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08:49:52
1998年，我在古稀之年应厦门当地领导的热诚邀请，从北京去厦门，创建了一个国内唯一的民办公助的职业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这个乐团由政府支持，接受社会、企业的经济扶持，但不占国家编制，实行独立、全新的管理、发展和运行机制，九年多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厦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美丽的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受到了厦门市民的关心和爱戴。2006年，厦门爱乐乐团被厦门市民评选为厦门市十大城市名片之一，而音乐季内每个星期五在音乐岛•爱乐厅准时奏响的周末交响也已成为厦门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盛宴和文化大餐！
经过九年的奋斗，厦门爱乐乐团目前已拥有从全国招聘的近80位专业演奏员和10来位行政管理人员，每天坚持排练五小时，每周推出“周末交响音乐会”，已积累了170多套不同的音乐会节目，演出了近700场。在厦门、鼓浪屿这块交响乐的处女地上，崭新的管理机制激励着这批厦门的“新移民”，我们不仅传播中外经典音乐，也传播了音乐会礼仪和文明生活方式，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茁壮发芽。我们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和一些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边远地区，在全国的10省37个市进行了巡回演出。 2002年，乐团成功地担当了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的全部协奏任务，得到了国际评委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厦门市政府的“突出贡献奖”。由乐团策划、推动，刘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一炮打响，随后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唯一的金奖。2002年，乐团应中国文联之邀，作为唯一被选调的地方团体进京演出了一套福建题材的交响音乐会，亦获好评。我还带着包括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内的优秀中国交响乐作品访问了日本、香港、台湾，我们表现中国民族客家人奋斗精神的交响乐作品，传递了海峡两岸同宗同族的强烈乡情；今年还在欧洲举行了定名为《土楼西行》的巡回演出，在法、德、奥、意，包含柏林爱乐大厅在内的8个音乐厅里举行了极为成功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获得了当地听众空前的热烈赞扬，音乐会欲罢不能，谢幕返场时间长达11分钟！一位德国听众致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感谢你们给我们机会了解贵国的传统音乐与现代作品。年轻的厦门爱乐乐团的惊人成绩与她的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郑教授能够调动全场气氛，使全场观众（包含市长和大区主席）都起立长时间鼓掌致谢！总之，这是一场高水平的，使我们着迷的艺术享受”。一位研究艺术史的我国留学生也说：“我曾多次邀请我的教授和朋友们来柏林爱乐大厅欣赏来自中国的交响音乐会，而这次才让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我想，“攻克柏林”的正是中国音乐的魅力。
九年来，前来乐团合作过的国内外老中青音乐家共有270多位，其中包括指挥家韩中杰、黄飞立、董麟、朱晖、陈澄雄、黄晓同、王钧时、张国勇、邵恩、吕嘉、叶咏诗、俞峰、林涛、付人长等，演奏家俞丽拿、殷承宗、闵惠芬、格拉夫、李传韵、吕思清、黄滨、秦立巍、陈萨、章红艳、陈毓襄、宋思衡，歌唱家迪里拜尔、梁宁等，在合作过程中，音乐家们非常赞赏这个年轻乐团的高效率、高质量和难得的敬业精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健康向上的乐团，更有甚至赞誉我们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希望，这当然是他们对我们的厚爱和过誉！
