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内涵浅析

摘　要：徽州文化以徽派建筑、儒商文化、宗法制度和民俗艺术文化为主体，深切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等基本内容，体现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徽州文化；建筑；儒商；宗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149-02

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文化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当今文化的普遍定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指精神财富，是社会成员在共同生活中通过传承和积累两种方式形成的，特定的观念形态、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而文化内涵是指文化的载体所反映出的人类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内容。

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的徽州文化，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整合、变异的进程而形成的颇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体系[1]。她发轫于南宋，孕生于元代，鼎盛于明清，衰退于清末，传承延续至今。根植于原徽州府的一府六县，延伸丰富于淮扬和江南等地区，是发生与存在于历史上徽州的以及由此发生辐射、影响于外的典型封建文化遗存。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方面的丰厚底蕴，深切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等基本内容，被誉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2]。

徽州文化以学术思想、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文化艺术为主体，涵盖了徽派建筑、宗法伦理、商贸习俗、精神信仰以及新安理学、医学、画派、篆刻、木雕等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艺术的各个方面内容。作为一种汉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徽州文化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广泛性等基本特点。她向外开拓，向内发展，无不体现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吴丽蓉学者认为以家族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族体系是徽州文化的社会形成基础。而强调理而玄的程朱理学、强调实而存的朴学与贾儒仕结合型的徽商则分别构成了徽州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和经济基础。今天我们对徽州文化进行的深入研究，既能够拓宽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范围和深度，促进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通过维护和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来强化和提高民众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建筑文化

徽派建筑风格独特，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体现了明清时期以徽商为代表的徽州人思想情感、文化属性和社会价值观念[3]。徽派建筑的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牌坊园林等建筑实体中，其风格尤以大量遗存的传统民居村落最为鲜明。由于受到程朱理学文化的深远影响，具有“贾而好儒”特点的徽商们在建筑中将“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观念注入到自己对环境选址、住宅布局、结构装饰、厅堂布置的设计思想中，促使徽州建筑各种因素相辅相成，体现出人与建筑、社会和自然的广义和谐，共同构成了徽州建筑的完美映像。使得徽派建筑逐渐形成自然古朴、隐僻典雅的建筑艺术风格。不仅具有丰富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

徽州民居结构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居形式，倚山面水，大体可分为“线状”、“块状”两大模式[4]。无论是始建于南宋的宏村民居，还是兴盛于明代的西递村民居，都承袭和弘扬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在结构体制上，民居采用以土木结构为主体，以砖土、砖石墙为辅，使建筑造型上不仅凸显形体壮观素雅，而且讲究实用安全。在平面布局方面，采用具有深度空间的庭院式格局，粉墙青瓦，奇伟恢弘。尤其是徽派古民居马头墙的设置，集防火防盗功能和艺术特色与一体 [5]。由于徽州人含蓄内敛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们在建房时舍弃外表的华丽张扬，苦心追求屋内装饰的华美，所以在装饰方面既蕴藏鲜明的人文色彩，又追求独特审美欣赏价值。如宏村“承志堂”厅门上的“百子闹元宵”图木雕，一百个孩童形态各异，惟妙惟肖。西递村中各家各户绘有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的石雕，楼台亭阁、人物戏文的砖雕及木雕、彩绘、壁画、漏窗等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

二、儒商文化

胡适先生说过：“在经济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辛，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在中国封建历史上“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想一直是社会的主流意识。明朝以来，为了谋求生计，许多徽州人冲破了这一传统的思想束缚，从事商贾之业，历经艰辛。善于学习的徽商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同时，又融入了本土文化成分，使之呈现出既抱残守缺又革故鼎新的双重特性[6]。他们商而兼士，贾而好儒，深谙朱程理学、孔孟之道的思想精髓，利用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民生，利用儒学伦理表达为贾之道，利用“仁”的理念来突出“商”的社会功能，形成了“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特殊的经济和人文背景，孕育和创造了新的商业文化内涵。这些先进思想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也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他们躬行儒道，坚持商业道德，以诚实守信的为商做人之本创造出了资本雄厚、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

在为当地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同时，徽州商人还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徽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大力支持家乡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捐置田产，兴办书院，对子弟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教育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辉煌，徽州历史上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反过来，这些文化上的投资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形成商儒互济的局面，促进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良性循环[7]。

三、宗法文化

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较为封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来实现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宗族是有男性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共同组成的社会群体组织[8]。清代徽州的宗族制度业已发展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姓聚落体的主要控制形式。作为宗族所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聚族而居在徽州是一种普遍风俗。“尊卑秩序、财产关系、婚姻继承、祖宗祭祀”等族规家法的制定与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徽州乡村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发展。徽州宗族组织一直和乡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并存，构成对徽州乡村社会的双重复合统治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