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道德底线 重拾人文关怀

为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学建设的成就和经验，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苏省文化厅和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于12月8日至11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50多位重要专家学者秉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面向未来、迎接挑战的宗旨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代表们在论文和发言中一致肯定，改革开放30年来，音乐学领域随着多元观念、主体意识、独立学品的确立及文化视野的拓展，学科建设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深化和突破，各学科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不再是简单的理解为为实际服务，为政治路线服务，而是着力于学科的自身构建；学科梯队力量逐渐壮大，涌现出一批创新型人才；学术成果业绩丰硕，创新成果不断呈现；学科的学术辐射力和影响逐渐增大，并在文艺界得到了承认。

于润洋强调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不仅强化自身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还要与其他人文学科互渗互透。杨燕迪把中国音乐学的发展概括为“四个增强”，提出了“思想贫血、内需整合、学统压力”等方面的问题。王安国认为对不同成说不宜轻率地提出批判与否定，宜取兼容并存的立场，学人要保持平和心态，不要贪大求功。赵宋光提出创建中国音乐学“学科群落”的宏大设想，使其作为建设中国音乐学的基础；另外，他对当前学科存在问题作出了详尽评述，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冯效刚就中国音乐学的学科结构、综合与交叉、学科制度和营造学科环境等问题发表看法，提出既要看到音乐学的已有成绩，也要明确未来方向。管建华则就音乐教育中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作了详尽解析。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茅原通过对事实真理、理性真理的思辨性论述，对“音乐生态”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发出了再次“到群众中去”的呼声。韩锺恩对音乐美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学术在自我更新的同时还要对研究持有感恩的心情”。范晓峰阐述了音乐美学的三种承接关系和四个必须关注的音乐现象，指出了亟待解决和思考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等问题。

伍国栋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角度，形象地运用“三得”和“三失”来概括本学科取得的成绩与不足。此外，樊祖荫的《近30年来的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及瞻望》、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面临的现状和几点建议》、杨民康的《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从不同层面总结了新时期以来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这对中国传统音乐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及传承工作均有积极意义。

汪毓和围绕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教学和科研进行了详尽阐述，梁茂春则将当代音乐史的学科特点概括为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朝阳学科”，充满风险、挑战和发展生机。围绕“重写音乐史”这一话语，刘再生、田可文、冯长春、李岩、单三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赵宋光认为音乐史要面对史实，缺失要补添，歪曲要纠正，历史上也有重写“历史事件”发生，但要把它作为重写音乐史过程中的思考理念放在音乐史学或音乐学视野之内。

作曲家朱世瑞就“效益、质量、钱权、思维、思想”这五个音乐创作中的关键问题做了细致论证。而庄曜则通过对音乐创作素材、方式、全新音乐形态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创作的影响。

国家主流文艺媒体无疑是音乐学三十年进程的最权威见证者和参与者。《人民日报》文艺部记者陈原的发言依据音乐记忆来体味中国的社会变迁，他认为通过音乐和音乐批评能使人深切感受到那个蹉跎岁月的脉搏。张弦及于庆新以其长期担任《人民音乐》编辑工作的切身经历对《回顾与反思》的曲折历程做了回顾，其中某些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引起许多与会代表的兴趣，并认为这种当事人和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是一笔宝贵财富。

戴鹏海将“人文关怀的失落、道德底线的崩塌”视为当代音乐学存在的两大严重问题，并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和脊梁骨，我们当务之急是道德重建和学人自律”。他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黄旭东列举近年来一系列学术腐败现象，为戴鹏海关于道德重建的呼吁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一些学者提出学习“贺绿汀精神”、铸造刚性人格、构筑牢固道德防线以抵御歪风邪气侵袭的任务。■

30年回顾

三十年来，音乐学各研究领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重大突破，但也存在严重不足。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连接点上，对学科发展和定位进行清理与反思，探讨新世纪、新形势下音乐学的未来发展，是全体与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