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2 21:39:22
1、我从没要求过，美丽给我你的一生。如果能在开满了樱花的异域，或是落了一地的雪山上与你相遇。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那么，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
2、听着这委婉动人的旋律，想起我们最美丽的相遇！今生能在手机短信上遇到你，是我今生最美丽的相遇。
3、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偶尔做做梦，然后，开始日复一日的奔波，淹没在这喧嚣的城市里。
4、相遇，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名词。于这茫茫人海中，于这网海茫茫中，每天有多少的相遇擦肩而过，每天又有多少的匆匆擦肩而过。
5、或许，我们的相遇注定只是今生的擦肩而过，就像某个特定的镜头里，上演了某个特定的情节，而本该彼此相爱的归宿到最后却变成了彼此的麻木。
6、自从有了你，我的心中有太多的牵挂；自从有了你，我的生活不再孤单；自从有了你，我的生命从此多姿多彩，你是我今生最美丽的相遇。
7、永远，永远都只是一场永远。或许，还只是一个梦和期待而已。能够拥有着了，才是今生相遇后的最美。
8、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不会相信，有一种人可以百看不厌，有一种人一认识就觉得温馨。
9、我喜欢那样的缘份，尤如那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梦一样，明明知道你已为我拔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象你我才初次相遇。
10、不期然的相遇，时空的交汇只在此时此刻，凝滞，似乎追随，只需瞬时。
11、在相遇时，我们早已错过了人生中最美的花期！()错的时间，对的人，注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12、这一次相遇，美得彻骨，美得震颤，美得孤绝，美得惊艳。
13、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故事的结局是否还会被所谓的曾经而支配？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命运的是否还会运行着最原始的轨迹？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未来的日子里是否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如果了？
14、如果可以，我愿在这场相遇的某一个时刻，在你美丽的一生中，向你借一天。只为了，只为了感受你真实的存在。
[关键词]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变与不变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3-0005-03
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抓住机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随着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再次走到了关键节点。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久久不散，美国“重返亚太”，周边关系紧张，人口、资源、环境压力骤增……有人产生怀疑：中国是不是还处于战略机遇期？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上述重要论断集中回答了如何看待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大问题，为我们抓住和用好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指明了方向。
一、何谓“战略机遇期”
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战略机遇期”一词最早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报告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通常是指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够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和契机的，并对其国际地位、历史轨迹等产生长远和深刻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从我国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推进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一）抓住战略机遇期的世界经验。发展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15至17世纪，葡萄牙等国把握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契机，发挥航海强国的优势，率先经济崛起。进入18世纪，英国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依靠其率先建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模型和制度文明，强势超越葡西，扩张为“日不落帝国”。此后，英国霸权地位受到德美等国挑战，虽在19世纪仍保持霸权地位，但其势已不如前。20世纪初，美德抓住电气等技术上的创新，成功“逆袭”。掌握先进科技创新能力、并在二战中大发横财的美国随之登场。战后美国在以原子能、电子信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中继续把握先机，国家实力至今无敌。英国却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逐渐式微，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主角之位。彼时，在地球的东方，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规模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当欧洲列强入侵和爪分中国之时，日本抓住崛起的时间窗口，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几百年来主要大国的强弱交叠，构成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的复杂变迁。虽然这些国家崛起之时的具体举措各有不同，但共同点昭然：发现事关国运的关键节点，并具有远见地抓住发展机遇，运筹科技、制度、国际关系等因素，作出合乎时局变迁的重大战略谋篇布局。
（二）中国曾经错失三次战略机遇期。或因自身封闭保守，或因未能因应变局，中国自15世纪以来，错失了三次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是15世纪的明朝中叶，第二次是19世纪的清朝末叶，第三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0年前的中国，在全球性的战略机遇期到来之际，虽有走向世界并开发世界之力，却无拥抱世界之心。郑和七下西洋，最早走向外部世界。后因皇帝下诏，命令以郑和为首的船队班师回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走向了内向型发展之路。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力图改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但由于政府的保守和打压，中国洋务运动和失败。二战结束后，我们未能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加之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严重分裂，结果中国又一次封闭了自己。
（三）我们党紧紧抓住了新的战略机遇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后百废待兴的国内形势，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展示了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推进国家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意愿。与此同时，透过美苏两家的激烈争夺，邓小平综合分析国际战略形势，敏锐地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这一系列战略论断，为我国成功抓住战略机遇、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过去10年我国经济总量从12万亿元增加到47万亿元，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连续赶超意、英、法、德、日五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罕见的“中国速度”背后，是深谋远虑的“中国智慧”。把握战略机遇期，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在发展实践中，又加深了对战略机遇的认识。这10年，我们认清形势，敢为人先，不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频出拉动增长的“大动作”，频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手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上了新境界。面对机遇，要抢抓。机遇与挑战常常相伴相生，只有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才能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更加扑朔迷离、更加起伏跌宕。从华尔街金融风暴到欧洲债务困境，西方发达国家遭受数十年未遇的经济危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深层次改革面临重重困难；中东地区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政治洗牌和社会动荡。同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客观上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压力；国际舆论中对华负面情绪上升，各种版本的“中国”、“中国强硬论”乃至 “中国崩溃论”等不时泛起；南海、争端等对中国领土构成挑战。
