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3 05:27:41
“我的皮肤变黑了，说话声变大了，还能喝一点白酒了，学会了脚步匆匆，习惯了没有双休日……我已经割舍不下这份工作。”
――周倍良
初春的清晨，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肩上斜跨着黑包，一边听着MP3，一边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行走在乡村小路上。
“周董，上班了？吃早饭了吗？”
“哎！王婶，早上好，我吃过了！你和邻居张婶一家和好了吧？”
“我们早就又像亲戚似的了，哈哈。你说得对，远亲不如近邻，不能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影响了邻里间的和气啊！”
……
可能是因为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懂得多一些，他被村民称为“周董”；因为帮助村民打赢了官司，他被称为“农民律师”。作为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北京市门头沟区坝房子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周倍良说，“在村里这一年多，我的皮肤变黑了，说话声音变大了，还能喝一点白酒了，学会了脚步匆匆，习惯了没有双休日……我已经割舍不下这份工作。”
“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我来到了农村”
从小在湖南省岳阳县长大的周倍良，200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临近毕业时，我与很多同学一样希望能就任于律师事务所，也确实有几家单位愿意高薪聘请我去任职。”然而，随着北京市“村村有大学生”计划的实施，“大学生村官”这一名词让周倍良一下子热血沸腾。
在他眼中，这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青春应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闪光。清华大学一直鼓励学生们关注社会，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很多清华学子毕业后都选择支援西部、去重工业基地等等，我也决心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做起。”
带着“上大舞台干大事业”的梦想，周倍良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最初，清华学生报名的有30多人。经笔试、面试，笔试类似于公务员考试，最终仅有五人被录取。当年，北京市共录取了2016名‘大学生村官’，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然而，当年那五名“清华籍”“大学生村官”中，有两名在刚上任不久就以各种理由辞职了，而周倍良却至今仍坚守在坝房子村。
也许有人认为清华学子当“村官”有些屈才，甚至也有人认为这些大学生就是抱着镀金的态度下基层的……
然而，周倍良坦陈，“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我来到了农村。三年的合同期限过后，我仍然有可能留下，当然也有可能考公务员、考研。”
但他说当“村官”真的需要理想主义精神。“每天骑自行车，当几十吨的卡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扬起高高的尘土；一到雨天浑身是泥；西服、皮鞋基本不上身，偶尔有正式场合的时候才翻出来穿一次；没有书店，更没有图书馆……但是，选择农村就意味着选择了艰苦和挑战，选择‘村官’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毕业时，母校特地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我们五个‘大学生村官’身披缎带，手捧鲜花。母校的领导一一与我们握手，送我们上车时还不忘为我们鼓劲儿。”至今，一提起这事儿，周倍良仍激动不已。
然而，一到目的地坝房子村，周倍良还是难掩内心的失落：没有空调的办公室，低矮的平房，坑坑洼洼的土路……住的仍然是几人一间的宿舍，吃的仍然是食堂的大锅饭。“说实在的，还没有在清华园的日子舒适。每月2000元的薪水，扣除各项保险，到手里也就1000多元，而当时我的有些同学一毕业就拿近万元的月薪了。对于那时的我，惟一值得欣慰的是终于把户口落在首都了。”
“然而，令我苦恼的不是环境的简陋，而是刚参加工作的我对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都不甚了解，四处碰钉子。”周倍良记得刚来村里不久，一次村党支部安书记让他就外来人口的管理办法拟一封公开信。“我熬了半宿，洋洋洒洒地写了几页稿纸，一共四五千字，从国家宏观政策到目的、意义、措施等，阐述得相当详细。”
结果，当他兴冲冲地交给安书记时，书记瞄了一眼说：“不行，得重新写，这么多字，这么深奥，村民根本看不懂，也不愿意看。”周倍良恍然大悟，立刻重拟，用两句话阐述了具体的管理办法，字体变粗、变大，简洁明了。“农民需要的就是简单、实用。只有能为他们做实事，才能真正让农民接受。”
2006年10月，坝房子村决定修建一个公园。当施工到村民王大姐家门口时，遇到了这一家人的强烈反对，施工被迫停止。王大姐找到周倍良，委屈地说：“大姐不是故意刁难村里，但断水10多天，叫我们一家人怎么过啊！树苗和花都是买来的，现在要挖掉，好歹也得给个说法呀！”
周倍良立刻向安书记汇报了情况，并提出建议。书记看了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事儿不用你管，一边儿凉快去。”话音未落，周倍良的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当时我郁闷极了。但转念一想，为了村民的利益，这事儿我必须管。”
于是，他继续做安书记的工作，进一步说明情况。没想到，这次领导不但没生气，还把这件事交给他全权处理。经过与施工方协商，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事后，安书记笑着对他说：“小周，这次你做得对。以后有事情要多提醒我。”
