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摘 要：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关键词：劳资冲突；工人行动；集体行动；微观动员机制

中图分类号：C973；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07910

作者简介：杨正喜，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劳资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 广州 510642）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进入2010年以来，广东各地多家企业发生停工，与过往不同的是，工人不再是工资支付这种权利诉求，而是要求增长工资的利益诉求。场景中工人似乎开始觉醒，他们发现了团结的力量，工人个体行动正在逐步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集体行动。广东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大省，率先步入中等收入水平，从而成为中国最早遭遇转型压力的地区，工人渴望分享发展成果的利益诉求增多似乎成为一种趋势。所以，我们需要正视工人对于工资增长的诉求。如果处理不好，工人集体行动不仅会拖累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因劳资问题引发的工人集体行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末，随着国企改革推进和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的重建，原有的“铁饭碗”被打破，许多国企工人面临下岗、失业的困境，甚至有一部分工人被推到了生存边缘，在急剧社会变化中一时无法适应的国企工人则发动了许多集体行动。客观现实推动了学术研究，它需要理论上的回应，以解释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逻辑。我国学者对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研究多是在非阶级行动前提下进行的，研究议题主要是行动发生原因，并试图用自尊、不公正、道义经济、政治伦理、相对剥夺等来解释其发生逻辑。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开始突破单一的结构和理性主义分析，过程分析和建构主义分析逐渐增多，如刘爱玉用情境-过程方法来分析工人行动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4 页。；田毅鹏用“典型单位制”的社会框架来解释国企工人行动田毅鹏、陶宇：《“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佟新解析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对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价值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同时还出现研究取向和方法的融合，于建嵘对安源工人行动研究即是一种尝试。他强调工人行动不仅仅是所谓理性选择，而更多则受制于家庭和情感纽带，其对工人阶级意识主体性建构、工人与干部及知识分子关系等的研究引人入胜。正因为此，裴宜理称其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此外，有关工人行动研究不再拘泥于行动逻辑的解释，包括工人行动策略、空间环境等议题也得到了关注，如吴同研究的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吴同、文军：《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社会》2010年第5期。，李怀的“单位空间环境”对集体行动影响研究等李怀：《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的建构》，《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在农民工集体行动方面，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行动产生因素及解释框架等问题上。李静君认为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差异推动农民工发出反歧视的声音，集体动员极易在仲裁庭和法庭争议中流向街头，合法行动往往转化成直接的街头行动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160-161。潘毅则将阶级、性别、家庭等要素置于工人行动分析中，她指出:由于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形成受到阻塞，他们会展开短暂的、自发的罢工等集体行动。作为一个主体，其行动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其抗争既是打工者对资本、制度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 pp24-75。黄振辉等用底线正义来解释农民工抗争行动黄振辉、王金红：《捍卫底线正义:农民工维权抗争行动的道义政治学解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谭深借用生存文化来解释农民工集体行动，她认为作为弱势的女工在与资方对抗中主要采用的是“忍”这样的生存文化，忍是一个蓄积过程，是一个底限：在忍的一侧，是生存的文化＋反抗的隐藏文本；超过了这个底限的另一侧，就可能是反抗的公开文本。而反抗者之间的关系，是集体行动的基础，是反抗行动的中介谭深：《弱者的反抗——围绕一次搜身事件中女工集体行动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和工运”研讨会论文,2003年。。蔡禾则对转型中国农民工集体行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规的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在投诉和集体行动的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蔡禾：《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而谢岳用蒂利等人的政治过程理论来解释农民工集体抗议行动。他认为尽管有关劳动关系的司法改革给他们带来了行动的政治机遇，但是，由于这些政治机遇并不能保证他们行动的成功，相反，借助司法改革这个行动机遇，行动者却经常遭遇行动的失败。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农民工时常将温和的“司法动员”转变为激进的“街头抗议”谢岳：《从“司法动员”到“街头抗议”——农民工集体行动失败的政治因素及其后果》，《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