（一）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变”。日益严峻的世界局势以及前所未有的周边环境挑战，是否意味着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会消融为一厢情愿的幻影？的确，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变。在第一个10年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西方国家社会稳定、民生富庶，能够大量消化中国产品。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繁荣不再，而三大经济火车头的同时熄灭，使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度下降，转而对中国资金的依赖度上升。中国经济的外部增长源发生了变化。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在变。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心锁定中东，第一目标是反恐，因此华盛顿没有更多时间与力量来顾及亚太。如今，美国战略重心向东亚、向西太平洋转移，其首要战略目标也重新定位为应对潜在大国威胁。美国一系列变化将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邻国看待中国的心态在变。过去，本地区国家“平视”中国，对中国的担心与猜疑比较少，中国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差距不大，而日、韩更是遥遥领先。亚洲普遍认为，中国上升为亚洲主导力量还需时日。如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忧虑明显上升。亚洲邻国的这种战略担忧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结合，中国周边遇到的困难比以往多了。
（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不变”。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很不安宁，但“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在一系列变化中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发展有利的“不变”。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并没变。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将继续释放出巨大能量，国内新“四化”进程推动大发展格局没变。改革的红利、技术变革的红利在未来一二十年将会更加凸显。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愿望和首创精神没变。在深圳视察时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顺应人民期待，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就完全可成为抓住并切实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力量。
三、中国如何在新起点上延续战略机遇
回望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历历在目。曾错失数十年中的若干发展机遇，亦曾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功把握机遇，形成了后发优势，一举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告诫我们：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也不要被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吓倒，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当然，承认“战略机遇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唾手而得。最重要的还在于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国家利益，主动寻找机遇、及时发现机遇、娴熟运作机遇、全力延拓机遇，将战略机遇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战略现实，转化为发展成果，转化为全球影响力。
（一）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国梦”，增强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现在中国强大了，似乎很多国际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可为何感觉中国却遭遇那么多国际纠纷甚至明目张胆的挑衅？明明是中国放低身段同各国打交道，遇到纷争也往往选择后发制人，但仍被一些国际舆论歪曲为“咄咄逼人”、“富有挑衅性”，难道中国成了“弱小时挨打，强大时挨骂”？在国内，蓬勃发展难掩层出不穷的问题，似乎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一些国民有种挫折感，出现一种烦恼。同当今其他大国相比，两个“前所未有”并存，是我国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决定的，显得十分独特。“两个前所未有”决定了我国正处于“成长中的烦恼”。我们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识，妥善处理各种风险挑战；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坚持中央既定的内外大政方针不动摇。
（二）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在深圳考察时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如能成功推进改革创新，中国将持续过去几十年的良性轨道，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黄金时期；倘若迟疑，抑或无作为、乱作为，则将痛失机遇期，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或衰退，乃至影响社会稳定。无疑，能否将战略机遇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有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抓住机遇，推动变革，有魄力直面阻碍改革的各种障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动荡中求得持续的发展，更毋论保障和提升民生。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系统配套的措施，融解多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并提前做好政策储备，应对不断扩大的城市人口，保障社会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营造有利于中国的战略态势。党的十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深刻指出：“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的发展，对他国、对世界决不是挑战和威胁。中国决不会称霸，决不搞扩张。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就越有利。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中国扎实推进同各国的务实合作，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二个10年中，国际上大国关系还是关键，特别是对美关系，需要我们精心把握。随着奥巴马总统成功连任，我们面临应对美国对华战略上既互信又互疑、外交上既接触又孤立、经济上既竞争又合作、贸易上既开放又保护的复杂任务，中美关系也可能呈现交往与合作更加密切、摩擦与纠纷更加频繁、总体稳定而局部震荡的复杂特点。面对如此复杂态势，就要“两手对两手”。他们对中国是“两手”，我们对他们也是“两手”。简而言之，一手是在对外关系上全方位地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共同利益，逐步构建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利益汇合点或利益共同体；另一手是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求团结，以预判、预警、预备的危机管理求安全。
对于任何国家和个人，但凡有追求，都会面临着种种机遇和挑战，如何加以把握和应对，选择就弥足珍贵。在新的10年，只要我们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够抓住和用好机遇，化挑战为机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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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逻辑，似乎80后是很悲催的，但有时候笔者想，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这一代人的机遇，60后也有很多人错过他们那一代人的机遇，70后也有很多人错过，真正把握住的人永远都是少数，80后也同样具备80后的历史机遇，只是我们很多人还很懵懂，没有察觉而已。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等90后走上属于他们的年代时，他们的大多数也发出像我们一样的感叹，所以当下，身处投资市场的80后更应当抓紧时间武装自己的专业性，而不是去哀叹或伤春悲秋。
