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

提要指定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行法律中规定指定辩护只存在于审判阶段。现今，各个国家越发注重保障人权，维护程序正义。本文从我国指定辩护现状出发，分析现行指定辩护的不足，在借鉴国外的合理因素下，建议应将指定辩护引进侦查阶段，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刑事诉讼；指定辩护；人权；侦查阶段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指定辩护的现行规定与不足

（一）我国指定辩护的现行规定。指定辩护是辩护的一种，是人民法院基于法律及被告人的特殊身份或某种情况，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第三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法律虽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但是刑事辩护的费用昂贵是一个不争事实，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大量的被告人存在经济支付障碍，这就使得委托辩护存在非广泛性，无法满足正常刑事诉讼活动对律师参与诉讼辩护的需要。指定辩护制度正是在被告人缺少律师参与诉讼辩护的形势下，出现的有效解决方案。

（二）就侦查阶段确立指定辩护而言我国指定辩护制度存在的不足

1、指定辩护范围的限制。当前，我国刑事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比例相当低，很多被告人因为经济状况等原因而未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造成这种现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目前指定辩护制度的适用普遍集中在强制指定辩护这一相对狭小的范围。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因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辩护的被告人的辩护权却被设计为“可以”指定的辩护，导致该类案件被告人的辩护权无法得到切实有效地保护。

2、诉讼阶段上的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是开庭前的十日，将指定辩护局限在了审判阶段。在至多10日的短短时间里，要求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下，去调查清楚那些相比之下案情复杂、取证困难的案件事实，这是不现实的。这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辩护律师只是走走过场，而使指定辩护流于形式，显然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将律师提供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但是鉴于《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性，在具体实践中，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条例》第11条的规定含糊，操作性不强。“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固然将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扩大为所有因经济贫困的公民，体现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公平”精神；然而，公民仅仅是被赋予了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程序以及责任条款来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

二、国际条约及外国关于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规定

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拘留或逮捕的所有人，无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的48小时。”

在英国，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所有被警察逮捕者都必须被告知有权随时以书面、书信或者电话的方式与独立的律师取得联系，并且可以获得值班律师的免费咨询。

美国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规定公民被警察拘留或讯问前有权获得适当、及时的警告，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作为在法庭上指控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商议，如果他无钱聘请律师，将为他指定一名律师。当然，嫌疑人可以放弃这些权利，但必须是“自愿的、知情的和明智的”，多数警察局要求放弃者必须在书面表格上签名。

大陆法系国家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保障措施，司法人员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义务。在法国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有权选定一名律师或者要求法院指定一名律师，德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日本为了保障因贫困或其他原因而无能力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创立了“值班律师”制度，从而为侦查阶段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提供了辩护援助，弥补了此前“国选辩护”制度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弊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的必要性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设立指定辩护制度是从保障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立场出发。考虑到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聘请辩护律师，为了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至少是形式上的平等），由国家尽量为不能聘请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那么，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阶段即享受律师的服务，而无能力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才能被指定辩护人而开始接收辩护人的帮助，则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连形式上的平等也未能达到。并且相对于审判阶段，审前阶段尤其是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将指定辩护扩大适用于侦查阶段是势在必行。

（二）司法公正的要求。刑事诉讼无异于一场攻防竞技，只有双方拥有均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才能平等地参与诉讼并最终赢得胜诉的机会和能力。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力量，有国家作为后盾，犯罪嫌疑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事实上都不能或者不敢与侦查机关相抗衡。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也不一定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就会受到侵犯，但是刑罚是对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剥夺，因此在强势的侦查机关面前，为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是为实现程序正义、控辩平等，以促进刑事司法的公正。

四、侦查阶段建立指定辩护的构想

指定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能够有效监督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从而确保所收集的证据材料的质量。从犯罪嫌疑人方面看，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能够保证辩护人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案情，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使辩护人能够切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在和审判阶段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辩护任务。因此，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应扩大到侦查阶段，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适应刑事诉讼程序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目前指定辩护范围过窄、指定辩护流于形式等问题的需要。

（一）指定辩护案件范围的建立

1、确立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经济条件的标准。将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将因贫困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到指定辩护惠及的范围中；换言之，将强制性指定辩护和任意性指定辩护合并，不存在所谓的“可以”指定的情形，但凡涉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是因为贫穷无力聘请律师的，都有权利获得国家为其指定的免费律师，从而打破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上的不平等。

2、确立指定辩护适用对象案情条件的标准。由于我国司法资源整体上的有限性和地域、城乡的差别，部分地区律师资源严重匮乏。为此，在以经济条件为原则的基础上，可以以相应的案情条件为标准来合理配置有限司法资源的流向，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对于保障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实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如同日本的值班律师制度。值班律师首先是自愿的，需要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跟值班律师进行会见，并在初次会见时由值班律师向他说明诉讼程序，告知其诉讼权利，并向其提供必要的建议和咨询。值班律师应该为成为其委托律师而努力，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支付辩护费用，值班律师应当充当其法律援助，类似继续提供法律帮助和服务。同时，建立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评价指标，由当事人、司法人员进行评价打分，并把这种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用于激励和约束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程滔.《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严军兴，侯坤.《我国辩护铝丝制度的问题与晚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相关网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