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杰:加速运行的青春

读他的简历有一种压迫感，太多荣誉，且太过年轻。然而，与他对话过后才更有压迫感，支撑这些荣誉的思想，深沉而强大。

从高一毕业考入清华大学，至法国国家终身研究人员，再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高杰的青春就如同他的专业――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一样，是在加速运行中的对撞与升腾。

青春乐章：第五交响曲

下午五点，清华大学的同学们拿着饭盒，冲进食堂。整个下午的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及大脑或小脑的高速运转，让他们希望尽快抢到晚饭，祭一下自己的“五脏庙”。打完饭后，坐在食堂的餐桌旁，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声调和同学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倾诉着人生与梦想。

然而，校园一隅，没有热闹的谈话声，只能听到隐隐约约的音乐从窗缝飘出。一个中等个头，有些偏瘦的十七八岁的男生把吃了几口的饭放在桌子上，微闭双眼，头轻轻仰靠在椅背上，拿着筷子打着拍子，完全陶醉于房间里飘扬的美妙音乐。这是高杰最爱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虽然已听过多次，可是，熟悉的旋律再次回响在耳边时，仍能让他在第一时间沉溺其中。聆听着“命运的叩门”声，从令人紧张的森严、舒缓的抒情、乐章的高潮、至最后的狂欢，高杰在音乐的世界里又经历了一次“从黑暗走向光明，通过斗争取得胜利”的激动。

“我在清华读书时，学校有个音乐室。音乐老师每天都会在下午五点吃饭时播放一些古典音乐，他希望大学生能有些古典音乐素养。”刚好这位音乐老师的儿子与高杰是好朋友，让他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每天都有或优雅、或激昂、或明媚、或忧伤的古典音乐轻轻拂过耳朵，震撼着这个年轻的灵魂。

从第一支曲子穿过耳膜，就直接进入了高杰的骨髓。从此，他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持续至今。而那首谱出他青春乐章的第五交响曲洋溢在他的大学生活里，让他的青春比同时期，甚至比现今的大多数青年人更绚烂、精彩。

1978年夏天，高一刚刚毕业，未满17岁的高杰考取了清华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专业，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加速器专业的大学生。虽然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读哲学书籍的高杰，被周围的人称作“高秀才”，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会死读书的人，尤其是在多彩的大学生活中。高杰的爱好很广泛，除了听古典音乐，还包括打棒球，滑冰，学习英语、德语、俄语……当然，他最爱的还是读书。“我母亲在中国政法学院的图书馆工作，我从小就特喜欢待在图书馆里。所以，我比其他同学更了解怎样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

除了书籍、音乐、体育，让高杰的青春更香醇、更值得回味的是梦想、荣誉，以及责任。

回望大学生活，高杰认为他们那个时期的大学生真正处在“宝塔尖”，因为稀缺而“炙手可热”。他们以身为大学生自豪，比现今犹如过江之鲫的大学生有更高的精英荣誉感、责任感。

“大学是青春岁月中最美好的时光，中国应该增加更多的专业课之外的素质教育课程（如：表达、社交、军事、外交等），在社会上赋予大学生很高的荣誉，以增加其对国家的忠诚度和责任感。”就如同他的青春岁月一样，对自己身为大学生满怀骄傲与崇敬，对祖国更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青春语言：英语转法语

高杰的青春旅程刚开始启程时，他身上就负重不少。这个负担在他的心灵上，从刚开始大学生活时起，就与他的灵肉融为一体，无法剥离。他却甘之若饴。

刚进入大学校门的高杰就上了两堂“政治课”。

“开学后的第一次大会，是听学校领导何东昌老师的报告。何老师列举了大量校友的例子，鼓励我们要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深受鼓舞的，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人才，对国家要承当责任。这种强大的荣誉感就是责任感。”

到清华后的第一堂体育课，“体育老师带着我们跑出了校园，经过田野，到达了终点圆明园。大家自己看，静静地看，仔细地看。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没什么话。这是我到清华后的又一堂政治课。”

坐在对面的高杰的眼神透过眼镜，飘向远方，眸光中有微微星火，仿佛回到那曾令他热血沸腾的现场。“从圆明园回来后，我感触很多，觉着国家衰弱时遭受的是这么大的灾难！这让我立志，作为知识分子，承担责任，要让中国强大，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

一旦有了奋斗的动力以及目标，高杰马上行动起来。

虽然，按当时的大学课程，英文不算分，但是，高杰依然很刻苦地学英文。“对工科的来讲，英语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就无法看懂那些外文资料。我们刚入学时到研究所去参观，看到研究人员书桌上放着一大堆外文资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意识到这点的高杰学习更加刻苦。

