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畔诗社及其诗歌创作

摘要:从文学史的角度将湖畔诗社及其诗歌创作置于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对其成员的诗歌作品做概要的分析;同时考察其作为诗歌社团这一整体所流露出的诗歌创作的共同的美学特征及风貌,力图探讨湖畔诗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诗史上最早出现的新诗社团的文学史地位及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湖畔诗社;个体创作;整体研究

一、自由歌笑、自由歌哭的年轻社团

1922年4月,四位年轻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和应修人在杭州西子湖畔成立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主题社团――湖畔诗社。除了应修人当时在上海一家银行做职员外,其他三人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应修人是这一社团的发起人。1921年,当时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的应修人在《新潮》、《小说月报》上看到汪静之的新诗作品,很是欣赏,于是他在1922年热情地写信给尚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市第一中学)读书的汪静之,希望能通信联系,相互交换诗作并切磋诗艺,这得到了同样爱好诗歌创作的汪静之的积极回复。1922年3月,应修人特意由沪到杭会见诗友,在杭州期间,经由汪静之介绍,认识了同样热爱诗歌创作的冯雪峰和潘漠华。1922年4月3日,应修人选编好了一册由他自己的诗作与冯雪峰、潘漠华二人的诗作组成的合集,题名为《湖畔》(汪静之当时在鲁迅和朱自清的指导下编好了诗集《蕙的风》,已交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准备出版,所以应修人开始并未选汪静之的诗作)。因出版诗集要有名义,故而应修人倡议成立一个“湖畔诗社”,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余三人的一致同意。考虑到湖畔诗社四个社友,缺一不可,所以应修人又从《蕙的风》的底稿中抄出六首小诗加入《湖畔》,以此作为友谊的象征,并表示湖畔诗社有社友四人。[1]可见,湖畔诗社是以友爱和诗作作纽带而结成的一个小小的诗社。湖畔诗社的成立固然与四人热心诗歌创作密不可分,但它的出现与五四特定时代语境和氛围又是分不开的: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化气息、自主自由的思想理念以及大胆无畏的言行举动都对湖畔诗社成员有所影响。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南方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学校拥有诸如陈望道、夏D尊、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和叶圣陶等新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健将和名师,直接影响到学生;学校领导又力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样自由自主的文化氛围中,学生直接呼吸到五四新文化的新鲜空气,他们的新诗创作也因其强烈的首创精神和探索意识以及鲜活的时代气息而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二、同中有异的个体创作

湖畔诗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存在于现代文学史之中并占据了一定的文学史地位,这与其成员的努力创作及创作成就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诗歌传递出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纯真、热情,具有相似或相近的美学特征,但是他们创作的共性并不能掩盖其成员个体的创作差异。背景、生活经历、个性气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差别。而诗歌创作又是个体情感高度集中的体现。个体的差异也就或深或浅地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因此,要想全面深入地把握湖畔诗社的诗歌创作,分析和探讨其成员个体的带有不同个性特征的诗歌创作是必要的。

应修人,190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的一个店员家庭。他是湖畔诗社的发起人,对诗歌创作怀有极大的热情,自己也积极创作新诗。他在1924年以前写的诗作主要收录在《湖畔》(22首)和《春的歌集》(卷二中的33首)中。从这两个诗集中的作品来看,他的诗作的主要的抒写对象是自然景物和爱情。年轻的应修人,用天真的善意的乐观的眼光看世界。无论是对自然景物(这里的自然景物在很大程度上拟人化的)的纯粹的歌咏,还是对爱情的发自内心的吟唱,都鲜明地体现出作者对世界和众人的宽和的爱,而轻快、活泼、自由而又乐观的笔调之中注满了少年的情趣和无尽的遐想。不难看出,应修人的诗作表现出他对现实世界满载着信心和爱心。他赞美那“酝酿着新的生命”的“含苞的蔷薇”,喜爱它:

蕴借着无量的爱

――无量地烂漫的将来。

――《含苞》

他对人生的感觉是:

有趣的人生啊!

拾不尽的满地爱情啊!

――《独游》

在《欢愉引》中,诗人轻轻地吟唱:

可爱的人生――人生底可爱呀!

没有一朵花不是柔美而皎清,

没有一个人底心不像一朵春的花!

