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环境有所恶化,货币政策从容应对

2008年1月以来中国经济遭遇了两场“寒流”的袭击，一是由美国次级债问题引发的“寒流”，另一个是给我国南方一些省市带来大面积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寒流”。应该承认，这两场“寒流”既给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既定政策的展开。

权威人士认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防止”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今年我国宏观调控的基调；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两个判断的基础之上。2月24日，央行副行长易纲明确表示，“央行今年将坚持从紧货币政策不动摇”。那么，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能够遏制通货膨胀，并彻底消除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与蔓延，同时弥补可能因美国经济减速导致我国经济过快下滑的损失，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对于这些普遍关心的问题，《亚洲财富论坛》记者专访了中国银行总行全球金融市场部主管袁跃东。

内外经济环境有所恶化

《亚洲财富论坛》：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状况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当前受通贷膨胀以及美国次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出现问题。但同时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经济在当前阶段就需要有一定通贷膨胀率，因此，不需要采取任何宏观调控对其进行干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袁跃东：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有一些变化，比如，美国次级债危机造成美国经济放缓(slow down)，这是既成事实，那么会不会继而引发美国经济衰退(recession)?在经济学上，衰退(recession)的概念是，连续两个季度GDP保持负增长(minusgrowth)，从目前情况看，还不好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经济放缓(slow down)会给中国出口造成影响，根据已公布的数据，1月我国贸易顺差是194.9亿美元，同比增长26％，但这是自2007年5月以来第一次贸易顺差低于200亿美元，而且自去年10月以来在连续下降。

就国内而言，“宏观经济基本面一点问题没有”这样的说法太绝对了，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两个防止”的方针，目前看，这个方针的基调是对的。今年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两个判断的基础之上。

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1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再创本轮通胀新高。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这轮物价上涨有其必然性，其基本原因是粮食价格上涨。在过去若干年，粮食价格一直维持着顽强的上涨势头，当遇到猪肉价格上涨时，出现了爆发性的食品(粮食)价格上涨。猪肉是中国最大多数人食用的副食品，由于政府行政手段的干预，许多年猪肉价格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由于养猪亏本，农民不愿意养猪，加之猪病流行导致猪肉供给下降，当猪肉供给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了爆发性的价格上涨，上涨幅度达到20％－30％，甚至50％以上。这样的上涨幅度必然引起恐慌，从而带动大豆、食用油、粮食等其他商品价格出现爆发性上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轮价格上涨有一定合理性和必然性，如国家发改委所言，开始时包含一定的结构性因素，但到后来，就演变成为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

当前，涨价已成为社会现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物价上涨造成了全面的恶性通货膨胀，它会吞没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积极成果，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一点不亚于、甚至超过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所以，不能说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打掉普遍的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从紧货币政策从容应对

《亚洲财富论坛》：当前，中国虽然面临通贷膨胀压力，但外部需求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的降温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无须采取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甚至下半年紧缩信贷的力度有可能放松，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袁跃东：有人把目前的通货膨胀比作良性肿瘤，我认为，如果不治理，良性肿瘤也可能转化为恶性肿瘤。但如何治理，这是需要斟酌的，政府习惯于使用行政手段来限制物价上涨。我认为，行政手段只能作为临时性的、不得已的政策，从长远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价格问题，解决价格问题还得用价格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必须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即价格该涨时就让它涨，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在短期内暂时将价格管制住，导致的恶果就是供给将减少，黑市出现，更增加了价格上涨的压力。比如前面提到猪肉由于供给不足造成价格上涨。如何增加猪肉供给?无非是允许提高猪肉价格，同时，政府给予养猪户补贴，即通过价格方式增加猪肉供给。

当前，老百姓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正在形成，但好在他们目前还只是在购买财产性的商品，比如房子、股票，还没有大量地囤积酱油、粮食等生活物资，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恶性通货膨胀形成了，并开始蔓延。在当前情况下，有必要上调利率，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是4.14％，我认为起码还要上调一到两次，可以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打压物价；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更多资金投入到更有效率的领域里；三、消灭负利率，去年CPI增长为4.8％，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4.14％，再扣除5％利息税，肯定是负利率。消灭负利率就能增加老百姓的存款积极性。

财政政策适时出动

《亚洲财富论坛》：有人认为，加速本币升值是应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措施。但是，当前，国际资金流入我国的速度太快，美元的不断贬值加上持续降息导致更多美元进入新兴市场，简单采用升值本币的方法难以抑制住这种资金大量流入带来的通胀压力。您怎样看待当前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袁跃东：传统上，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增加供给，二是提高利率。当然，本币升值也是一招，因为进口商品价格会便宜。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大的趋势。总的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企业的出口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尤其是对竞争力不强的国有及民营企业。

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贸易顺差增加了货币流动性。去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4000多亿美元，人民银行须增加货币发行量，才能将其收回；其次，今年1月FDI(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很快，达到112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109.78％，这一方面说明外资还是很看好中国市场，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国际资金流入我国速度较快，给中国通货膨胀带来一定压力。但是，我不认为仅靠人民币升值就能够对抗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虽然能够对降低物价起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很大，而且不会马上起作用，因此必须要以加息政策来加以配合，才能收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

中国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大，另一方面外部需求在减少，为中国经济降温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应首先使用紧缩的政策，将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预期打压下去，到下半年，如果经济不能良好运行，通货膨胀压力还没有被抑制住，即可出动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内需，以此来解决外部经济放缓(slow down)所带来的影响。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一定要做到“十个指头弹钢琴”，政策搭配要精细化，效果要精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