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性呈现: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解析

摘要：本文以电视考古新闻报道为例，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认为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应该注意如下问题：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关键词：阐释性呈现；考古电视新闻报道；价值解析

作者简介：张殿元，男，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3-05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我们的先祖们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考古知识的多种传播途径中，电视媒体成为最受公众欢迎、接收考古知识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来，文物考古方面的新闻报道颇为引人关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场考古类电视新闻直播和数百项考古新闻报道。然而在越来越热的考古报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对电视媒介的认识和电视工作者对考古项目的了解都还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项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没有好的宣传和普及。一些被重点宣传的考古项目，因受到报道者对考古项目了解的局限，没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读和表达。如何借助电视媒体报道考古项目、传播考古知识，不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电视新闻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众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众考古学”这一概念，旨在将考古学大众化，使大众理解、支持、参与考古和遗产保护活动，并做出了相应的尝试，比如建街边博物馆，文物修复透明化，创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期刊等。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也有如《故宫》、《中国博物馆》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鉴宝》这样的节目，娱乐性尚可，但严重缺乏内涵。如何借助电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呈现

电视出现之前人们对考古的了解主要通过对纸质媒体的阅读以及民间的口耳传播获得的，这种信息的传达由于受到人们文化素养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众化的过程中影响仅限于少部分人当中。电视的出现是传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种传播符号的聚合让最大多数人卷入到了电视传播构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节目也在电视的放大效应下不断走进千家万户。经过多年的节目设计，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节目在内的文化类传媒产品成了各电视机构开发的热点。

当下电视对考古学及考古活动的传播从题材上看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传播国家有关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项目，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在这些科学研究项目中考古发掘工作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观众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关心，这让考古类节目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片子，收视率很高；第二类是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电视台，经常播发各地考古发掘的收获，甚至搞考古工地现场直播。如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河南林州东周墓的发掘，湖北枣阳战国墓的发掘，江苏泗阳汉墓的发掘，还有水下考古的报道等等；第三类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的报道。大的诸如长江三峡工地、黄河小浪底水库工地、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小的如老城区改造等。由于这些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古物发现和发掘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因此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多的有关考古发现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专题节目，在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关注度的同时，也对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的报道，文物单位直接同基建部门、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和公民的行为规范，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电视机构的大量考古信息的传播，也直接影响了老百姓对文物的价值判断，并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强化了文物是国家民族公共财产的心理，改变了处理文物的态度，最后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保护历史文物。文物保护宣传抑或电视新闻的考古报道，专业性强，而我们面对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基层的百姓，知识鸿沟以及兴趣上的障碍很明显。电视媒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响人、教育人，如何将文物保护的宣传民生化，在贴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电视媒体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好看和时效：电视新闻报道与考古大众化的价值错位

考古报道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但考古学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特点，也决定了电视新闻报道和考古工作之间存在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电视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断关键是价值，好看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闻传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项目错过了宣传的时机就不再是新闻；考古研究要求严谨，新发现之初，往往不希望新闻报道，因为在大多数考古学者的意识中，考古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学者潜心去努力，只有尽可能摒弃杂念，才会从考古第一手的资料中读懂或者接受比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况轻易下结论有出错的风险。具体而言，目前中国电视考古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无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动

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它的诞生是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关于远古神话、传说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结果。相对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对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对考古发现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对的，可选择的，但并非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够把更多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解释人的社会活动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证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解模式，把尽可能多的已知证据联系起来，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事件，提出更有说服力、覆盖范围更为普遍的解释。

理解模式有许多种，如考古学、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等，新闻传媒既可以再现这些理解模式，同时也是对考古的一种新的理解模式，但这种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镜像论”的误区。电视对考古的报道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考古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记录性质的报道体现出来的文化进化的主要证据，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但这些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在社会组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信仰体系等“观念文化”的层面，史前时代是否比以后的时代更简单、更低级、更落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解释文化遗物的更科学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遗物本身。