在本周谈期货投资机遇之前，我们首先来梳理下当前宏观环境：在笔者看来，世界经济在金融海啸后，已经开始出现了许多转变，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分悲观，可笔者却不这么认为，随着其他经济体渐次进入衰退期，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实力和增长潜力反而会开始凸显，80年代全球最大型的商业银行由美资垄断，90年代是日资，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中资。之后世界又将如何？笔者估计将是美资或中资商业银行的天下。当然，如果我们单看逻辑，中资商业银行的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当我们留意到美资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策略和影响力，特别是将自己的风险转嫁给全世界时，这种资本霸主的地位，笔者相信在未来5年也难有国家能超越。
在目前很多国家与国家之间敏感问题上，中美双方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剑拔弩张，而是走向合作和互助，中国国内的市场是美国垂涎已久的，我们看到，目前美国利率已经是历史最低，下面空间已经没有，只有延长或上升的选择，尽管资金成本仍然如此低水平，但美国经济依然没有显著的复苏，在一个已经发展到高端的经济体中想要寻求飞速的发展显然已经不太可能，而这种经济增长的潜在目标自然而然会转向中国市场。
目前来看，中国内需市场还很小，消费只占GDP不到40％的比例，而同期的美国已超过70％，可见，中国内需市场的潜力仍然巨大。而一旦如果中国市场打开，社会收入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有所缓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笔者想无疑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推动，中国股市可能迎来一次历史性机遇，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当前工业品，黄金、原油等的下跌，无不在朝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所希望的步伐迈进，相信，这只是捋顺经济发展的前奏，当这些障碍扫清，投资股指期货应当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曾经，不管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都觉得他们的相遇很美好。直到我遇见你的那瞬间，我才发现，他们的相遇并不算什么。世界在这一瞬间变得那么美丽，时间却在瞬间凝固了。我只是一个在平凡世界里平凡生活的平凡少年。只因遇见你，一切开始变得不平凡。曾经在我眼中灰白色的世界，开始天上色彩；单调无味的生活，开始充满乐趣和期待；平凡的我，开始改变自己。自从遇见你，未曾闭上过双眸，怕错过下一次的相遇；没有停止过寻觅，怕忘记那一瞬的暮然回首。我开始在初遇的地点守候、迷茫。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指南针，因为在行走的道路上，我们往往会迷失方向。而你，就是我的指南针，为我指引方向，不再迷茫。转角的擦肩而语，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的世界从那开始变得美丽。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承载着美丽的你的眼神，它才变得美丽。我遇见你的那一瞬间的心情，就像烟花盛会，不听地爆炸，在天空尽头绽放美丽。虽然烟花只会绽放一秒，但那是绚烂；岁月只会不停变迁，但没有终点。就算下一秒个安天涯，我也要让你我相遇的那一瞬间在这一秒绵延、绽放。
浙江台州椒江区椒江育英学校高二:鬼?灬?翔
为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中国从1955年开始先后与一批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双边经贸条约,如通商航海条约、贸易协定、贸易与支付协定等,主要使用最惠国待遇条款。从1970年开始,中国逐步同发达国家签订最惠国待遇条约。1979年7月7日,中美两国根据建交联合公报的精神,在平等互利和非歧视的基础上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协定》共10条,主要规定了最惠国待遇适用于:(1)进出口、转口、过境货物的关税和各种费用及其征收的规章、手续和程序;(2)进出口货物的报关、过境、仓储和转运的规章、手续和程序;(3)对进出口货物或劳务所征收的国内税、费;(4)进口货物在国内销售、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所适用的一切法律、规章和要求;(5)发放进出口许可证的手续;(6)进口数量限制的放宽;(7)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活动的便利条件;(8)商号、公司和贸易组织在另一方进行业务活动所提供的各种便利和代表机构的设立;(9)上述主体进行金融、财务、货币和银行交易时尽可能提供优惠和便利等。
中美最惠国待遇既适用于货物贸易以及有关的活动方面,也适用于金融、劳务等服务贸易方面,还适用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协定》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但是,按照《协定》第10条第(1)、(3)款的规定,协定初始有效期只有3年,且规定了缔约一方基于国内法的原因可以中止协定或协定任何部分的实施。美国《1974年贸易法》存在“对限制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得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美国为了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1980年决定对中国豁免适用上述条款,但必须每年办理继续延长豁免的法律手续,其程序是:由美国总统在每年7月豁免期满的前30天,决定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通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可以作出决定以简单多数票否定总统的决定;总统可以否定两院的决定;两院以2/3多数票仍可以否定总统的决定。
协定生效以来,美国每年审议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只是履行手续而已,中美贸易有很大的增长,如1972年中美贸易额只有1288万美元,1979年增长为24.5亿美元,1989年增至123亿美元。①但是,1989年的“”和东欧剧变以来,以及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国会每年在审议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借口中国的人权、出口军火、对美国的贸易盈余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1993年6月2日,布什总统宣布继续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参、众两院先是相继通过议案否定布什的决定,在中国和美国对华贸易企业及友好人士的强烈反对下,9月22日又通过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和武器控制”条件的折中议案;9月28日,布什否定了两院有条件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9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345:74票否定了总统的决定,但参议院举行投票时,是59:40票,未能达到2/3多数票否定总统的决定。
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审议《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所确定的最惠国待遇,没有法理根据。
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是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在现代条约实践中,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限于有关领事职权和豁免的协定中,而在国际经贸协定中一般都采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重大的多边贸易条约,都确认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石。美国在历史上曾采用过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但在1923年以后已放弃使用;即使是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也是以经济义务作为条件。②而美国以“市场经济、人权、武器控制”等政治条件作为审议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标准,这种做法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也将对国际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近几年来,美国以取消或附条件给予最惠国待遇向中国施压,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背景。不给最惠国待遇,当然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但对美国也利害攸关. ③
1.美国将失去在中国的部分市场。从1979年起,美国一直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996年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此外,向中国的出口业务为美国人提供了30万个就业机会。若取消最惠国待遇,按照对等原则,中国将提高美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从而削弱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2.近几年来,中国是美国的第贸易伙伴,1995年上升至第五位。从中国的进口将为近40万个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美国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几百亿美元的商品,其中大部分是消费品。据美方统计,中国玩具、成衣和鞋类分别占美国人消费量的30%、14%和10%左右,非最惠国待遇关税将使美国消费者多支出40亿美元。
