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纠纷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外商投资的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原因采取的隐名投资方式更是屡见不鲜，由此导致的法律纠纷更是相当复杂。2010年5月19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为法院填补了外商隐名投资处理纠纷规则的空白，但限于该《规定》本身的制定主体与法律性质，使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均存在缺陷和值得商榷之处。

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纠纷

一、相关概念的阐明

（一）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私人直接投资。中国法律框架下允许的外商投资形式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与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二）隐名投资

1、隐名投资的概念

隐名投资，是指一方（隐名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它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股东却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法律现象。外商在我国投资时，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主要是：以我国大陆企业、个人的名义或者设立内资企业，如甲（外商）与乙（我国大陆公民）订立委托投资协议，由乙来代替甲进行投资，乙与丙（外商）、丁（外商）一起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等。

2、隐名投资的特征

（1）公司股份实际由隐名投资人出资认购。

（2）公司事务由显名投资人处理。

（3）公司债务对外由显名投资人承担，对内按投资协议向隐名投资人追偿，但无论隐名投资人或显名投资人对公司债务都只承担有限责任。

（4）隐名投资的出资标的受局限。

3、隐名投资的成因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外商隐名投资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是出于规避法律的目的，具体又分为以下几种原因：（1）为了规避法律对外资投资领域的限制；（2）为了规避法律对于投资比例的限制；（3）为了规避法律对于设立公司所需法律程序的限制。

4、隐名投资的利弊

一方面，如果隐名投资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则无疑是有益的，其优点包括：（1）有利于吸收国际资本，缓解目前资金短缺的状况，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2）有利于提高国际投资者的积极性，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违背法律规定的隐名投资行为却存在以下弊端：（1）规避法律的隐名投资行为容易引起股东资格、公司法人人格被否定的风险；（2）由于依附性极强，隐名股东的权利将陷入危机；（3）由于隐名投资不便于监管，发生纠纷时不利于掌握信息、解决纠纷、稳定我国市场的秩序。

二、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引发的纠纷以及我国的立法规定

笔者认为，外商隐名投资的隐名投资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

（一）股东资格的确定

由于外商隐名投资的名义股东并非实际投资者，在实践中，如若成立后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外发生纠纷，如何确定股东资格，便是解决所有纠纷的第一步。

1、学界的观点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隐名投资者能否被确定为公司股东，学界存在三种观点：

（1）形式说

该观点从商业交易外观公示原则、稳定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对外关系的出发，只认可显名股东的公司股东地位，否认隐名投资者的股东资格。因此，从本质上该学说将登记作为了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2）实质说

该观点认为：公司的股东为隐名投资者，而非显名投资者。其根据在于对股东权利义务的行使与承担，由于隐名股东承担了实际出资，因此应当被认定为公司股东，与此相对，显名投资者并非公司股东。实质说其实是将出资作为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3）区别说

该观点说认为：对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对外，优先考虑登记等形式标准，遵守公示主义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内，优先考虑出资等实质标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真实的意思表示；

分析以上三种学说可知，区别说实际上综合考虑了实质说与形式说，是一种中立的观点，体现的不同问题，不同对待，相比较而言，更符合价值判断，在实践中也更易操作。该学说还可以避免形式说和实质说存在的股东资格确定时僵硬化、绝对化的缺陷。

2、司法解释最新的规则

（1）股东资格的确定——有条件地支持隐名投资者关于确认其股东身份的请求

在外商隐名投资中，隐名投资者与显名投资者之间就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产生争议时，隐名投资者往往会请求法院确认其在该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和股权份额。

2010年8月16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一）》）放弃了“形式说”，改采“区别说”。该规定第14条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除外：（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即有条件地支持隐名投资者关于确认其股东身份的请求。”该条款为法院审判指明了方向：在具备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在判决中直接确定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人在该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和股权份额。

（2）股东资格的保障与救济

该规定第21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或者外商投资企业以提供虚假材料等欺诈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所载股东，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他方股东丧失股东身份或原有股权份额，他方股东请求确认股东身份或原有股权份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已经善意取得该股权的除外。”该条针对了外商投资企业一方以不正当手段损害原显名股东的权益是，对他方股东的救济途径，但同时也保障了善意第三人的权利。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区别说”的价值，即保障市场稳定的同时关注特殊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二）委托投资合同

