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汉语文学中的三维显现

摘 要：美是艺术永恒的命题，与形态相关，也与功能有关。美以跃然于汉字，琢磨于文本，升华于意蕴的方式，展现了汉语文学的生命长度、胸怀宽度和阐释高度等三大维度，构筑了汉语文学的大美空间。

关键词：美；三维；汉字；文本；意蕴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96-02

一、美是什么

“美”是什么？柏拉图说美是困难的，孔子说尽善尽美，黑格尔认为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古今中外，诗人、哲人、艺术家们给出了无数迥异的解答，至今没有定论。其实，美无定论，亦不应该被定型，美可以是客观实在的，如山水花鸟、人物市井，也可以是主观变幻的，如爱恨情仇、豪壮凄婉。对于美的认识，确应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不是界定美的内核，而是为了便于触摸其光芒，感知其温度，对诸种关于美的描绘进行归纳演绎，发掘美在艺术对象中的独特显现。

首先，美与形态相关。美就像是一场旅行。当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了如画的景色、异域的风情时，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正是这种迷醉情怀的抒发，在这里，美是优美；抵达高山脚下，抬头仰望，肃穆和压迫感交迭袭来，我们此时的心境与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江雪》）不谋而合，在这里，美是崇高；开始登山后，百转千回、奇崛险峻的路程，会让我们发出和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类似的感慨，在这里，美是困难。

其次，美与功能相关。与前文相对应，优美的旅途会带给人从感官到心理的舒适，才会让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时的美，是愉悦；对高山、星空等崇高事物的景仰，会触发内心对人生的感悟，甚至哲学思考，如同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此时的美，是感动；当你跨越困难，征服险峻，终于成功登顶时，胸中难免不会涌起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那般的豪迈之情，此时的美，是成功。

无论是形态的美，还是功能的美，在文学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跃然于汉字，琢磨于文本，升华于意蕴，是美在汉语文学三个维度上的显现方式。

二、汉字之美：以《弹歌》为例

“断竹，续竹；飞土，逐`。”

这首《弹歌》出自《吴越春秋》，是记录原始先民狩猎生活的二言诗。文学艺术是“由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只能是人的创造物”[1]。以今天的眼光看，《弹歌》的可贵在于以短短八字，既呈现出华夏先民们的非凡想象力，涵盖四大造字法其中之三，又通过汉字特有的个体形态，让这幅生动形象的狩猎全景图一气呵成，跃然而生。

象形，是汉字最基础的造字方法。“人类文字起源有共同的规律，即文字脱胎于图画”[2]。与其他文字经历的嬗变相比，汉字击退了拉丁化的进攻，经受了简体化的改造，将这种图画属性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汉字更加强调视觉认知，很多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因而汉字的书法能够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这对于那些表音文字是无法想象的。《弹歌》八个字中有半数来自象形。第一个是“竹”，属于对竹子这种植物的形象描摹；第二个是“飞”，其繁体“w”表现出物体上升过程中前行的运动姿态；第三个是“`”，为“肉”的古字，以形体特征来指代飞禽走兽。象形，绘出了汉字的形态之美。

象形也有其局限之处，即抽象概念的表达，于是指事和会意应运而生。这两种造字法尽管有所区别，但都是在图画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意，通过字符组合来引发想象，仍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与表音文字完全不同。诗里的指事字为“土”，是以地面矗立的物体或指示箭头，来反指土地，从中搓出泥丸或者挖出石子进行发射，这样一系列的意义表达，非象形所能胜任。会意字有三个，分别是：“断”，由丝绳和斧斤组成；“续”，由丝线、器皿和钱财组成；“逐”，由脚步和走兽组成。三者均是在不同图形间建立联系，用以暗示可能发生的动作。指事和会意，凸显了汉字的涵义之美。

在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形声出场时间最晚，它汲取了图形表意的精髓，融入了语音的功能，从而方便造字，增强了汉字对主客观事情的表现力，又保证了形体不至于过分繁复。《弹歌》中虽无形声，却关系紧密。如“`（肉）”专指飞禽走兽，形声造出专指人的“肌”，就是表意功能的充实和细化；如会意字“逐”，其追赶的“豕”是象形字，将捕获的猎物捆绑起来就成了指事字“X”，当濒死的猎物绝望挣扎时，“豕”则简化为偏旁，衍生出形声字“狂”。随着语音对造字的大量介入，平仄、四声逐渐成型，在进一步区分字义，扩大表意功能的同时，使汉字在编排组合中产生抑扬顿挫的韵律美感。