3.截至1996年,美国投资在中国所吸引的外资中居于第二位,投资项目22240个,协议金额352亿美元。这些美商投资企业有些原材料来自美国或产品返销美国。若取消最惠国待遇,这些原材料和产品的进出口都将受到阻碍,美国的在华投资将受到严重打击。
4.据统计,中美经香港转口贸易额每年达千亿港元,美国在港有900多家企业与祖国大陆有经贸关系。此外,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间接贸易近年已达300多亿美元,其中也有美资在台企业对华贸易。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使美国在港台利益受到损失。
5.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在持续稳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深入改革开放的的宏伟目标,中国也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市场潜力大,也将更加开放,中美经济贸易具有互利性和互补性,有着广阔合作前景。这对于存在巨大贸易逆差,经济上受到欧、日竞争压力的美国来说,不能不慎重考虑。
为了缓解矛盾,从1990年起,中国连续几年派出采购团赴美,采购了100多亿美元的商品。1992年10月,中美双方达成《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国就外贸体制改革、法律的透明度、降低关税、减少进口许可证和进口审批手续等方面作出了承诺。在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检疫方面,就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放宽了限制;在贸易体制及其透明度上,中国1993年了《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告》,专门刊登对外经贸管理法规,并清理、公布了全部原有内部管理文件,公开废止了744件;进一步放宽了进口限制,到1995年已取消了协议项下826个税号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控制;从1996年4月起,大幅度降低关税,涉及4000多个税号,平均关税水平从35.3%降至23%,并宣布在2000年降至15%;分阶段取消非关税壁垒,所涉商品从1274种降至384种;1996年颁布的《外汇管理条例》规定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国内商业、金融、保险、外贸等服务领域开始对外开放。
总之,取消或附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美都不利,因此1994年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把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美国应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修改或取消每年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的规定。中国也将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关贸总协定规定了无条件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可以利用多边贸易机制维护自己的利益。
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中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开始是在两国建交后,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建交到1992年1月前为第一阶段,此后为第二阶段。
《协定》第6条规定:缔约双方应根据各自的法律并适当考虑国际做法,采取适当措施,对缔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的专利、商标和版权给予保护。这种保护应与缔约一方给予缔约他方的此类保护相适应。
《协定》就第一阶段的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确定了几个法律原则:(1)国内法原则或地域保护原则,即协定规定的“根据各自的法律”。这样措词虽然尊重了国家,但对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提出了要求。(2)互惠原则或对等原则,即“这种保护应与缔约一方给予缔约他方的此类保护相适应”。这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提出了较高要求。(3)参照国际惯例原则,即“适当考虑国际做法”,然而,这一规定容易引起争议。
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各州即通过普通法或州立法开始保护知识产权。1790年美国联邦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和第一部版权法,1890年颁布了第一部商标法。这些立法不断修改或重新颁布,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④此外,美国也参加了有关条约。因此,按照协定,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可以根据这些法律和条约在美国申请和享有知识产权并获得保护。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美建交时,基本上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也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更没有参加任何有关条约。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切实履行了协定的义务,中国为保护知识产权而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参加的条约主要有:
法律、法规、条约名称颁布(签订)日期生效(加入)日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2年8月23日198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1983年3月10日1983年3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3月12日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1985年1月19日198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199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1991年5月30日1991年6月1日《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1年6月4日1991年10月1日《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年7月14日1980年3月《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3月20日1984年12月19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891年4月14日1989年7月14日《关于保护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1990年参与缔结
此外,中国设立了商标局、专利局、版权局,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也作了划分。可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美国人的知识产权可以根据上述法律和条约在中国得到保护。
总之,在第一阶段,由于《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没有实体性规定,中国又没有参加另一些知识产权公约,如版权方面的公约,中美两国国内法上的保护差距又较大,因此美国时有微词。
如前所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也为了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加强其打开市场的措施,包括众所周知的所谓“301条款”。⑤美国认为,中国在药品、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版权(特别是计算机软件、商业秘密)等方面,对美国人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因此美国于1991年4月根据其贸易法的“特殊301条款”,将中国列入需要优先调查的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名单。1991年11月再次列入,宣布了15亿美元的报复清单,宣称如果在1992年1月16日达不成协议,则实行单方面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开始了艰难的谈判。1992年1月17日,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共7条。
在该协议中,中国承诺:
1.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并尽力使之于1993年1月1日生效:(1)修改第25条,将一切化学发明,包括药品和农用化学品列为可以获得专利的发明,无论发明的是产品还是方法。(2)将发明专利的保护期改为20年。(3)关于强制许可,备忘录基本上予以肯定,但规定了8点限制:在颁发强制许可证之前,应当证明被许可人曾在合理的商业条件下向专利权人提出过要求,并在合理的时间内未能获准,包括政府在通常情况下使用美国人的专利,也应遵守上述规则,但在紧急状态或为公共利益情况下,则无须上述证明,但应尽快通知专利权人;这种使用的范围和期限应以强制许可的目的为限;这种强制许可应当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国内市场;强制许可的情势消失或难以再次出现,则强制许可应撤销,但须保护被许可人的合法利益;使用人应付给专利权人充足的使用费,若该使用费是由专利局决定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或更高主管机构的独立复审;当事人可以将有关强制许可的决定提请上述审查或复审;如强制许可是为纠正限制竞争的行为,并为法院或行政机构的审查所肯定,则上述第一点和第三点的规定可不适用;关于《专利法》第53条规定的后一专利的实施依赖于前一专利的实施的情况,备忘录规定,后一专利必须在能带来重大的技术进步并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时,才可颁发强制许可,前一专利权人有权获得交叉许可证,后一专利权人对前一专利不得单独转让。
