越来越被期待为保姆的角色，在家长的眼里更是如此。家长不仅期待幼儿园教师有“八心”，㈨而且以此作为评判幼儿园教师工作是否合格的标准。

(3)作为“打工者”的幼儿园教师

与作为“公家人”的教师不同，绝大多数的幼儿园教师没有身份保障，他们大多在体制外生存，是一群特殊的“打工者”。在一些转制幼儿园，幼儿园教师的打工者身份更为明显。笔者在调研中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对作为“打工者”的幼儿园教师的描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休息对你们来说／无异就是过年／你们的嗓子总是那么沙哑／因为你们每天十二小时都要陪孩子说话／你们从来都喜欢安静／因为你们每天都为孩子叽叽喳喳／你们不知道／什么是三金和福利／没有人知道你们的生活。

冬去春来／你们送走了一个班又一个班／孩子把带有童真的“老师”送给你们／你们把亲切的“宝贝”送给孩子／你们没有任何福利／任何福利也绝不会想到你们／因为／你们只是教育体制外的打工者。

缺乏制度保障的幼儿园教师无法获得“本体性安全感”，他们在制度外流浪、徘徊，体验着一种“无根”“无家”的感觉，“无助”“无奈”“无力”成为他们叙述自己生存状态的高频词汇。

(4)作为服务员的幼儿园教师

在一篇题为“教育大革命宣言”的博客文章中，有人提议应该进行“教师称谓的革命”，将教师改称为“学生服务员”，让教师从社会赋予的过高的“神坛”和“圣人”的位置上走下来。对于幼儿园教师而言，“园丁”“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简直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为它只是一种道德约束，而不是一种权利赋予。当幼儿园与家长不再是教育关系而是一种消费关系时，幼儿园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就转变为一种供应与需求的关系了。

在当下无论是公办园、集体园还是民办园都强调一个核心思想，即服务家长、服务儿童。然而，有的幼儿园曲解了“服务”的内涵，把家长、幼儿当成上帝，以不恰当的方式让家长凌驾于教师之上。导致家长与教师关系的紧张甚至恶化，使教师完全成为一个服务者的角色，不少幼儿园甚至以家长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的唯一指标，使幼儿园教师承受莫大的压力。

虽说无论在何种体制、何种条件下，人们对幼儿教师的角色期待都可能是多元的，但是不管时空如何变换，幼儿园教师都应该有其“本原性角色”，如“教育者”角色，在此基础上才会衍生出一些“扩展性角色”，如情感安慰者角色、服务员角色等。

二、边缘化的生存困境

1．噪音化生存

与中小学教师45分钟一节课的分隔式时间占有与分配不同，幼儿园教师整天生活在闹哄哄的环境中，他们没有所谓的上课与下课的区别，没有可以暂时逃避喧闹的办公室，他们被时刻要求与孩子待在一起以保证孩子的安全。

一位幼儿园教师在描述其生存状态时写道：

我工作10年了，感到一年比一年累，耐心一年比一年差，对班里的孩子比较烦，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有时候感到很愧疚，孩子是无辜的，可是自己的情绪常常不稳定。对老公也是这样。我想我不会一辈子待在幼儿园里的，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情绪会越来越不稳定，我可不想变成神经质女人。在幼儿园待久了，社会上的一些新事物接受得也少了，能换什么工作呢?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到图书馆工作，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有安静的环境。安静是我最大的愿望。

2．焦虑化生存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幼儿园教师而言，改制性焦虑和生存性焦虑日益加重。有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的焦虑水平存在着“高――低――高”现象，即19～23岁、23～30岁、30岁以上三个年龄段的幼儿园教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焦虑，乡镇幼儿园教师的焦虑程度高于城市教师，公办园教师的焦虑程度相对低于其他性质园所的教师。总的来说，幼儿园教师的焦虑主要来源于改制、安全事故、养老保险、上级检查、同事竞争等。

3．倦怠化生存

倦怠是个体的一种情绪感受，指个体在压力过大、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工作环境中所体验到的无奈与无助，主要表现为“疲劳感较深”“成就感较弱”“内疚感较强”“同事关系满意度较低”和“身份认同混乱”等。幼儿园教师的倦怠既受年龄、教龄、学历、职称、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家长、家庭、同事关系、幼儿等因素的影响。笔者曾经在给幼教专业函授生上课时请他们写一些有关自己生存状态的描述性关键词，结果发现，“忙”“烦”“累”“无奈”“困惑”是其中的高频词。在谈及“幼儿园教师的苦与乐”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太累太苦，而且还不被承认”。在问及“您认为幼儿园中哪些活动功效不大，且负效应很大”时，有92％以上的教师选择了“为各种节日准备的节目排练和演出”，66％选择了“被要求经常性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65％选择了“频繁的环境布置”，63％选择了“被要求人人有课题，个个写论文”，40％选择了“各种园内评比活动”，87％选择了“为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或评估而加班加点”。