很明显,诗人是含着纯真的微笑和纯洁的心来看待现实人生的,因而处处充满了爱,这样来认识生活,未免过于“天真”,显得不够深刻和全面。但是,诗中所透露出来的青春的进取和乐观的精神以及对生活的无限热爱的态度,却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五四时代,这种普遍的思想更是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

应修人在1924年之前的诗作显得轻快、活泼,充满童趣。但是,1924年之后,随着阅历的加深和世界观的改变(应修人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诗人对世界的认识较之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全面,诗人的创作倾向也发生了变化,诗风也明显有所变化,过去眼中的那个“笑成一片”[2]的世界消失了。诗人笔下关注的是普通劳动者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如《灰黑的手帕》。在《雪夜》中,应修人更是以冲决旧世界的气魄,歌唱群众要求打碎旧世界的革命要求:

呵,你们冻饿的群众!狂喊狂冲,

万岁呀万岁呀一幕悲壮的“世界暴动”!

在《黄浦江边》一诗中,诗人更是直接揭发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罪恶。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度大大超过了他早期的诗作。应修人诗歌创作的生命并不长,因而诗作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诗作却大致记录了一代青年思想转变的历程。

潘漠华与应修人的人生道路颇相似。在1925年,他们开始投身革命的洪流。潘漠华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精力更多的投入革命之中,他的诗歌创作也由此逐渐终止。与应修人早期诗作对现实社会和人生充满乐观的基调不同,潘漠华的诗作总是带着悲郁的调子,显示着悲苦和愤懑。据冯雪峰在《春的歌集》卷末的《秋夜怀若迦》中说:漠华“爱了一个礼教和世俗都不许他爱的姑娘;他们的爱是筑在夜的空中”;漠华的哥哥“只因和情妇说了几句话,便被恶徒们绑捆到戏台上去示众,受莫大耻辱”,愤而外出,不就即死去。漠华的姊姊“被夫家拒斥,因而归娘家,受尽了种种侮辱遗弃轻视”;“子女们受耻辱,债主们的无情,因而你(指漠华――引者注)父亲便营颓废的生活了,又便死了”;真正受苦的还有母亲,她整日以泪洗面,沉浸在悲哀之中。这些介绍,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和透彻地了解了潘漠华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作绝大部分渗透着诗人自己这种独特的经历。他的诗由此写得悲伤凄苦,多是对故乡、亲人和逝去了的心上人的思念,有的是希望幻灭的悲哀,美梦残破的泪痕和幸福不至的挽歌。

在《离家》一诗中,潘漠华写道:

母亲底悲苦,从衣缝里出来;

姊姊底悲苦,从头发里出来;

哥哥底悲苦,从手掌心里出来:

他们结成一个缜密的悲苦的网,

将我整个网着在那儿了!

家庭的不幸深深地将潘漠华困在悲苦的网中。这种悲苦的网的笼罩所造成的压抑感和孤独感一直在他的前期诗作中流露。《孤寂》《草野》《忘情》《夜》《雨后的蚯蚓》都是这种悲伤情绪流露之作。在悲伤中,潘漠华是那样深切地思念着故乡和母亲。《黎明在涌金门外》 《灵魂底飞越一》《灵魂底飞越二》《呈母亲前》都是他真切的思念之情的表白和流露。《三月五晨》这首诗在含泪的悲伤中眷恋着母亲的爱、家乡的爱,渴望与理想中的女子自由结合而不得,灵魂中的忧伤与疼痛化作缕缕愁绪,整个诗作也由此涂抹上灰色的悲郁色调和无奈的惆怅之情,读来令人生哀。

冯雪峰,1903年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自幼便放牛,干各种农活,受过生活的艰苦磨练。所以,他的诗作中不时有对苦难的关注,对在苦难下如他母亲一般生存的女性的同情。冯雪峰早期的诗作除了表达对不幸者的同情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爱情的。《有水下山来》可以说是他的爱情诗的代表作。这首诗形式工整这首诗汲取民歌艺术手法,用兴的手法起篇,破耐人寻味:

有水下山来,

道经你家田里;

它必留下浮来的红叶,

然后它流去。

有人下山来,

道经你们家里;

他必赠送你一把山花,

然后他归去。

首节以水中红叶寄托情思,流水带红叶,本是自然正常现象,作者借此来为下节铺垫,表达的是青年对山下姑娘的浓浓的爱慕之情。整个爱情的表示显得利落而含蓄,鲜明而又不直露。冯雪峰在1925年之前写的诗歌并不多,收在《湖畔》和《春的歌集》中的总计有28首。这些诗艺术水平并不一致,但是,都质朴、清新带有乡土气息,显得自然、流利,但有时也显得粗糙有余而不够精练。