1992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修改《专利法》的决定,除承诺的修改外,还作了如下修改:(1)第25条规定食品、饮料和调味品发明等也可授予专利;(2)第45条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为10年;(3)第11条规定专利权人的权利扩及阻止他人未经许可而进口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或进口依照其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4)第50条规定撤销专利权或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不具有追溯力;但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损失,则应给予赔偿;不具溯及力的结果显失公平,已经支付的使用费或转让费应全部或部分返还。(5)没有规定强制专利权人必须自己实施或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但专利局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给予申请人实施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许可。
2.对于美国的某些药品和化学产品的发明在中国给予行政保护:(1)保护对象须符合下述条件:即是药品或农用化学品的产品发明;须在《专利法》修改前不受专利法保护;须是自1986年1月1日起至1992年12月31日止这段时间在美国获得专利权的发明;未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过。(2)保护期限自当事人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行政保护证书之日起7年半。中国自1993年1月1日起开始受理美国人的有关申请。
关于行政保护,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1)这里“美国的”一词可以有多种解释,如依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或由美国专利局授予的专利,可以有多种标准。第一种解释较为合理。(2)我国《专利法》修改生效后,中国专利局可以对美国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但美国人申请行政保护,中国当局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这与《巴黎公约》规定的独立原则不一致。(3)行政保护是临时措施,并且行政保护的对象是受美国专利法保护的专利,所以,尽管备忘录规定了行政保护期限,但依美国法失效的专利则不受中国的行政保护,因为行政保护的依据不是《巴黎公约》的独立原则。(4)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前,利用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无法律责任,但《伯尔尼公约》有追溯力;公约也未将计算机软件列为文学艺术作品,但备忘录规定中国将把它视为公约规定的文学艺术作品。
3.在1992年6月30日之前使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议案在人大通过,并使公约最迟于1992年10月15日对中国生效;在1993年2月1日前,使加入《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其唱片被擅自复制日内瓦公约》的议案在人大通过,并使之最迟于1993年6月1日对中国生效;中国将制定实施备忘录及两公约的新法规,以使中国的立法与这些条约相一致。
1992年7月10日和30日,中国分别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三个月后公约对中国生效。加入后一公约是中国的主动行为,后一公约的保护水平比前一公约低,但成员国不完全一样。
4.根据《巴黎公约》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对商业秘密给予保护,制止对商业秘密的非法披露、获取、使用。中国应于1993年7月1日前向人大提交商业秘密保护法草案,并力争该法于1994年1月1日前通过和施行。事实上,届时中国只在1993年9月2日、1993年12月1日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和第25条作出了规定。
5.制定有效的办法和救济措施,以防止和阻止在国内和边境上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同时,也应防止滥用这些办法和救济措施,避免对合法贸易造成障碍。
在该协议中,美国承诺:
1.终止依据美国贸易法的“特殊301条款”对中国进行的调查,并将中国从需优先调查的名单上取消。
2.针对中国的上述5点承诺,美国也作同样承诺。
3.美国将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人及其作品依照美国版权法得到保护。
4.如果美国加入一个公约,该公约专利保护期为20年的话,美国将修改其专利法。
应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展显著,但美方仍不满意。1994年6月30日,美国再次将中国列入名单,虽然经过七轮磋商,所涉包括商标、专利、版权、海关边境保护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协调指导机构的设置、查处侵权等问题,美国仍于1994年12月31日单方面宣布了总值28亿美元的报复清单,导致1995年1月28日谈判破裂。尽管中国作了很大让步,包括国务院发出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通知,并把1995年1月1日至8月31日作为重点执法期,美国还是在1995年2月4日公布了10.8亿美元的最后报复清单,2月26日可以自动生效。美国要求:(1)中国立即关闭29个CD厂家,每周打击两次侵权行为并向美国报告,直到美国满意为止;(2)修改民法,对涉外案件的一审期限改为与中国人一样6个月;(3)修改诉讼费的收取办法,变按比例收取为固定费用;(4)取消涉外商标;(5)国家版权局对国家机关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调查,向美国报告中国政府购买计算机软件的情况;(6)全面的市场准入、建立独资出版社和侦探所等;(7)每季度向美国报告一次中国查处侵权的情况;(8)立即授予各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搜查、没收、销毁侵权产品和设备的权利。
在最后清单生效前,中美经过艰苦的谈判,中方向美方全面介绍了“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外经贸部部长吴仪与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在2月26日以前以换函的形式达成中美知识产权协议,1995年3月11日签署协议。
该协议主要有6点内容:1.两国承诺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并同意将此提供给各自的国民。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在缥缈的网络认识你是个美丽的际遇。我以纷乱的文字书写着纷纷扬扬的思绪，以水的纯净濯洗着文字，你以汉字的辽远透视诗篇，我们在一方文字的静寂中彼此灿然而笑，那些红尘，喧嚣，世俗已缓缓远离。其实，在那样的秋日相遇，那个红枫如染的时节，因为你的出现，而增添了花的芬芳，风的和煦，飘叶的从容，归燕的欢歌。在蓝色的屏幕前，在手指的起落间，问一句“你还好吗？”，道一声“晚安！”，那些美好的情愫，如夏日池中盛放的荷莲，那样清纯，那样磊落，如我这般浅浅的轻笑，没有任何企图杂念，却带来无数的温馨和缱绻。
微风中，一片绿色的叶子悠然落下，跌落于我的脚边。从来只喜欢春叶的青翠，秋叶的红艳，却从未曾留意落叶的悲哀。那些辉煌，那些和风的吟唱，都如过眼云烟，将在淡淡的泥香里消融。其实，偶然而遇的你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走在疲惫的路上，一生擦肩而过的人很多。在路上相遇，有的人在你离开后远远的顾盼你，有的却让你回首。你曾经说，是缘份让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相遇。是的，很多很多的人和一个曾经是陌生的人有过短暂的对话和牵手，也有很多根本就没有牵过手，也没有见过面，但魂牵梦萦的感觉却有了。缘像一朵稍纵即逝的云，在你仰首间，留给你如诗的遐想，如画的美丽，如烟的缥缈，如雪的轻盈，如水的纯净……岁月匆匆，花开了又落，叶绿了又黄，曾经的相识，注定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曾经的相知，注定是一种情感的难舍。冥冥之中注定的这份缘，让相隔遥远的你我相遇，从此我的记忆，再也抹不去你的影子。思念为你而生，记忆也为你沉淀堆砌。思念，似潺潺溪水，静静的流泻不停。思念的脚步于千山万水间不断的翻越，多少期盼，多少忆念。如果生活真的有永远，我愿意一生珍藏你的记忆，如果记忆真的能永恒，我愿意收藏你的影子伴随我一生。即使你哪一天如落叶般飘然离去，我也会静若枝头的黄莺，作一生无悔的等候。
CD机里又传出那曲温婉的《高山流水》，在叮咚的琴声中，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关于伯牙鼓琴的美丽典故。相传伯牙擅鼓琴，而钟子期擅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江河！”。后来钟子期早亡，伯牙知悉后，在他的坟前抚了最后一支曲子，然后尽断琴弦，终生不复鼓琴。感动于这份挚诚的情谊，也曾在Email上跟你浅谈过此典故，敞开的心扉在键盘上交流，在文字的你来我往中，盈溢着浓浓的情谊。你如子期听伯牙鼓琴一般，缄默如山顶的那颗劲松，静静的聆听我的吟唱，你的微笑如一缕清风，拂去我心间缕缕哀伤丝丝愁绪。