乐团建设的高效率来自于厦门爱乐乐团从建团开始就确立了崭新的生存理念和管理机制，来自于我能够参照国际国内的经验，按艺术规律来建设一个交响乐团了。我过去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的经验，在厦门也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曾向厦门市领导要求选派一位乐团的行政领导，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厦门没有搞过交响乐团，因此没有现成的合适人选，这个乐团就交给你了，你就放手干吧！极大的信任，也给了我极大的压力，我只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了！而作为一位中国指挥家，我更有一种“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的使命感，为祖国音乐事业奋斗的理想和信心在支撑着我，我毅然答应了厦门的邀请，我参考国际乐团的运作方式，结合中国社会特点，终于能自主地按照艺术规律建设起了这样一支全新体制的职业交响乐团。
这里我简单谈一点这些年被逼上梁山所做的一些尝试和体会：
以辛勤的耕耘换得社会的信任和认知
创建和维持一个交响乐团，资金的来源问题当然是首位的。交响乐团由于规模大、艺术性强、受众有限、乐器和人员的成本高昂，是不可能靠市场自给自足的。作为一个大型文化团体，其经费主要得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有识之士的捐赠，这是世界交响乐团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然而，当这个城市还没有明白建立一个交响乐团的必要性时，要顺利地获得支持是十分困难的。
厦门方面虽然向我承诺将为乐团解决一切经费，但它并没有被纳入政府的行政事业性拨款的渠道，这只是厦门市政府要推动社会办文化的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愿望和尝试。然而，这对于不懂得市场经济的我来讲，在经费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就挑起了这样一副担子，实在是一次冒险。
1998年9月乐团成立前夕，曾经答应独家资助乐团的一家企业一开始就食言了，因此乐团还没首演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连排练和办公场地也不能保证，甚至不能按时发工资，也无法支付乐器欠款……，是撤？还是进？为了对已经带着户口来到厦门的10多位年轻人负责，也出于信任厦门市政府为了建成一个国际性、现代化风景港口城市，要创建一个能与世界文化进行沟通的交响乐团的诚意，我选择了知难而进。
我们不仅从不停顿地在周末交响音乐会上带着讲解，传播音乐经典文化，还每年为厦门的青少年举办十场免费的讲座音乐会，节假日在草坪上为市民和民工举行露天音乐会，开放公开排练，辅导驻岛部队的文娱活动……乐团既致力于提高，也大力搞普及，让健康的音乐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就这样，厦门爱乐乐团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感动了 上帝，给了政府以信心，几次重大经济危机都是市领导出面要求国营企业予以妥善解决的。随着市领导自2002年起每年给乐团300万元的支持，福建电力也承诺了每年支持300万元，厦门电业局提供了闲置的旧礼堂，为乐团改造了一个排练厅，美籍华裔指挥家董麟有感于年轻乐团的创业精神，主动指导了该厅的音响设计，而使乐团享有了一个音响堪称国内一流的，也可以进行演出的小音乐厅了；随着乐团为厦门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乐团也开始得到了来自民营企业的捐助，2003年，在市领导的关怀下，乐团又得到了香港厦门联谊总会每年160万，三年为期的热情支持，2005年有四家民营企业联手捐赠乐团一台斯坦威钢琴和两辆汽车，2006年九牧王公司主动为乐团提供了百人大团出访台湾的全程经费，此举让台湾舆论感慨：第一，证明了大陆企业的实力，第二说明大陆企业家的文化高品位；2007年又是厦门市15家企业支持了乐团的访欧之行，使乐团两次重大对外交流都没有多花政府一分钱。九年前，厦门人不解，“我们已是钢琴之岛，还搞什么交响乐？”现在却说：“厦门不能没有‘爱乐’”了；去年厦门市民还投票选举乐团为十大城市名片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鼓浪屿，郑成功博物馆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等），乐团还获得了福建省先进民间组织和厦门非企业民办单位自律及诚信先进单位及第三届厦门文学艺术特别荣誉奖等。
回顾这些年的艰难历程，乐团通过努力，证实了自身的文化价值，逐步获得了社会的认知，“爱乐”服务厦门，厦门支持“爱乐”的理念，正在一天天深入人心，也从宏观战略上一步步解决了资金的难题。