4．“陌生化”生存

陌生化生存是幼儿园教师生存境遇的根本写照，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当下社会变迁的结果。在当下既面临种种生存困扰，又不断地被社会期待为“专业人”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不断地演化成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陌生人”。“陌生人”这一概念源出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它原指地域上的陌生感，笔者在此借这个概念描述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也即教师在自身文化身份的不断赋义过程中的角色生疏和角色困惑。从“养护者”“启蒙者”到“专业人”，幼儿园教师的文化身份不断地被社会重新赋义。在这个赋义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身份内涵一直在“做加法”，这种“加法思维”虽也有幼儿园教师的自我角色赋加，但更多的是社会期待导致的被动赋加。

韦伯曾经说过，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在这张意义之网中，幼儿园教师因为以往文化的“惯习”而很难在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时进行成功的转向，从而在和儿童文化、专家文化、制度文化遭遇的过程中不断地演变为一个陌生者。他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惑：“我是谁?”“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这样做有何意义?”

三、附属者的社会地位

幼儿园教师在从历史到当下、从西方到东方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体系中基本处于附属者的社会地位。这种附属性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某某小学(中学、大学)附属幼儿园”“某某企业(集团、机关)附属幼儿园”，也表现在内涵上，即由于长期的附属而导致的幼儿园教师对所在机构的依赖与依附。幼儿园对幼儿园教师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晋级、劳保、福利无一不依赖于幼儿园的运行状况。在当下，幼儿园教师附属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财富

财富包括工资和各种可得性收入。就幼儿园教师的总体水平而言，其薪资水平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力的状态。与其他各类教育不同，我国现有的115.8万名幼儿园教职工中，有70％左右是长期聘用的非公办教师(包括长期代课、临时代课教师)。幼儿园教师的收入水平低是就非公办教师而言的。公办教师与非公办教师之间不仅工资收入较悬殊，而且在福利待遇、养老保险上也有实质性的差别。公办教师享受事业单位退休福利，非公办教师只能享受企业退休福利或社会保障，广大的农村幼儿园教师甚至连社会保障也没有。

有研究者调查发现，2001年山东省全省有6.8万农村户口的幼儿园教师，工资300元以上的占27.57％；200～300元的占20.22％；100～200元的占35.47％，此外还有大量月收入不足100元的幼儿园教师。

2．权力

教师的权力主要是指教育权，即教师是否拥有教育儿童的权利，在家长眼中是否被看成是专业工作者，是否感受得到最起码的职业自尊等。在“启蒙者”时代，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权利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在成为“专业人”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却受到了家长、儿童、社会的多方质疑与挑战。幼儿园教师越来越被广大家长期待作为服务员、保姆、打工者，而不是教师。很多幼儿园教师也以为自己有赖于家长和幼儿，视家长、幼儿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因此，幼儿园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被片面强调的是要恪尽职守、履行义务，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往往被忽视。

3．声望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幼儿教育处于不均衡发展阶段，幼儿园教师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是一个较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而在今天，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声望有较大程度的下降。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对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存在误解，认为幼儿园教师是人人可担当的职业，把幼儿园教师看成是母亲、祖母或保姆带孩子职能的一种替代或延伸。显而易见，一种职业被认定为简单劳动，那这种劳动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在我国目前的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中，资格准入制度还很不健全，不同层次的学校都可以培养幼儿园教师，造成了大量不合格幼儿园教师的出炉，这种状况使原本职业声望就已经下降的幼儿园教师职业更是雪上加霜。

四、是谁制造了“幼儿园教师现象”

毫无疑问，当下的幼儿园教师是整个教师队伍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附属性社会地位既是历史的某种沿革和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幼儿园教师自身队伍良莠不齐、制度设计有意忽视等产生的后果。幼儿园教师在教师群体和社会群体中的双重边缘化现象并不是对幼儿园教师的一种政策保护，而是一种制度伤害。

在学前教育领域，当幼儿园教师被双重边缘化时，儿童和家长的地位就逐渐提升了，尤其是幼儿家长，其选择权、话语权越来越突出。有些幼儿园甚至唯家长意志是从。

很显然，当下幼儿园教师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是一种结构性困境，是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幼儿园教师成为弱势群体这一现象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也并非“进步性趋势之外的某些枝节”，它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断裂的一种表现。要想解决或改变幼儿园教师的生存困境，查漏补缺是无济于事的，它需要作出结构性调整，虽然这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然而美好生活靠等是等不来的，它需要去创造，甚至去抗争。对于当下的幼儿园教师而言，如何从“失根”到“归根”也许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社会生活中并不会必然存在着拯救幼儿园教师的天然力量，幼儿园教师自身命运的改变需要幼儿园教师群体的团结与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