日子如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我在岁月的河流中浮浮沉沉，在梦想的小舟上张帆扬浆，在阳光雨露中笑靥如花，这一路上，因为有了你的陪伴，我的生活融入了更多的活力。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活在你的欢笑和泪水中，活在你寒冬季节拼命想要燃起的篝火间，活在你记忆的深处。于我，你便是那扣响柴扉的过客，敲醒我这朵沉睡千年的雪莲，你的目光像春日明媚的阳光，注定我将沐浴着这种温暖永生不再寂寞。
还记得否？我的那句签名：
??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真心，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让爱洒满人间！
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在次贷危机，本质是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偏差，根源在政府与市场“双失灵”。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对中国的影响还在加深，因为中国现在出口值占GDP38%以上，在美国、日本、欧元区的出口值占我国总出口60%以上。
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方面，开放与管制各有利弊，过度开放或者过度管制都不足取，关键是要把握好度；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但同时要注意处理好眼前和长远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面对资产泡沫破灭，货币政策如何作为，关键是要在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只要把握好度，我国完全有可能转“危”为“机”，使这次金融危机像上次亚洲金融危机那样，成为提高国际经济和金融地位的新机遇。
金融危机发展十大趋势
学术界对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十个预测”：
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已经到了向实体经济全面扩散阶段，全球经济衰退与萧条的时代正在来临。
二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破坏最大、危害最久的危机，对世界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三是由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中存在1：30的信用杠杆率，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过程将会相当漫长、相当复杂也相当痛苦。
四是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正发生方向性调整，不再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去救助实体经济，将对正陷于困境的银行与金融机构造成重大冲击，会有更多的银行出现破产或倒闭，到头来很可能还得由市场来自行化解危机。
五是从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转化是一个全面性与世界性的过程，第一阶段是过度消费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二阶段是过度生产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三阶段是过度资源供应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消费―生产―资源供应的因果链条将发生全面断裂，10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把整个世界经济联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
六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会交互作用，美国股市很可能会跌到5000点左右，全球主要股市至少还有30％以上的下跌空间。
七是全球主要商品市场的大熊市将持续3年以上时间，世界经济未来3年内所面临的将不是通胀威胁而是通缩危险。
八是黄金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黄金的保值功能将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而逐步丧失。
九是美元坚挺是一个暂时现象，虽然现阶段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增大了对美元的需求，但美元泛滥对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就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美元的走势会呈现短期跌不深、中期涨不高、长期不看好的基本态势。
十是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之中的中国股市正处于下降通道，牛市不是渐行渐近而是渐行渐远，只要在大小非问题上不能找到突破性与突围性的思路，中国股市就很难走出熊市而出现反转，2009―2010年将更为困难。
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普遍认为，这场罕见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两大历史性机遇”：一是迈向成熟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机遇；二是给予了我国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机遇。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面临“六大机遇”：国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机遇；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吸引国际投资面临的机遇；吸纳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务面临的机遇；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面临的机遇；吸取经验教训面临的机遇。
同时，在“领域”里存在着发展机遇：海外投资，低门槛、机会多；进口成本低，如石油、铜铁、关键技术、战略资源、短缺类商品等价格低；金融证券保险业，我国半封闭，损失小，可以进行大力创新；房地产业，海外投资者抛售抽资，留下资源空间，可进一步规范市场；旅游业，影响很深，恢复也快，居民出国便利；劳动就业，促进创新带动就业，同时引进海外人才；经济增长，投资推动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地位明显提高，游戏规则考虑中国因素更多了。
对策与建议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注意“九个加快”。
加快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美国）之前，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纽约逐渐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体系内亦有很大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前途光明。
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出现重大问题，人民币正迎来重大的历史性机会。
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对我国而言，不要被目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吓倒了，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依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当然，监管也要跟上。
加快公司治理进程。华尔街五大投行在上市之前都是合伙制企业，在上市之后，合伙制时候的薪酬制度保留了下来，但公司治理却没有跟上，导致管理层的冒进式创新，因此在金融市场化推进的同时，亦要重视公司治理的改善。
加快改进货币流动性的观测方法。货币是可交易的信用，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的链条在拉长，传统的货币观测方法要改变。
加快改变货币政策的定位。功能要调整，视野要拓宽，不仅要盯住币值稳定目标，还要重视资本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增长。
加快推进金融杠杆化。不能因为此次危机就一棍子打死杠杆作用，没有杠杆就不是金融了，鼓励金融创新就不能全盘否定金融杠杆，华尔街投行的集体消失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就是金融业的标准杠杆率。
加快金融风险评估。金融工具的多元性和金融机构的多元性依然要存在，对于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要做的是充分揭示风险，而不是完全杜绝。
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这依然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不能因美国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就否定它的价值。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虽不能独善其身，但应该能最快最早走出低谷，2009年全国“保8%”大有希望。