三、文本之美：以《虞美人》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虞美人》以珠围翠绕之表，包裹凄清苦痛之里，如泣如诉，似悲实美。文本之美，无论重形还是写意，无论绮艳还是素朴，都离不开琢磨之功。

先说“琢”，即词句的雕琢。单个汉字的表意功能已经非常丰富，而词句是由若干汉字叠加，便具有了无限的意义生成空间。从最简单的汉字组合方式来说，如修饰，“雕栏”和“玉砌”，将原本普通的木头砖石赋予了华丽的装饰，从生活中提炼出艺术的美来；稍复杂些，如互文，“春花秋月”，以“春秋”来观照“花”和“月”，映衬出岁月的悠长变迁；再繁复些，以“何时了”来进行完整的情绪表达，表现出对禁锢生涯的不耐与苦闷。遣词造句虽不是汉语独有，但这般精工细作之后又显得浑然天成，“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地硬凑起来，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其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3]，汉语最擅长此道。

再说“磨”。如果说词句的雕琢是物理作用的话，那么，句与句、层与层间的搭配磨合，便可以产生化学反应。“春花秋月何时了”，至多是一句寻常的牢骚，遥想“雕栏玉砌应犹在”，情感有了寄托，意境立刻升华了；从“了”到“少”，从“风”到“中”，从“在”到“改”，从“愁”到“流”，句子间的两两押韵，让原本冰冷无情的客观景物在韵律的抚摸中悄然融化；句子间抑扬顿挫的音调对比、错落有致的句式搭配、如歌如画的声画关系、自问自答的逻辑结构，将作家的独特气质液化为流淌的情感，段落间情景关系、时空关系和总分关系，则是将作者四溢的情感凝固成有机体，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文本的琢磨与繁简无关。修辞的繁丽能使文章婉转多姿，情深意重，修辞的简约能使文章空灵广阔，气韵生动，都须对文字有着精到的把握。杜牧的七绝《清明》本已素朴，被精简为五绝之后，“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仍是叫绝之作。这首《虞美人》应属繁丽之美，在做了更大幅度的简化之后，“何时了？知多少。问东风，月明中。雕栏在，朱颜改。几多愁，似水流”，却也不失简约之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宽容度，是汉语文本的气质所在。

四、意蕴之美：以《再别康桥》为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汉语语境下文学创作的高度，由意蕴的厚度来决定。这首《再别康桥》之所以脍炙人口，历久难忘，在于其精致考究的词藻格律背后，蕴涵着从情感、风格到文化的层层升华。

诗中流露的情感可由浅到深分为三层。最浅表的，是对剑桥柔波旖旎、星辉静谧的不舍离愁；深一层的，是对逝去恋情、物是人非的忧伤感怀；最深层的，是对青春不再、年华老去的人生嗟叹。写作让人沉静，阅读使人温和，文学能让人的种种情绪得到理性地宣泄，这种自我节制、层层抒发的情绪，散发出中庸的和谐美感。

情感会因主体的不同、时光的变迁或对象的转换而改变，产生迥异的行文风格。从题目可以看出，作者不是第一次告别剑桥。早在六年前的1922年，徐志摩结束留学生涯之际，深情写下了一首《康桥再会吧》，用细碎铺陈的方式，记录剑桥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心路历程，虽有离愁，更多却是青春豪迈的壮志情怀。岁月沧桑，再次回到剑桥的诗人，简洁凝练的笔触背后，是强忍悲伤的故作潇洒，是归于平淡的成熟智慧。风格由情感汇聚、提炼而成，情感愈真挚，汇炼出的风格愈美好。

有趣的是，徐志摩只写下了英文版的《再别康桥》，我们所熟知的中文版却非他所译。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能从中发现汉英语言文化的些许差异。例如原文中的“the floating-heart growing sludge”一句，在中文版里被译成了“软泥上的青荇”，“sludge”原意为污泥、烂泥，英文诗可以毫不介意地用来它构筑意象，但汉语诗讲求用字的音色、形态、意蕴三者皆美，因而翻译成“软泥”，更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当然，文化间也不乏共通之处，例如对美的理解和描述上，全诗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来描绘剑桥晚景，不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特征吗？在差异和互通的张力作用下，作家的身份阅历和人生体验被淋漓展现，文化之美也油然而生。

汉字生生不息的生命长度、文本海纳百川的胸怀宽度、意蕴深厚绵邈的阐释高度，构成了汉语文学的大美空间。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艺起源于劳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读[J].文学评论，2015，（02）：22-30.

〔2〕班吉庆.汉字学纲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