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司法者在适用刑法时、执法者在执行刑法时和刑法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时都必须遵守罪行法定原则。本文将从罪刑法定原则视角来探讨刑法解释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缘来

罪行法定原则的思想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1215年英国的《大》第29条规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在费尔巴哈的《刑法教科书》中，用一句格言表述了罪行法定原则，即“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第一次以格言的形式出现。在1810《法国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此可见，从《大》到《法国刑法典》，罪行法定原则经历了从程序法原则向实体法原则的蜕变。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

一般来说，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种思想渊源，分别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

三权分立学说认为，为了充分保障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应该把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把这三种权力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使三种权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平衡，从而保障国家秩序的正常运作，进而保障国民的各项权利得以真正实现。根据该学说的观点，立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相关法律；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作出最后判决；行政机关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司法机关所作的判决。三权分立学说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

心理强制说认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感性的动物。任何犯罪的心理原因都源自于人的感性当中。当人们从自己的行为中产生了的欲望时，这将使人们实行犯罪行为。因而，为了阻止人们这种感，我们就需要让人们知道，他们实行犯罪行为所得到的将小于他们实行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的处罚而产生的痛苦。因此，在法律明确规定某种行为为犯罪行为且将会受到相应处罚时，人们在实行某种行为时，将在快乐与不快乐之间进行选择。人们为了避免实行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所带来的痛苦，从而选择不实行犯罪。所以，我们应该事先用法律来规定那些行为是犯罪，因犯罪而受到何种处罚，从而真正抑制人们的犯罪决意。心理强制说的内在本质体现了罪行法定原则。

三、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的严格解释

由于刑法关系到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刑法解释具有特殊性，应对刑法进行严格解释。根据法国的刑法典规定，司法机关在适用刑法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应该适用法律。司法机关没有权力将某种犯罪行为扩张到立法机关没有规定的情形。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司法机关不得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因此，刑法解释必须进行严格解释，不允许法官随便进行解释，任意适用法律。值得注意的是，该处对刑法进行严格的解释，主要强调对被告人不利的解释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当对被告人进行有利的解释时，我们并不进行限制。刑法的严格解释主要保护被告人。

四、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罪行法定原则坚持以成文法为基础，而成文法具有许多局限性。因此，在罪行法定原则下，我们必须刑法解释。罪行法定下的刑法解释的必要性表现如下：

第一，在罪行法定原则下，对刑法进行解释，是弥补法律漏洞的需要。第二，刑法规范是抽象的，司法者运用法律时，必须对抽象的法律进行解释，从而才会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合适的判决。第三，刑法规范的数量并不多，刑法规范内容是有限的，并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犯罪行为规范。因此，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对法律进行适当的解释，从而使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受到相应的处罚。第四，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并不能把所有可能犯罪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的惩罚，司法者适用法律时，可以使用相应的刑法解释方法进行解释，从而保障法律得以正确适用。

五、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的实在解释与形式解释

张明楷教授将罪行法定原则内容分为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其中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成文法主义或法律主义；其二，禁止事后法；其三，禁止类推解释；其四，禁止不定刑和绝对不定期刑。形式侧面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依据法律来作出最后判决，而不能够依赖习惯法来定罪量刑，不能对行为人适用事后法，不能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解释。罪刑法定的形式侧面严格要求限制司法机关的司法权，从而真正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形式侧面强调形式法治，进而追求形式的正义。其中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内容为刑法的明确性和刑法内容的适当性。实质侧面要求严格对立法权的限制，强调实质法治。[1]

刑法的形式解释要求对立法愿意进行深入探究。刑事古典学派支持形式解释，该学派认为，在法官适用法律时，应该严格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法官只能适用法律，不能对法律进行一定的解释。刑法的形式解释的缺陷在于：其一，否定法官的积极的作用；其二，立法原意是可以探究的，但立法文献是依赖立法史材料，而立法史材料又是不完全的。而刑法的实质解释坚持的观点为，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对法律进行比较灵活的解释，寻求刑法的条文本身在客观上所表达出来的含义，符合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从而实现实质合理的刑事法治的价值。刑法的实质解释论是以菲利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形式解释论者认为实在解释论很难实现刑法的可预测性，从而会破坏刑法的法规的明确性和确定性，进而使刑法保障功能很难其作用。而实质解释论者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对刑法进行解释，能够克服刑法的抽象性、滞后性和弥补刑法的漏洞。刑法解释可以使法律适用社会发展和变化。

六、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冲突[2]

罪行法定原则的价值追求：从形式上公正的角度来考虑刑法安全价值的实现。刑法解释的价值追求在于怎样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从而追求实体的公正。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冲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之间存在着现实的冲突。罪行法定原则追求形式上的公正，强调刑法的安全价值。刑事古典学派坚持以个人的价值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根本。该学派坚持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认为法官应机械的执行法律，法官不能对法律进行解释。而刑法条文本身具有抽象性，需要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存在着价值选择上的冲突。一般认为，刑法具有三大机能，分别为行为规制、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具有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这两大机能，行为规制的机能是法益保护机能的反射效果。我坚持张明楷教授观点，刑法的机能包括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其中，法益保护重视刑法的安全价值，人权保障强调刑法的公平价值。罪刑法定注重保障人权，实现社会一般的正义。换句话说，罪刑法定原则不是全面考虑各种价值的利益，而是价值偏一的选择。然而，在价值选择上，刑法解释既偏向于刑法的公正价值又追求刑法的法益保护。由此可见，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是冲突的。（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明楷：《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解释方法》，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3卷），2003年，第15页.

[2]吴丙新：《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法学论坛，2001年第5期，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