在湖畔诗社四诗人,诗歌写得最泼辣、最大胆的莫过于汪静之了。汪静之的诗,《湖畔》中只有六首,《春的歌集》未收录,《支那二月》中刊载的比较多。汪静之在1927年之前的诗作集中收在《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两部诗集之中。

诗集《蕙的风》扉页上的《卷头语》道出了汪静之写作这首诗时机激动之情:“放情地唱呵”。这也是这部诗集突出的情感趋向。在这部诗集中,汪静之大胆地歌唱爱情、人生、大自然,赞扬生命、光明、青春和自由,谴责丑恶、黑暗和虚伪。在《愉快之歌》中,诗人愉快地歌唱,在《心的城》中,表达了冲破人与人之间隔膜的愿望,在《自由之歌》中,诗人尽情尽性地表达自我意识:

我要一切打破世界,

谁能不许我呢?

我只是我底我,

我要怎样就怎样,

谁能范围我呢?

这几句诗中饱含诗人要求打翻旧有一切的豪情,虽带有少年天真的意味,但那种敢于向旧有世界发出挑战的决绝精神在当时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与《天狗》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

汪静之的诗中有不少是写社会生存中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的。《被残的萌芽》中给予受歧视的私生子真挚的同情;《被损害者》以弱小者的口吻表达了对暴虐者的憎恶;《暴雨》一诗中诗人天真地希望雨点、汗滴也能变成谷米,给农民以收获。这种天真的想象是源自作者内心沉甸甸的爱。

汪静之的诗作最负盛名的还是爱情诗。这些爱情诗写得大胆而又真诚。《祷告》《别情》《在相思里》抒发的是对爱人的深切思念;《过伊家门外》《伊的眼》是描述恋爱中的心理;《太阳和月亮的情爱》表达的是对坚贞爱情的赞美;《恋爱的甜蜜》抒发爱情的幸福和甜蜜;《我俩》《贞节坊》《礼教》是对扼杀爱情的封建礼教的诅咒;《一对恋人》写社会迫使一对恋人自杀;《定情花》则谴责那毁灭爱情的罪恶世界。不难发现,这些诗既有对赤诚纯洁爱情的大胆歌颂和深深的祝福,又有对造成爱情悲剧的礼教和罪恶社会的谴责与诅咒。它们既是爱情的颂歌,又是对封建道德的一种反叛,因而也就具有特殊的思想、含义。

在《蕙的风》中也并非全是恋爱的甜蜜和愉快之歌,也有诅咒旧社会的《秋风歌》和《劳工歌》,诗人的阶级意识加强,内心燃烧着反抗的火焰,他的诗歌的基调也由清新天真转而变为深沉忧郁。这是由于诗人对现实的认识更加透彻,他的诗作也必然发生变化。1926年,汪静之将他1922年至1925年写的诗编为《寂寞的国》。他在《自序》中说:“在这冷而硬的铁的路上的旅人,只有落寞,苦恼,厌倦,三者已凝为大气,把地球牢牢封了。我因为落寞,苦恼,厌倦,所以做诗”。这部诗集的前半部还保留有《蕙的风》的内容和风格,而在后半部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已发生了明显转变,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认识更深入,对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也更有力。《蕙的风》中的诗大都是自由体,而《寂寞的国》中的诗大都是格律体。这种艺术上的变化,可以说是和新诗的发展趋向一致的,是对新诗过于散文化弊病的矫正。汪静之的创作由此更显价值。

三、结语

湖畔诗社作为一个诗歌社团存在,并未发表什么宣言或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是出于对诗歌的虔诚和热爱,又因思想和艺术旨趣相投而组成一个新诗社团。作为新诗史上第一个社团,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形成了一个流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诗歌作品却永远地在文学史占据了属于他们的位置,不容忽视,其成员各自带有不同个性的艺术创作在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丰富了这一诗派的艺术质地,也成就了湖畔诗社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

参考文献:

[1]晓东.“湖畔诗社”始末[J].西湖,1982-4.

[2]潘漠华等.湖畔 春的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8.

作者简介:

葛明星,男,江苏盐城人,江苏教育学院阜宁分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