新体制新章法实践着“按劳分配”
厦门爱乐乐团经费的主要用途是购置乐器和支付工资。乐团按照国家法律为每位演奏员自参加工作之日起就订立聘用合同，并认定工资制度必须公平合理，符合科学社会观，才能推动生产力的积极发展。
由于厦门缺少专业人才，为了能吸引优秀的青年演奏员从五湖四海离乡别井而来，这个“移民乐团”的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国内各同类乐团的水平。但乐团对演奏员的工作安排和报酬支付，并不把国营团体要求的学历和职称(我始终认为为表演者按年头定职称的做法是极不科学的，是荒唐的)放在第一位，一切都以其专业能力和工作贡献为衡量条件，留学生也好，本科生也好，中专生也好，甚至连没有学历的自学者也好，只要专业能力合乎要求，就可以坐在乐队里。因而，在我们的乐团里就出现了中专生PK了“海归”双硕士声部长的现象。
乐团每年主要以重奏方式（主要不是独奏协奏曲），通过对已演出过的交响乐曲目的掌握程度，来考核演奏员的合奏能力和演奏技艺，以期推动演奏员们对日常工作的认真投入。
乐团现在实行结构性工资：以考核定职务岗位，以岗位定工时待遇，按劳动工时领取浮动报酬。2007年实行每月基础工资（400元）、职务工资（100―1000元）、团龄补贴（20―200元）、住房补贴（500―600元）和工时岗贴（25―52元）的结构工资制，保底工时为每月108小时；职务工资参照国际惯例，首席小提琴和大提琴声部长依次居高，管乐第一和弦乐其它声部长大体持平；在计算工时岗贴时，既包含了对排练（计基本工时岗位津贴）、演出（按工时岗贴双倍计酬）和外出演出（按工时岗贴三倍计酬）时演奏员会承受不同劳动强度的认定，也包含了乐团基本无收入的公益义务演出，或乐团有较多收入的商业性演出时，演奏员付出的却是相似劳动强度的认定（这样就杜绝了通常热衷于商演而冷落公益性或音乐季演出的不正之风）。今年演奏员的月平均工资大约是4300元。我们既考核演奏水平，也看重日常表现。乐团还将演出收入按一定比例作为年终奖金，分等级奖励全勤和贡献突出者。所有待遇都由乐团总监会议做出决定。
实行工时岗贴，多劳多得，就使得演奏员们愿意排练，希望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而更多的演出机会和市场收入，又取决于乐团整体演出水平的提高。这样，符合艺术劳动规律的，比较合理的工资制度使得整个乐团逐渐进入管理运作的良性循环之中，推动着乐团高速发展的前进步伐。
乐团从建团的第一天起，就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五小时排练，风雨无阻。现在按时出勤排练演出，已成为大家的劳动习惯。迟到者很少，无故旷工者几乎没有，居高的出勤率保证了高效率和高水平的演奏质量。由于赏罚分明，坚持九年多来，厦门爱乐乐团已成为一个能进行“全天候”排练演出的职业交响乐团。
由于经费不足，对于邀请客席音乐家来合作，我们也总是坦率地向他们介绍我团自筹资金的难处，而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除了承担他们在华的国内旅费和在厦门的食住行外，只能付他们一点零用钱，每年邀请客席音乐家的开支不到乐团总开支的10%；然而，脚踏实地的、相对健康的团风和诚实、严谨的敬业精神，也给地处祖国边陲的厦门爱乐乐团带来了良好的声誉，来厦合作过的中外著名音乐家和大师，不计报酬地接受了“友情”演出的条件，而且都表示了愿意再来的愿望，这些音乐家都为乐团业务水平的提高和为厦门人民的音乐享受做出了难得的贡献。
不忘文化使命，积极寓教于乐
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在音乐领域里存在着“文化”与“娱乐”两个范畴：“娱乐性”较强的音乐品种如轻音乐，歌舞音乐等，成本较低，受众面广泛，是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来评估其“产业的经济效益”的，而“文化性”较强的品种，如交响乐、歌剧、传统音乐等，成本较高，受众面窄，但它所创造的精神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金钱并不总是艺术的度量衡，而且艺术对于人们的情操的熏陶、智慧的启迪是长线的，因而是需要政府的投入和社会的大力支持的；作为政府，不宜把这些不同的品种笼统地、简单化地、一股脑儿地推入市场，从而低估了它们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的重大价值。
建立厦门爱乐乐团的目的是为了弘扬文化，因而我们的首要工作内容是举办定期音乐会即实行音乐季，有计划地演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典交响音乐作品（而不是只为国家节日和企业庆典等有经济收入的项目演出），并面向市民大众，举办交响音乐知识普及讲座和学生音乐会，大力培养听众，播撒音乐文化的种子；力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们除了非典期间停演过一周外，从未间断过传承音乐文化的“周末交响”音乐会。同时，乐团对国内外华人作曲家创作的优秀交响音乐新作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推动，以促进中华民族交响事业的发展。