考古报道的复杂性体现在通过器物思考史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对包括器物在内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其一；其二是史学家对考古发现的思考，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史学理论能动化地解释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电视在报道考古发现的时候，往往找个别的专家和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来向大众讲解发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机位，电视对考古挖掘的再现都是有选择的，这种用镜头对考古事件所做的选择性报道，无法还原考古事件的本来面目，演播室的专家更无法依次来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观念等深层的内容。

（二）考古电视新闻报道无法反映“过程考古学”的实质

面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即使我们知道了它们的文化特征和类型，也常有“见物不见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见人”，就必须借助考古学以外的学科的知识，赋予考古遗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这样它们就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而且与上古史记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对应，重现史前各部落集团的生活和历史。而电视的考古新闻报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钟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现的，记者将复杂的考古活动用10几个镜头记录并报道出来，观众只是通过这些镜头了解了一个简单的新闻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经“死去”的历史，有关那段历史的丰富意义无法在大众的眼中呈现。

“新考古学”强调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通过考察各地、各种族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过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对考古证据的科学解释更加重视文化遗物的社会意义，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观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社会模式把一个个片段联系在一起，使它们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使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读。而串联起一个个片段的社会模式无法从简单的一次考古活动中概括出来，需要一个超越时空的宏观观照，但考古新闻报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学的原则生产出来的，它不会考虑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考古发现的内在联系，这种零碎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割断了作为“过程的”考古学。

（三）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在普通大众的眼里，考古挖掘的报道不过是一个新闻事件而已，但在当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别是可能与历史名人扯上关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关涉到旅游和财政收入的大事件。这样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相关的政府部门、有关的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社会舆论都牵涉其中，进行有关历史名人归属的大辩论。新闻媒体本来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应该有自己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事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时，媒体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大肆进行报道炒作，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赚取广告收益，这时候的电视机构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体的主动介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出来发声，以至于事件越闹越大，作为事件的推波助澜的媒体最终让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风口浪尖上，成为被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2009年关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闻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联播》报道了河南安阳地区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当晚《新闻联播》与第二天CCTV-4的跟踪报道称，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会，专家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经确认为曹操。毗邻安阳的河北邯郸，人所共知是曹操邺城所在，曹魏文化源远流长.却眼见着曹操墓现身河南，颇有些不平静，除了质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称曹操墓可能在邯郸一带。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据说也不排除开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严肃的考古成果，不期引来大讨论，掀起大波澜，着实让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脚乱。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强调此次考古的专业、科学和审慎，其遭遇的网络阻击就越强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组织文物专家集中答疑释惑，试图将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疑问，并没有因为专家措辞简练的几条意见而消失。后来，国内某著名高校拟启动现代DNA基因调查技术，专辟科研课题，寻曹氏后人比对遗传信息，参与遗骨甄别，寻求新的信息支撑。在这场旋风中，一些利益集团包括少数专家学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先验的“学养”信息优势，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对称信息资源很“内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话语权，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名利双收者[1]。

此种情况下，受众与电视传媒或许反被舆论所牵引，成为睁眼瞎，不知不觉中为人作嫁而提供免费论坛和广告。事实上，面临复杂的事件，电视媒体只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还不够，有时还需多一份审慎的保留，要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使新闻报道更具可操作性、调控性和纠偏性，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否则，盲目抢位，向受众兜售本质上并不客观的新闻，必然损耗媒体的公信力。

三、阐释和责任：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回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出现既是适应考古学大众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进入21世纪，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更加迅猛，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强大，我国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现代传媒在促进考古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带有金钱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使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猎奇、探险等联系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考古学的社会作用等等。虽然有CCTV的“探索”、“走进科学”、“国宝档案”等专业考古栏目的设置，在大众中享有较高的收视率，但作为普及范围最大的电视传媒领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数考古类的节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节目的真正价值。要将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仍需一段时间，但中国考古学家已开始凭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迈出了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步伐，相关科普类读物相继面世，考古学家也开始与传媒合作，而时下考古电视报道的策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