“我的室友比我大10岁，他的英、德文都很好，我不认识的单词就问他，他跟字典似的。但是，他不告诉我，逼着我自己不得不去查字典。这样重复多次地查，就提高了英语水平。他告诉我，学好英文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读，你面前的英语稿子要被你的口水打湿，这才能见到效果。”听到同学的谆谆教诲，高杰一脸认真地点头，马上抓起英语课本开始“疯狂”。

当时，在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花了200元买了一个松下牌的录音机，“那种砖头形的”。买了之后他就对着录音机读、听，从此，清华校园的某棵树下总会站着一个瘦瘦的男生，手里拿着《基础英语》，对着录音机大声练习。至大学三年级时，高杰的英语水平在学校名列前茅，已可以轻松阅读英文资料。

大学几年学习十分刻苦的高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校徽底色也从白变粉了，有点晋升军衔的感觉”。

然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已经呆了8年的高杰，此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飞出清华园的时候到了。“尽管离开清华就意味着失去校徽底色从粉变红的机会，意味着远离我心爱的清华图书馆、游泳池、露天滑冰场，和大礼堂，但这不足以改变我的决定。在学校我总有一种在后方的感觉。”他要趁着青春年少多接触些、多学习些。

高杰于1986年6月考取了中科院高能所谢家麟先生的博士生。“谢先生给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是，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微波电子枪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这时，高杰的青春旅程在他意料之外地有了大转弯。

一天，谢先生领着一对法国夫妇来室里参观。被告知那位先生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的所长后，高杰给他们介绍了整个装置和实验结果。临别前，所长对高杰说：“你毕业后可以到法国来。”几个月后，该所的加速器物理室的室主任也来参观，听完高杰的解说后，认定他在美国呆过。“我的英文水平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高杰很快就收到了法方的邀请信。

虽然此时离博士论文答辩只有三四个月时间了，但高杰还是选择把握住这个青春旅程中的变数。“那时候，我的身体不好，由于长期从事辐射试验受射线的影响，我的白血球降到了两千，人感到很疲劳。而且，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跟夫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去法国。”于是，高杰于1989年4月，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开始在这个浪漫的国度从事严谨的科学探索，手握青春方向盘来了个急转弯。

青春理想：直线对撞机

由于刚到一个新地方，一切都需要适应。

几个月后，看到研究进展不大的时候，高杰蹙起浓黑的眉毛，嘴角紧抿，反复地急躁地把研究材料反复翻阅。

一天，在咖啡厅他向室主任表露了这种心情。室主任并没有马上安慰他，而是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是在做科学。”直直盯着主任的眼睛，高杰微愣，然后低头沉思。他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悟出了一些道理：只有在安静的环境和平静的心态下精神才会集中，集中的精神才会有穿透力。“从那以后，我能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学习，研究，思考。到法国后我的研究工作更多地集中在加速器物理理论上。”

与此同时，国内高能所同意高杰的博士学位学习转到法国巴黎XI大学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专业。他于1992年获博士学位，1996年获大博士学位（相当于过去的法国国家博士）。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高杰的青春旅程又一次面临重要抉择。

1996年夏，经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的推荐，高杰收到了李政道教授的邀请信，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高等科学与技术中心，做为期三天的关于未来高能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的讲座报告。这封邀请函意义非同寻常，因为高杰大学选加速器专业就是受到李政道教授的影响。“回想当年选择专业时李先生的名字所起的作用，收到李先生的邀请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同时，高杰也欣喜地认为，“这是我第一次为国服务的机会。”

报告会的第一天，当他看到谢家麟先生和陈佳洱校长骑着旧自行车赶到会场时，高杰的眼眶微湿，有些东西梗在心头。

“我的导师谢家麟先生是1950年代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回国的。他曾对我说，待在国外是‘锦上添花’，回国服务是‘雪中送炭’。多年来，谢先生回国服务、报效祖国的人生经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同时，也符合我的人生价值观。”

正是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意识，2005年元月高杰作为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人才引进计划（百人计划）”中的一员，离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回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投身于中国的大科学项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二期改造工程(BEPC-II)及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国际合作当中去，并得到200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ILC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惟一的已经启动但还未确定选址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100亿美元），这个探索直接涉及人们对一切物理质量起源的了解。同时，ILC的建造时间表也是符合中国未来10－20年发展路线图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简言之，ILC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地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讲到自己几乎燃烧了所有青春热情的专业研究，高杰的眼神又开始闪闪发光。这是他青春旅程的路标，也是实现他最初理想的有力工具。他希望中国积极参加ILC国际合作，这有利于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上，大幅提升中国基础科学的国际地位，从而“高效实现由经济实力到科技实力的迅速转化，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高杰从大学入学至今一直在与“加速器”打交道，从未“旁逸斜出”，如此的青春激情让人羡慕，也让人敬佩。他用美好青春向我们展示了――只做一件事，生命也能如此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