这两项是我们乐团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不惜所谓的“演一场赔一场”，坚持每周推出一套不同曲目的音乐会，并通过讲解宣传，一点一滴地培养听众，提高市民的文化修养。我们也从来不把支持中国交响乐作品的演奏视为商机，而视为自己推动祖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神圣天职。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民办的职业乐团，是更加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的，如果有人赞助，我们会非常感谢，但面对我国作曲家无法奏响自己优秀作品的无奈时，我们不会说：你去找来赞助我们才能奏。昨天晚上我就刚刚在厦门首演了徐振民教授应江苏省文联的委约，为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写的交响序曲《让历史告诉未来》，和杜兆植教授用“五四”以来的艺术经典歌曲写成的钢琴与乐队《大路歌》，还有其他在厦门首演的中国作品，受到了音乐厅爆满购票听众的热烈欢迎，在音乐会后现场召开的座谈会上，许多听众热泪盈眶地抒发了听后感，座谈持续到了十一点半钟，大家都深深感受到音乐文化的厚重魅力，我们为这样的文化投入，值！
由于定位于“普及”，我们的票价也是很低的，一律60―120元，学生六折。从建团初期，我们就决意要打破厦门人一向等待赠票上门的方式，在习惯于索票送票的厦门，尽管是低票价，要卖出音乐会票也何其艰难！但是，我们没有退却，仍旧咬着牙坚持卖票公演，甚至发动乐队队员的亲友到各书店、各电影院去联系代售点，到各企业苦口婆心地去推票。那过程是如此漫长和寂寞，现在想起来还会感慨万分，因为曾经有过台下购票的观众比台上的演员还少的情况。
我们虽不善于市场营销，但却懂得培养观众。为了推动市民的文化消费观念，我坚持在北京时期就受到热烈欢迎的，被媒体誉为 “郑小瑛模式”的边讲边演的方式来培养厦门的听众走近交响乐，启发大家对音乐功能的认识，介绍每部作品作曲家的时代和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介绍乐队的组成，各种乐器在乐曲里所起的作用。渐渐地，市民们不再因为害怕听不懂而不进音乐厅了。我们还教人们如何当好一位音乐厅的听众，如何有礼貌地鼓掌，和乐章之间有礼貌地不鼓掌，还讲到应当尊重音乐家的劳动，按国际惯例，人们都是以能自己买票听音乐会为荣的，开口索票是不体面的，于是，厦门人也开始懂得尊重音乐家的劳动了，最近有一位客席指挥家在音乐会上激动地说：厦门有全中国最好的听众……
我是几十年的音乐老师，一向以提高青少年音乐修养为己任。厦门爱乐乐团成立的第二天，就把乐团带到集美和厦门大学进行了两场义演，并告诉同学们，“这个乐团是为你们而建立的，希望你们的音乐修养能与这个年轻的乐团一同成长”。我也带着乐团到过中学乃至小学的操场，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学生们音乐中所包含的知识和哲理，为他们播撒爱乐的种子。我们在为厦门学生举办免费音乐会时，曲目并不只是《彼得与狼》或《小放牛》，也包含贝多芬的序曲、德沃夏克的交响曲、《小巫师》和《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难度很大，而丰富多彩的经典作品。
学生的背后是家长，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学点音乐，于是本来就有“音乐之岛”美称的厦门逐渐名副其实起来。到如今，学乐器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音乐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在一个只有100来万人口的小岛上，能够高频率地每周推出一场卖票的经典交响音乐会。观众席上已有二百多位拥有年卡的固定听众，有时能装400多名观众的小音乐厅还会爆满加座，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市场正在趋向成熟。有一位年轻的家长动情地对郑老师说，我七岁的小女儿就是听着您的音乐长大的，她几个月就开始进音乐厅了！
虽然交响乐团成本高、市场小，与商业性极强的流行音乐相比没有竞争力，但我们在不影响预定音乐季计划的情况下，在创造社会文化效益的同时，也努力走进市场，积极履行为社会集团和企业举行的商演，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现代的企业家们已不再满足于只请客户吃喝唱卡拉OK了，在厦门有些企业家把客人请到音乐厅来，或在庆典时选择一场由厦门爱乐提供的，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来招待来宾，已渐成时尚。今年我们为省内外企业举行的专场演出也呈火爆趋势。