1、委托投资合同的概念

委托投资合同是外商投资中显名投资者与隐名投资者在投资前所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

2、委托投资合同的法律性质分析

从法律角度分析，委托投资合同属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委托他人处理事务，另一方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协议。由于是合同关系，故受《合同法》调整，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即法院应当尊重合同缔约双方在合同中对权利义务的规定；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则应当根据委托合同的规则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3、委托投资合同的效力

（1）认定委托投资合同有效

《规定一》第15条第1款规定：“合同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一方当事人仅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在委托投资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仅因未履行审批手续而认定未生效或无效。

（2）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隐名投资者与显名投资者所具有的权利

《规定一》第15条第2款规定“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依据双方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双方未约定利益分配，实际投资者请求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其交付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向实际投资者请求支付必要报酬的，人民法院应酌情予以支持。

（3）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隐名投资者是否有请求分配利润的权利。

《规定一》第17条规定：“实际投资者根据其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的约定，直接向外商投资企业请求分配利润或者行使其他股东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由委托合同的法律性质所决定的。

（4）认定委托投资合同无效

《规定一》第20条规定：“实际投资者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被认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该条款是对无效合同的规定，可见可使合同无效的条件只有实际投资者与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之间的合同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5）在委托投资合同无效前提下，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根据《规定一》第18条、第19条，委托投资协议如被认定无效，对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若在股权价值高于投资额，可判令股东仍持有股权，而向隐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款，对股权溢价部分根据情况在二者之间合理分配；在股权价值低于实际投资额时，可判令名义股东向隐名股东支付与股权价值相当的投资款，相应损失按过错原则分担。

三、司法解释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股东资格确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规定一》第14条在股东资格的确认上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从实践层面出发，法院据此认定外商隐名投资者时却有不小的难度。

1、第一项“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由于隐名投资者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资金等非登记、无公知性的途径，这样的投资方式对于查明其是否实际投资造成了困扰。

2、第二项“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该款中“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可否应理解为“所有其他股东”？如若不然，则会在对待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关于隐名投资认定的该项标准上造成巨大差异，显然是欠妥的。

3、第三项“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

在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法院在确权前必须先取得行政审批机关的同意。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既有利于当事人完成审批、登记等程序，又保证了法院判决与行政机关决定的一致性。

然而，该种方式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为法院在判决前必须取得行政审批机关同意会导致以下问题：首先，法院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决定了一审、二审的结果可能不一致，这会使两级法院与行政机关相互矛盾。一、二审法院应当做好沟通，维护司法权威。其次，这种规定会使法院的判决直接取决于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进而影响案件的审理期限，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因此，我们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时，应当积极弥补其规定疏漏之处，寻找替代措施。例如：法院可将外商投资企业追加为无独立请求权之第三人。因为根据我国相关规定，股权如若涉及变更，报批人为外商投资企业而非股东，即实际出资人无向行政审批机关提出变更申请的权利，必须通过向外商投资企业提出。所以，法院在确定隐名投资者享有股东资格的前提下，可判令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登记变更手续。如外商投资企业依据判决向行政审批机关提出申请，而行政审批机关做出不予批准决定的，相关当事人则可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进行救济。该种替代措施既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尊重了行政机关的审批权，更体现了司法的最终裁断功能。

（二）委托投资合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规定一》第18、19条关于在委托投资合同无效的前提下对双方当事人的救济，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不足。该规定对于保护隐名投资者与显名投资者的利益而言，的确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形态，具有人合性较强的特征。因此，法院在采取拍卖、变卖保护隐名投资者的权益时，应当如何应外商投资企业人合性的特征，如何妥善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思考。

四、小结与展望

外商隐名投资现象十分常见，除个别隐名投资是为了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行政监督外，大多的是出于便利投资等原因。倘若一概对其作否定性评价，不仅不能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更会打击海外投资者的积极性。本文在分析了后发现其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于相关司法解释在日后做出进一步的规定来填补缺陷。此外，《规定一》的性质只是司法解释，并没有法律的效力，更从侧面体现出了我国外商投资领域立法的不完善。

但由于隐名投资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立法宗旨、立法技术和政策导向，从根本上解决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如何使我国现行商事领域法律与国际实现良好对接，提升海内外外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的确是值得学界关注、立法完善、司法指引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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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振通.台商在祖国大陆隐名投资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应对.http：///display.asp？id=887.2010年10月7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