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年还债路

出生在河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郭玉良，初中尚未毕业就辍学回家了，此后便开始四处打工挣钱。几个星期前，在山东一个工地打工时，落下的砖头砸伤了他的脚踝。现在的他。走路依旧一瘸一拐。

北京，南京，深圳，广州，天津。沈阳，乌鲁木齐……作为数亿底层打工者中的一员，郭玉良在中国地图上用脚丈量一个圈。他在圈里奔跑，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赚钱，还债。

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始于2007年他与北医三院签订的一份长达106年的还款协议，还款总额是53万。

妻子之死

2007年7月27日，是27岁的郭玉良牢记着的为数不多的日子之一。

年仅25岁的妻子张桂梅，在这一天产后去世。留给他一个男娃，还有一张53万元的催款单。他的天塌了，整个世界开始旋转。

郭玉良一直想不通：好端端的人，怎么就走了?他一直记得之前的B超显示，妻子和肚子里的宝宝都很健康，全家人为此高兴不已。情况就在妻子生产的这一天突变。当天凌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肝脂肪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郭玉良看不懂这些名词，他只知道，医院通知他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

这是他离开驻马店到北京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工作是空调安装，装一个20元，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多元。他也曾经仔细估算过，生个娃2000元应该够了。他揣着积攒的4000元钱，开心地让张桂梅也走出了家门。

从贫困的家乡到北京，郭玉良以为新生活离自己并不远。遗憾的是，幸福站得远远地跟自己招了招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医院病房外，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汉子蹲在地上哭泣。老家的亲戚凑够了4万元，让张桂梅得以转到北医三院治疗。但结局仍旧无法逆转：47天后，张桂梅离开了人世。4天后，郭玉良接到了北医三院的催款通知单：53万。这些赫然大字让他傻了眼。

遗体之争

离春节不足10天。郭玉良和医院的纠葛依旧没有结束。

北医三院和郭玉良协商：张桂梅的遗体捐给医院做医学解剖，53万欠款医院就不要了。“她是为我生儿育女死的!”郭玉良攥紧了拳头，“就算100万，也不能把她卖了!”他执拗地认准了一个理：要带她回老家。不想让以后觉得遗憾。

他开始盘算还款计划：每年5月～7月工资2000元左右，8月～9月1000多元，3月～4月600元～800元，大女儿上学每月需630元，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每年最多保证还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这份协议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但是尸体的存放成为新的难题――他掏不起停尸费。一位台商给他汇来6000元，他付了费用。

腊月廿五，郭玉良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300元，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到了河南老家。

走起来，还债

安葬完妻子之后，郭玉良去了南京。先前捐钱的老板又给他在自己的工厂谋了个工作。待遇优厚，工作也比较轻松。他干得很卖力，总觉得自己欠了很重的人情。

2008年4月30日，他给老板留了封信。要离开工厂，离开南京。那封信的内容如下：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我郭玉良终生难忘。但孩子需要照管，我必须回家。

他还列出一个计算公式：“我欠您6000元救命钱。大年正月初六，我来到这里，工作期间做了哪些活，应该拿多少钱。”他计算出自己的工资是2000元，然后把扣除工资后的4000元一齐装进了信封。

“他(指老板)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他是有目的地让我留在工厂的，他是想把资助我的事跟人炫耀。”然后他话锋一转，“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我不想被人看不起。”他离开的原因是“马桶事件”。老板办公室的马桶坏了，找他来修。他叮嘱老板先别用，可是在修的过程中，意外还是发生了：脏水顺着管道冲下来，溅了他一身。那一刻，他感觉心如死灰。他笃定老板是故意使用马桶的。

他说自己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受不了这个气。一星期后，他干满了这个月，离开了南京。

失业，是一个漩涡

2008年“五一”期间，他买了无锡南下的火车票，目的地是广东惠州。老乡说。工作有的是，包你找得到。到深圳那天倾盆大雨，他舍不得50元一晚的住宿费，躲到了天桥底下避雨、过夜。半夜口渴难耐，寻到一间小卖铺，咬咬牙，递过去一张50元，买了一瓶可乐。店里的小女孩递过一团钞票。他愣住了，是一张簇新的100元和几张零钱。

没有任何思考，他一把抓过，胡乱团成一团塞进了口袋里。“到现在一想起来我心里头还难受。小女孩也就十五六岁，赚钱也不容易，这事我都跟我姐说了好几回。”他眉头紧蹙。叹了一口气，“可那时候真的是缺钱呀!换作平时，我也不会做这缺德事。”

在惠州打工的老乡吹了牛皮――那个工厂并不缺人。

倔强的郭玉良没有打招呼，他径直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找一位堂哥。堂哥听闻了他的情况，把自己的三轮车白送给他，让他在城里送客赚钱。

一个礼拜后，郭玉良还是离开了。

“惠州当地的方言太难听懂，跑个生意没法交流，我做不下去。”他撇撇嘴。

在随后的时间里。郭玉良几乎一直在失业的漩涡里徘徊。他干过临时建筑工，站在20多米的高空。不敢往下望，连走带爬地在高空作业，心吓得怦怦直跳；他开过长途车。即使是拉肚子，也要没日没夜地前行，晚上睡厨房，盖一条宠物曾盖过的被子；他装过中央空调，大部件猛地掉下来砸碎了他的脚趾，还是照样上班，一瘸一拐地登高、下地。

所有的工作几乎不会超过3个月就会因为各种原因夭折：工资低、遭拖欠，或者，觉得遭人白眼，不想干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农民工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日子。我的劳累，你们也想象不到。”他红了眼圈，转过了头。

事实是，他逃不开失业的漩涡，而还款计划的实现，无疑变得更为遥远了。年终之后，一天比一天难熬。一年过去了，他没有还上一分钱。对他来说，每过一天，离还债的目标就远了一些。

将来，是一个黑洞

郭玉良决定回家了。他选择了中国农民工最后、也是最无奈的一条路。

“我想弄个蔬菜大棚，不给人打工了。自己干。再怎么不济也不会受人气。”

“会受气也是因为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做事，不会做人。”他又叹了口气，很费解地问道：“可现在的老板为什么就喜欢会做人不会做事的员工呢?”

“那还还钱吗?”

“那得看大棚成不成功了。反正今年是不可能还了。”他转过头去，“不是不还，我是无奈，真还不起。”

土地是不会骗人的，而土地之上的家永远是充满希望的。他开始描述对未来的规划：家里还有两亩地，正好把老家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弄个两三万，学点技术，侍弄蔬菜大棚，还可以照顾孩子。提到小儿子京鑫，他的话格外多了起来：“只要听到儿子讲话，就觉得安慰。也变得坚强，再没精打采我也会精神起来。”

最后，他突然冒出一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把这笔债还清了，如果实现了，一辈子就不遗憾了。”说完，他一低头，长久的沉默。

(从容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