论文关键词： 间接征收；投资自由化；外资管制措施 内容提要： 在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的趋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接受了ICSID的全面管辖权、宽泛的间接征收定义等自由化条款，给国家的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为此，应采取例外规定、限制间接征收等防御性条款，以保障国家基于环境、国家安全等政策的需要对外资实施必要的管制措施。自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条约的内容日趋自由化，研究在BIT中采取适当的防御性规定、避免类似阿根廷不慎放权的教训，是当前我国BITs实践的迫切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规则就呈现出自由化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各资本输入国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修改其国内外资法，取消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提高外资保护标准；另一方面，以美式BITs为代表的自由化程度极高的双边投资条约开始大行其道，其内容陆续为其他国家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多边投资条约所效仿。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或出于吸引外资的需要，在BITs中对发达国家的高标准要求相继作了让步或妥协，有的却在实践中“不慎放权，如潮官司”。而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实践表明，这些自由化内容的投资条约也有贬损国家主权的嫌疑，如在NAFTA体制下，投资争端中有大约60％是由美国投资者对加拿大政府提起的，或者是由加拿大政府对美国政府提起的，某些案例还引起了这些国家各界广泛的关注。自由化的投资条约无疑是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一种限制，因此东道国必须审慎设计一些针对性、防御性的条款，在投资条约自由化和国家主权之间保持平衡。 一、自由化国际投资条约与东道国外资管辖措施的冲突 根据最近国际投资条约的实践及相关案例，笔者认为，对投资条约某些条款的解释存有歧义、某些重要概念范围日益宽泛、投资争端国际仲裁的条件逐步降低等都是引发东道国主权危机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一）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 关于征收的范围，发达国家认为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由于国际投资条约一般都没有对间接征收作出概念界定，而只进行描述性界定，即“间接征收是具有相当于直接征收的效果的措施”，导致在认定间接征收上存在不确定性。20世纪90年代有关征收的文件和实践表明，发达国家在不断扩大征收的外延，例如，OECD多边投资协议（MAI）的谈判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工作报告，报告将与征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解释为：没收、充公、干涉、临时接受、使用和处分投资的方式、干扰、政府管理（即使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到投资的所有权）、强制销售等等，虽然MAI谈判最终流产，但这种宽泛的列举表明了发达国家不断扩大间接征收范围的意图。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NAFTA体制下就发生了投资者频频滥用征收的宽泛定义从而挑战东道国主权的案件，如美国Metalaclad公司诉墨西哥案、美国Ethyl公司诉加拿大案、加拿大Methanex公司诉美国案，这些案例表明东道国基于维护环境、公共健康、经济调整而采取的措施都有可能构成间接征收，给国家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而这一切也是当时作为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大国—美国所始料未及的。 （二）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 在20世纪五六十年生了大量因东道国征收、国有化带来的国际投资争议，其结果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国际仲裁模式应运而生。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代表之作就是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该公约授予东道国以“逐案审批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东道国法律适用”权、“重大安全例外”权，确保东道国主权及管制外资权力不受侵蚀。但是，近年来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弃这四大“安全阀”，赋予外国投资者争议发生后直接出诉权，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被诉次数大为增加。而ICSID仲裁还存在片面维护私人财产权的倾向，倾向于裁决东道国承担责任，而置东道国的经济主权于不顾。 （三）有关公平公正待遇解释的争议 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大都规定有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给予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但是各条约对这一待遇的表述并不相同。美式BITs范本将公平公正待遇与保护和安全、不低于国际法要求等联系起来，使得该待遇的范围十分广泛。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愿将此二者联系。美式BITs的做法为NAFTA所沿袭，在其投资争端案例中，仲裁庭也趋向于对该待遇做出宽泛的解释。 如在引起广泛关注的Matalclad公司诉墨西哥联邦政府案中，Matalclad公司取得墨西哥 联邦政府的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开发的项目许可，但墨西哥Guadalcaza市政当局宣布该项目所在地是为保护稀少的仙人掌而设的“生态地域”，拒绝发建设许可证并阻止Matalclad公司经营。仲裁庭裁定，由于在要求投资者尽力遵守墨西哥联邦政府关于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场地的法律过程中，未能给投资者提供透明和可预见的构架，墨西哥政府违反了第1105条（最低待遇标准）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依据1105条A节的规定，缔约国并不存在向投资者提供透明度的明确义务，习惯国际法上也无东道国透明度义务的要求。所以，该案仲裁庭的裁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人们普遍认为，随意施加给东道国以投资法透明度义务，并将之作为最低待遇标准的要求，加重了东道国在投资法上的义务，而对公平公正待遇包括最低待遇标准的宽泛解释，势必使得东道国的相关管制法规较易于被认定为违反该待遇，这样就会危及到政府对环境管制的权利。在 NAFFA其他几个案例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波普与塔波特公司诉加拿大政府案中，仲裁庭认为，NAFTA“公平公正待遇”的权力是依据国际法享有的待遇一语之外的权利，不受“依据国际法享有的待遇”一语的限制；国际法的限制会使外国投资者获得低于国内投资者的待遇，这种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不一致。而在梅耶公司诉加拿大政府案中，仲裁庭裁定加拿大政府违反NAFFA第1105条（最低待遇标准）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违反国民待遇为基础的，并主张“最低待遇标准”比国民待遇的范围更宽。 笔者认为，在投资条约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抽象、模糊性使得其具有一种宣示、解释缔约方保护投资意愿的作用，一般并不能直接施加给缔约方具体的权利义务。将公平公正待遇与透明度要求、国民待遇、国际法最低标准联系起来，在国际法上没有获得普遍支持，国际法最低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极为不明确的概念，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接受这一概念，更不愿将之作为衡量公平公正待遇的标准、尺码。 NAFFA的投资争端案件中运用上述弹性的概念和要求来界定东道国是否遵守公平公正待遇，并将之作为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索赔的依据，对东道国正常的法律管制措施、正当的外资管辖权利无疑是一种挑战。 （四）其他争议较多的问题 东道国在承担BITs下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义务时，由于涉及的管制措施较多，在判断外国投资者与内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之间是否享有“同等待遇”以及两者是否居于“同类情势”时，需要结合具体事实判断，所以NAFTA下涉及的几个案例都给仲裁庭留下了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引起争议。 对于外国投资者能否依据“保护伞条款”主张东道国违反了合同义务而应承担投资条约下的责任，国际仲裁庭对此看法不一，ICSID仲裁庭在SGS诉巴基斯坦案中认定，东道国巴基斯坦对合同的违反即产生了该协定所规定的“保护伞条款”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最近仲裁庭的裁决反映出对该问题还有不同看法，如EIPaso诉阿根廷案和BP-Pan American诉阿根廷案的仲裁庭判定，美国与阿根廷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保护伞条款不能把任何合同索赔都解释为违反国际法。 二、国际投资条约中防御性条款设置的模式 为避免国家正常的外资管辖措施被认定为是对投资条约的违反，有必要采取一些合适的方法澄清具有争议的条款，结合投资条约的现有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建议，可以在投资条约中考虑设置某些具有“防御性”性质的条款。 （一）例外条款的适用 从投资条约的实践来看，为免除国家基于本国安全、重大利益等采取的外资管辖措施被投资者指责为间接征收并诉至于国际仲裁庭的危险，在条约中设置例外条款是最为直接且运用非常普及的安全阀模式。具体说来采取例外条款有以下几种方式： 1．