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台湾的家,床好大

在小年班级的QQ群里，有位家长说到自家女儿：开学时，衣服文具都带到了学校，周末忘记带回家，便大为紧张，不停跟妈妈说：“那是我们家的呀。”不知不觉开始咬指甲，把双手都咬得光秃秃。过了好几周，小姑娘终于适应了学校生活，对自家财物的安全放了心，指甲才慢慢长出来。

她问我：“你女儿呢？”小年还好。而我突然意识到，小年，其实是把每一个落脚处，都当作家。

我第一次带她出门旅游，当时她5岁。飞机晚点，到桂林时已近23点，她在进城的车上困得口齿不清：“什么时候到家呀？”我抱着拍着哄着，“快了快了。”到酒店，她往床上一趴，还支起身子大喊一声：“到家了。”倒头睡着，连澡都没洗。

每个白天欢欢喜喜地吃喝玩乐，傍晚回酒店，她也一样兴高采烈，“回家了。”从桂林去龙脊再去阳朔，每换酒店她都郑重告别：“家，再见。”再义无反顾投入新酒店，“家，我来了。”

我带她走了不少地方。一次，她在公交车上跟我聊天：“妈妈，我们在台湾的家，床好大。”举座皆惊，好多人回头看我，眼光中都写着“土豪”。我没法向大家解释：我不是侨胞也不曾在台湾置产，只是夏天扶老携幼，沿着凤凰花的踪迹，在那座美丽的南方岛屿待了一周。她一心一意记得的那张床，在某一家汽车旅馆里。

我始终没试着纠正她：“那些不是家。”因为我也不知道家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一岁多，带她从北京到武汉，先寄居二姨家，再到自己家。那时家里人头济济，没多久，表姐小满出国了，屋子里仿佛一下子空了好多……更不用说，家里换过十多任保姆，好几任钟点工，她不断适应陌生的面孔，不断适应陌生的离开。

在这千变万化中，她渐渐有了自己的家庭观：地点会更来改去，人员会忽多忽少，连妈妈都不时会消失一段――我曾在外地工作，也频有出差应酬――但有爱、有温饱、有亲人相伴的地方，就是家。

关于这个，我也是慢慢学会。有一天我无聊自算，发现：光居住一年以上的地址，我就换过14个。年轻时，我以为三宅一生，是女子们固定的宿命，只是世事的迁改非人力可控。我沮丧过，黯然过，但渐渐习惯：好几个网购收货地址，每次都要确认不会选错；每个住处都有化妆包、正装裙子及高跟鞋，更不用说牙刷、毛巾、拖鞋；最重要的是，每地，都有朋友。这令我不自觉是漂泊，反而有乾隆下江南般的豪横。家，是中国人的宗教，居而无定者，往往也同时面临精神世界的彷徨无依。但与其带着旧时神主的残片，发出失根兰花的悲叹，不如学习榕树的强韧，它落地生根；抑或有蒲公英的自觉，好风送它一路远行，寻找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小年也不是一直都适应得那么好。她偷偷告诉我，在学校的第一周，第一个独睡的夜――从出生以来，她不曾离开我或姥姥的身畔――她想念我，但忍住了，没有哭。她聪明地说：“老师说，学校是大家庭，回家是开心的事，开心的时候还哭，多奇怪呀。”开心之处，便是家。

（王世全摘自《生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