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镜头

跨入60年代，人们憧憬着希望，因为它预示着人类将进入一个勇敢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和人道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已经成为历史，此时是欢笑和鲜花、音乐和歌舞的时代--然而悲剧却接踵而至。

其中最糟糕的就是战争--老的和新的战争。整整十年里，越南战争都给美国人投下阴影。这场战争似乎没有尽头，它破坏国民的正常生活，使这个国家发生自上一个世纪内战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分歧，酿成骚乱和仇恨，使社会发生多种深刻的变态。肯尼迪没有加以抑制的美国人好干涉的天性，还导致了古巴猪湾事件和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入侵。

法国在这十年的头五年中深受阿尔及利亚战争及其严重后果之苦，同时又一次受到了内战的威胁。1961年，葡属非洲殖民地爆发了延续13年之久的解放战争。以色列与敌对的阿拉伯邻邦打了"六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真正的和平仍然与它无缘。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在也门打了一场由人出面的战争。印度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中都与它们交了战。在西非，比夫拉省与尼日利亚政府打了一场要求独立的战争，结果

没有打赢。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两个北非国家刚刚摆脱了法国的统治就发生了战争。

如果将60年代称做"反叛的十年"，1968年则为这一称呼的最集中体现。该年爆发的通常由学生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在一年的时间里席卷全球，示威者与政府的冲突每月发生多次。墨西哥城的游行示威者遭到了警察的屠杀，学生们把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大学搞成了公社，令意大利和比利时的首相，逼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约瑟普・铁托作出让步，迫使夏尔・戴高乐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屈服。也在这一年的8月，美国一万名示威者突然袭击了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抨击越战、种族主义以及一次总统提名副总统的政治程序。同月，苏联的坦克粉碎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探索......

镜头之一：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

1968年4月4日，年仅39岁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家汽车旅店里被一个叫詹姆斯・厄尔・雷的白人枪杀。

他的被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其他125个城市中引起暴乱。这些城市确实是着了火，只因黑人在发泄他们的悲痛、愤怒和灰心丧气的情绪。约翰逊不得不调动了6.5万名联邦和国民警卫队的部队来恢复治安，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芝加哥、巴尔的摩和堪萨斯等城市在燃烧，华盛顿的上空也浓烟滚滚。士兵们乘着吉普车、架着机枪在首都的大街小巷巡逻。

从刚果(后改名为扎伊尔)到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连串的革命，这些革命大都是由从殖民主义下求解放这场大震动引起的，美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扮演了隐蔽的角色。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等国家中，军事了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

民主德国政权在克里姆林宫支持下在东西柏林间修筑起一道墙。第二年，赫鲁晓夫又在古巴部署了核武器与美国对抗，东西方出现了核对抗的危险。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虽然没有出现这种危险，但是它却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冻结了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前所未有的青年造反运动--对现状进行全面的挑战--风行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

在美国，在民权运动的进程中，不时发生种族冲突，在贫民区发生"漫长酷热夏天"的骚乱事件，同时争取平等的黑人和白人积极分子在斗争中遭到杀害。市中心贫民区特有的贫困加上种族隔离的限制加重了美国社会的压力。

最后彻底毁掉美国人清白名声的，是60年代中令人吃惊的暗杀：1963年遭到暗杀的是约翰・肯尼迪，1968年是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同年遭到暗杀的还有马丁・路德・金牧师。(摘自[美]塔德・舒尔茨《昨与今》,东方出版社。)

镜头之二：巴黎大学

巴黎的学生示威震撼着整个法国。位于塞纳河左岸学府大街中心区的巴黎大学，在答应实行大学现代化的要求以后，目前仍然被学生们占领着，校园里到处飘扬着红旗。学生们16日甚至占领了国家剧院。巴黎也终于涌来了共产党中国的波涛。

这所大学今天是一片红旗招展。首先看到的是矗立在文学院和理学院正门前广场上的康德的半身像，宛如古罗马人那样披挂着鲜艳的红旗。在半身像的下面张贴着用大字书写的《告学生》呼吁书。大致的意思是：戴高乐政权已经在舆论面前屈膝投降，但是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向我们放出警犬的负责人内政部长伏歇、警察总监格里穆必须辞职。

在披着红旗的康德像周围，成群的学生们正在就6月学期考试罢考的是非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从文学院的二楼垂挂着巨幅的红旗，所有的墙壁上都贴着一排排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内容也是各色各样的。也可以间或看到显然是从语录里引用来的词句，也有传单详细地抄录了新华社批判戴高乐政权镇压学生的消息。北京派的学生在试图把这种传单贴到法国共产党系统的墙报上去的时候，还引起了一场争执。