（一）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文化遗物，来认识人类过去的历史。在史前时代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活动遗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迹是我们现在唯一可知的证据。考古学在创立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这些证据，重现史前时代的事件。通过考古证据的积累，可以对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长的时间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来越普遍的判断。随着技术的进步，考古挖掘和考古发现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现代的考古技术和仪器，让被发掘的遗物的数量不断增长。

但是，考古学的目标是对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做出解释，而不单纯是对过去的描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仪式活动、社会层次和价值系统等，需要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的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认识或理解。考古学发掘的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主要与物质文化相关，但这些无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电视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全方位记录的现场感是任何其他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但与纸质媒体相比，影像无法进行思辨和逻辑演绎，电视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纸媒代表的否定文化。当我们要对考古的过程做全面描述的时候，电视的优点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但我们要对考古发现做进一步解释的时候，电视的缺点就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电视节目制作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平台，尽可能超越电视的技术限制，通过专家解读和电视深度报道的形式对考古发现做更精细深入的阐释。

（二）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融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自上古时代起，就生活着众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这些部落之间的征战、联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完整格局。电视考古报道特别是那些篇幅较长的考古电视直播报道，应该在具体的某一地区的考古报道中，利用专家的讲解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关联讲清楚，让广大的电视观众科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不要让观众看了这些报道后，产生“非我族类，与我无关”的想法。

能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论包括“上古三大集团”理论和“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学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时期传说的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2]（P3-4）。苏秉琦根据中国各区域发现的史前遗址的器物的整理、分类和概括，把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分为六个区系：以燕山北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中的三个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三个属于环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这两个理论的结论是等值的，两者相互对应，相互参证。“上古三大集团”的理论使我们见到了不同类型文化遗物的属主，他们是一些部落集团。仰韶文化是华夏集团的创造，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集团，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蛮集团的势力范围，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中原龙山是混合华夏和东夷文化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严文明说，这六个文化区的关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个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它与古史传说中各个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4]（P258）

对考古发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专家学者私下的个人研究，很难分出这些模式的高下优劣。但是，当这些考古的研究通过电视媒体被放大到观众面前时，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传媒呈现看成是精英考古学和大众考古学区别的话，那大众考古学理解模式的好坏就应该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传承和能否发挥教育功能的标准，前面的两大理论就是符合这种标准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国的电视考古报道还缺少这样的大局观，在以后的节目策划特别是直播节目找嘉宾学者时，应该遵循这样的选择标准。

（三）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新闻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即今天的新闻将是50年后的历史，因此，新闻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当新闻对现实的记录涉及考古之类的历史命题时，这种使命感就更强烈了。

我们知道，对于考古学而言，实物本身并不是经验，它们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为经验证据。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我们的经验有着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这两种经验都不是独立于命题的，在此意义上，两者又都是“文本”。当今的“解释考古学”认为，考古发现的遗物和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文本的语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融合的“视域”。从“视域融合”的观点看，史前的遗物不仅是那时候人的思想活动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环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既是对过去的解释，也被他们之后的人们所解释。理解活动代代相传，每一时代的解释都不能离开相传至今的过去的解释，现在进行的解释也向未来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考古也是一种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电视考古报道对考古挖掘过程进行全方位记录，强烈的现场感真实完整地呈现古人的生活场景，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将来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别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迹，无法挖掘出来在博物馆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经常光顾考古现场，电视记录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现场直播中专家的讲解和电视人查阅大量资料编辑制作的节目都是对考古发现的一种理解，这种对器物和历史的解读也必将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读。同样是文本，前者是对古人生活的记录，要对历史负责；后者是今人对古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未来开放的，要对后人负责。

参考文献：

[1] 张君安，汪开海.论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曹墓考古引发众声喧哗的启示[J].新闻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3]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4]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A].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