厦门爱乐乐团坚持辛勤耕耘在音乐文化的园地和市场里，我们从来不会单纯为了去挣钱而放弃体现自己文化使命的“周末交响”，我们历年的演出场次在70―85场之间，经典交响约占50%，公益性演出占25%，商演场次25%，其收入只能弥补大约五分之一的乐团经费。
新平台老精神
一个团体是要有点精神的，我经常对大家说，古人都说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因而，我们音乐人肩负着建设一个和平、健康、和谐社会的重责，因而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我也经常对年轻的演奏员们说，为大家争取和支付合理的劳动报酬是乐团领导的责任，但是大家作为愿意献身这个事业的音乐家，就不应当只为钱干，或没钱不干，乐团是个由许多必不可少的细胞组成的集体，每一个人都要看重自己对集体做出的贡献，看重自己的劳动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我感谢原中央芭蕾舞团乐队队长姜克曾与我分担了建团初期的艰难创业，我也非常感谢原天津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王钧时来厦五年，分担了乐团的管理。我们乐团的领导层都有一股奉献精神。当乐团经费青黄不接时，我们都能带头暂时不领取自己的工资。创办初期，乐团领导同大家一样都住在集体宿舍里，从来没有要求过特殊待遇，形成了“团风”，领导为了乐团的生存去多方争取“开源”，也要求大家认真“节流”，这些都给年轻的团员们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我们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和未来，我高兴地看到当年孤身一人勇闯厦门的10多位老队员已经有了车，买了房，安家立业了，还有10来个人已在厦大读在职研究生，这也是我们为他们将来能进入大学当老师，提升厦门音乐教育水平，而积极为他们创造学历条件的一种努力。
乐团虽然没有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但从来没有放松过思想教育，我们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在每天的排练和演出里。一年一度的考核，除了业务，我还要求大家动动脑子，动动手，写一份思想小结，要求他们每年对自己的人生作一次严肃的思考。我高兴的是，此举得到了全体的认真响应，大家都能积极认真地按时交卷。
年轻的乐团就是在厦门市提供的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平台上，演绎着我国交响乐团发展的一段独特的历史。2004年，当时的厦门市市长张昌平同志曾鼓励大家说，厦门爱乐乐团是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团队，深受市民的喜爱，是我市一张烫金的名片，是对外交流的形象大使。他还说，实践证明，乐团现在实行的民办公助体制是成功的，有利于激励演职人员的积极性，是艺术团体改革的方向。张市长还戏称，厦门可以没有我张昌平，但是不能没有郑小瑛啊!市长的鼓励和关心，使乐团成员非常感动。
最后我们有两点期望：
一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建成一个有政府大力支持的，有社会广泛参与的“爱乐基金会”，使厦门爱乐乐团这颗健康的种子能够长治久安地生存发展；因为我们目前每年的经费还不到其它同类乐团的一半。而且，我还不得不经常承受经济上的极大的压力。
二是希望有关领导对“国营”和“民营”院团一视同仁。比如，我们从来见不到文化部下达的“红头文件“，听不到上面的声音，在政治和业务上就非常闭塞，对发展极为不利，而且，无论在文联或音协的工作报告里，都见不到我们民办院团的影子，更不用说期待政府给我们安排适当的文化交流的任务了（我们为国家服务的访台和访欧，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以民间方式自己联系、自己筹资的）。如果在这诸多方面能够得到领导切实的关心，我相信厦门爱乐乐团也将和所有新兴的民办院团一起，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的春天！
①本文根据2007年12月14日应邀在“第二届中国剧院团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郑小瑛 指挥家，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