在里院，学生们正分成若干小组进行着热心的讨论，在他们的旁边飘扬着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大旗。

在教室里正在举行公开的学生集会，可以听到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共产党、社会党、托洛茨基主义者、派、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小组，等等，各派学生都分别设有自己的展台，都在宣传自己的信仰。社会学系的一位发色发红的学生米歇尔是法国全学联的积极分子。他一面揉着一双发红的眼睛一面告诉记者说，他在这次骚乱期间每天晚上只睡三小时。

“使我们学生团结起来的直接原因，是5月3日警察队闯进巴黎大学冲散了我们的集会。将近三万来名学生占领了学府大街，筑起了街垒，这意味着我们学生对戴高乐强烈不满的爆发。爆发是需要触媒的，警察队的暴行就提供了这种触媒。”

“几乎全部学生都对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不知道这是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还是其他什么社会，不过西欧同苏联的社会都是阶级统治的社会，而我们青年在那里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一头小牛而已。苏联放弃了革命，正在模仿美国的消费社会。我们支持暴力，就是因为对这种现实感到绝望。”

巴黎大学的学生们同警察队发生冲突以后，组织了自己的自治组织。据政治专业的学生说，这个组织中有调节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两个分科委员会，还有负责对片面报道学生游行示威的电视、广播提出抗议的抗议委员会，甚至还组织了卫生班。一应俱全。

总管这些委员会的中央组织，设在叫做列宁厅的阶梯教室里。教室门口写着“入室自由”几个大字。

巴黎的运动也波及地方。斯特拉斯堡已成立了由教授和学生组织的自治组织，包括巴黎大学在内，学生已经占领了全国18所大学。戴高乐政权在急剧高涨的学生运动高潮中，也从根基上动摇起来。

(摘自《东京新闻》记者熊田的现场报道《彻底戴高乐――动荡不安的巴黎大学》，转载自《百年激荡――记录世界100年的图文精典》，复旦大学出版社。)

镜头之三：“布拉格之春

60年代末，改革浪潮又一次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酝酿。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出现以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为首的保守派和杜布切克为首的革新派之间的斗争。1968年1月，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出任第一书记，推行了被舆论称为“布拉格之春”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此一向持有疑义的苏共中央先是施加种种压力迫其就范，后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以“华沙条约国”名义，率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等五国军队从东、北、南分18路进入捷克，进行武装干涉。“布拉格之春”随之凋谢。

镜头之四：伦敦街头

1968年10月2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伦敦市中心某地铁站附近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十分寂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将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地铁站的每一个出口都增设了警察查票；平时畅通无阻的唐宁街口被铁栅栏紧紧封锁着；舰队街上的几家报社用木板或铁条把窗户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最明显的是当时的南越大使馆，它的周围布满手持对话机的警察，附近的草坪上牵着警犬的巡警在来回走动。与此同时，在周边地区通往伦敦的主要交通干线上，外地支援者正从四面八方赶往伦敦参加下午的反对越南战争大游行。其实，2000多名学生在头天晚上就已经赶到伦敦，留宿在伦敦经济学院。该院学生违抗院长的命令，从星期五开始就占领了校园，给远道而来者提供住宿方便。为了游行能够顺利和平地进行，游行委员会还分别组织了宣传和安全小组，以保证校方财产的完好无损，并防止游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不测。

反对越南战争示威游行于下午一点半左右在几个约定地点同时集会。两点过后，已经聚集了六万多人的游行大军，喊着“胡，胡，胡志明”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当游行队伍行进到鸽子广场附近时，一部分人脱离了大部队，朝美国大使馆方向走去，余下的仍按指定路线向海德公园行进。大约下午3点25分，大部队在唐宁街附近停下来，由学生领袖当场写了请愿书，递交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请愿书上写着：“亲爱的哈罗德，7.5万名社会主义者前来告诉您，请停止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支持南越民族解放统一战线。”而后，队伍继续前进，最终到达海德公园并在那里进行了集会。晚上6点15分左右，人群开始散去。大部分按组织者要求回家了，少数人接着去了美国使馆。如此大规模的游行异常平静地结束了。只是在美国使馆附近，一些人试图冲破警察组成的人墙，冲突中有极少数人受伤。 (摘自赵斌《依旧怀念1968》，原载于《读书》199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