提起安书记，周倍良坦言：“在我心中，他更像父亲。无论工作中，还是生活上，他都耐心地教导我，关心我，全力地支持我。他教我农村工作方法，带我到村民家中处理矛盾，教我怎么与村民打交道……”
“村党支部书记助理，说白了就是打杂儿的。农村工作很庞杂，看似都是些平常小事，但却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不成熟。如今，我不会再冲动了。工作要按照程序办，急不得。有了新想法，我会先查资料、实地考察，深思熟虑后，认为切实可行，再向领导汇报。”周倍良称这两年自己的收获颇丰。
每天晚上，当村民们歇息的时候，却正是周倍良“充电”的时候，上网看新闻、查资料、看书……“虽然身处农村，但我仍要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系。我的同学们一有空也会来这边郊游，从他们的话语间，我也可以了解很多最新的资讯。”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创业的‘根据地’”
当了近两年“村官”，周倍良帮村民打赢了三场官司。这三场官司好比“三把火”，燃起了村民对他的信任。
2006年9月，就在周倍良刚上任不久，坝房子村与一家私营企业发生了土地承包合同的纠纷。村里土地收不回，土地用途被更改。村民们急得不行，想用土办法找对方谈判。村委会主任也试探着向周倍良打听，能否强制收回土地。
周倍良一听，当即建议:“我们应该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并毛遂自荐当案件的诉讼人。
为了收集证据，从未独立办过案子的周倍良怀揣相机守在企业门口，最后谎称安全检查，才拍下了重要照片；为了写好诉讼书、词，他通宵达旦地找法律法规条文……“那段时间，我真是着了迷，吃饭在想、睡觉也在想。像参加辩论赛似的，我必须考虑到他们可能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想好对策，逐条驳回。为此，我还特地请母校的老师帮我分析。”
终于，赢了官司，赢回了土地！庭审结束后，对方的证人还专门跑过来对他说：“你这小子不赖！不愧是‘大学生村官’。”
而周倍良也因此成了坝房子村，乃至永定镇的明星，获得了“农民律师”的雅号。
谈起“农民律师”的艰辛，周倍良笑了，说：“被威胁、恐吓、咒骂，这些我都遇到过。有时为了保障人身安全，我不得不骑车绕路走，或者错过上下班的时间……不过这些都是过眼云烟。毕竟我也没有受过任何身体上的伤害。”
此后，周倍良又先后了一起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土地纠纷案和一位村民的相邻权关系纠纷案。这三场官司，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信服这个“大学生村官”，“有问题找律师”、“法院怎么判，我们就怎么做”成了村民们的口头禅，更有不少外村人也慕名而来。
在开展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周倍良逐渐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想到了母校。很快，坝房子村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合作建立起了一个专门面向农村、为农民提供公益服务的法律援助站。“我希望可以联合更多‘村官’，让全市农民都能享受到法制的实惠。”
随着对农村工作的深入了解，作为“大学生村官”，周倍良的思想也日趋成熟。“知识改变命运，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培养新型农民。”
为了使村民掌握更多的农业技能、科技知识和就业信息，周倍良开办起了坝房子村新农民学校，成为北京市10个试点村之一。同时，新农民学校还利用广播和宣传窗，向村民各种劳动就业、培训信息，积极为村民就业、创业搭建平台。“经过争取，今年市教工委将给新农民学校配备20台电脑、投影仪等将近10万元的教学设备。”周倍良兴奋地说。
“当然，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还在于产业的发展。带领村民致富是每位村领导的责任，更是村民们的真实愿望。”今年，北京市六环路即将建成，并且穿过坝房子村。看到这有利条件，周倍良立即建议大力发展物流产业，确立起村新的主导产业，拉动经济发展，解决村民就业。目前，《坝房子村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项目申请书已经获得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他发现，村里经常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经过调查了解，这主要还是村民法律意识不强而造成的。在村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法律学习班红红火火地开班了。说到这，周倍良的眼睛不禁有些湿润，“起初，村领导为了给我提建议，大冬天，他们裹着棉袄、拿着纸笔与村民们挤在一起听课。是他们使我尽快地进入角色、融入到农村工作中。”
一年前，周倍良作为“大学生村官”代表，参加“青春的选择”――大学生农村创业全国巡回报告团，在全国做巡回演讲。临行前，安书记亲自带他到镇上买西装、领带，为了方便工作，还给他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村民们也自发地赶到车站送他。
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周倍良深切地感受到，他已经成为村民中的一员。“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创业的‘根据地’。”
村务协调员、政策宣传员、文件信息员、电影放映员、篮球队教练兼队长、板报宣传员，甚至在农忙时，他还会到田间地头与村民一起劳作，挖坑、浇水、搬蔬菜……周倍良在不同的角色之间体验着青春的快乐，在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放飞着青春的理想。
他说自己最喜欢唱《隐形的翅膀》，“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希望我们村也有双隐形的翅膀，一只是培养新型农民，另一只是产业的发展，带领村民越飞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