通过附录规定的例外：许多自由化投资条约在附录中将政府管制措施或者将来可能实施的措施排除在条约规定或某部分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例如中国和西班牙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议定书就规定了国民待遇的例外，对我国任何现存的与国民待遇不符的措施及其延续、修正不适用于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这种例外之下的政府措施非常广泛，它既可以将政府的各种管制措施排除在征收、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等具有潜在威胁国家外资管辖权的条款之外，还可以保证政府维持、实施或将来实施与投资条约不相符合的措施。一般在附录或议定书中规定的例外，涉及的都是在正文中含有自由化内容、需要逐步放宽的措施。 2．在条约正文中，通过专门的章节或专门的条款列举某项或某类政府管制措施作为整个条约适用 的例外：有的条约列举了税收措施、强制许可措施等，如哥伦比亚的范本BIT第2条第4款就规定：本条约的规定不适用于税收措施。可以作为例外的措施还可以包括政府实施的保护环境、劳工、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措施，它相对于上述附录所规定的例外，反映出政府对某些具体政策如环境保护方面等加强管制的意图，或者体现政府需要拥有税收等政策的自由掌控权。 3．以GATT20一般例外为模版的一般例外：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第13条规定：对本条所列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条件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无端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构成对投资流动的变相限制，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成员国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a）为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道德所必需的；（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这种例外方式一般是在自由贸易协定（含投资内容）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成员国能否将之作为征收行为的借口？什么是判断“无端的或不合理的歧视”的标准？WTO贸易法上的判断标准能否借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二）限定间接征收的范围 自从美国、加拿大政府的管制措施在NAFTA下也遭遇了来自投资者提出的间接征收的指控，并引起公众和国内各界的不满和批评之后，美、加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在各自新的BITs范本中开始对间接征收的认定规定一些标准，来限定征收范围扩大化的趋势，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东道国维护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如2011年美国——乌拉圭BIT附件第4条第1款规定，应该以事实为基础，逐案考察多种因素认定是否构成间接征收，这些因素包括：“1．尽管缔约一方实施的一个行动或一系列行动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具有消极效果，但仅仅根据政府行动的经济影响本身不能认定发生了间接征收；2．政府行动对明显的、合理的投资赖以进行的干预程度；3．政府行动的特征。”虽然这三个因素非常抽象，但第一个因素所发出的限制间接征收范围的信号是极其明显的。 此外，美国——乌拉圭BIT附件第4条第2款规定：“除非特别情况，缔约一方旨在保护正当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而制定及实施的非歧视性管制行动，不构成间接征收。”而且上述公共福利目标的列举不是穷尽的，列举只是基于更大确定性的考虑。美国2011年BIT范本第18条重大安全的例外更是将履行有关维持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重大安全利益方面的义务而采取的措施作为整个条约的例外，这样美国通过对间接征收的例外、重大安全的例外等方式双管齐下，确保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威胁。 2011年，加拿大BIT范本作了与美国相似的规定。总之，发达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限制间接征收范围的必要性。 （三）澄清一些关键术语 宽泛的投资定义已经成为当前BITs的普遍做法，投资定义越宽泛，东道国所承担的保护责任就越多。当前国际投资条约对此一般采取三种定义方式：“基于资产”的投资定义、“基于企业”的投资定义、“完全清单”的投资定义、循环的投资定义。哥伦比亚投资条约范本第2条3款是以企业为基础的定义，要求投资至少应具有下列特点：1．对资本或其他资产的承诺；2．预期获得利润；3．承担投资的风险。墨西哥投资条约范本采取的也是基于企业的投资定义，这种定义方式明显体现缔约国希望保护的是具有较长投资周期的直接投资。 对于国民待遇，美国近年的相关实践引入了“同类情势”的概念，从而使得仲裁庭在裁决时借用了WTO体制中“同类产品”涉及的判定解释方法，虽然目前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来判断东道国是否履行了国民待遇，但至少为具体案件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 （四）对投资者——国家争端的防御性规定 在BITs中，东道国放弃国内管辖而允许投资者直接将争议提交ICSID国际仲裁是晚近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不对投资者—国家争端机制施加适当的限制，东道国可能因遭遇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采取各种管制措施时，面临来自外国投资者的如潮诉讼，阿根廷为此就付出了极为惨痛的教训。[11]因此，针对国际投资的争端解决，东道国应该充分利用《ICSID公约》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授予东道国的“逐案审批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东道国法律适用”权、“重大安全例外”权。[12] 那么对于已经在BIT中授予外国投资者以直接申请国际仲裁权利，为防止其他国家投资者援用最惠国待遇也要求享有直接申请国际仲裁的决定，可以考虑对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实体程序，而不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并且施加“不溯 及既往”的限制。 至于保护伞条款，哥伦比亚BIT范本干脆不含有任何保护伞条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13] （五）序言中增设保护投资以外的公共政策目标条款 依据条约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序言可以作为条约实质性条款解释的辅助，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都是以促进和保护投资为目的，如2003年我国和德国缔结的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的序言就表述为：缔约双方“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认识到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将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繁荣，愿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达成协议如下……”。由于这类序言强调的是促进缔约双方经济合作和相互投资的优良环境的重要性，那么在投资者对政府管制外资措施产生争议并诉讼到仲裁庭时，仲裁庭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认定时，就会优先考虑该措施是否符合序言保护投资的目的，从而做出有利于投资者的裁断。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条约序言中明确规定，投资促进和保护的目标需要尊重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健康、安全、环境和消费者的保护，或者国际承认的劳工权利的维护等。如NAF-TA、能源宪章等都有正式的序言（Preamble），列出众多条约希望达到的目标。 三、我国新一资条约的内容变更 自1983年与瑞士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以来，我国已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条约，其中包括一些对原有BITs的修订。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的内容较为谨慎的投资条约相比，近年来我国对外签订投资条约的态度及内容有了较大变化，总体而言，新一代我国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呈现出自由化、对外资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的态势，主要体现为： （一）投资定义较为宽泛 我国对外投资协议一般列举了5类受保护的投资资产形式，采取的是“基于资产”的投资定义，但也将这种资产与企业管理联系，体现了我国强调对直接投资保护的意图。如2003年中德投资协定议定书特别规定：“投资，系指为了企业建立持续的经济关系，尤其是那些能够对企业的管理产生有效影响的投资。”但是相对于前期的条约，新一资条约还是扩大了投资的范围，如以中德条约为例，概括规定了知识产权，将“商业秘密”和“商誉”列为受保护的财产，此外还扩大了特许权的范围，除矿产权外，增加了耕作、开采自然资源的特许权，间接投资也受到保护等。[14] （二）在投资条约中开始引入国民待遇 在1998年之前我国签订的BITs中，只有少数协定对国民待遇作出了规定，但在这些协定中，我国承担的给予国民待遇义务是一种“软性”义务，具有很强的弹性，有的甚至构成了对国民待遇的实质性限制。例如1986年中国与英国协定第3条第3款以及1993年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协定第3条第2款使用的措辞是缔约一方应“尽可能”“根据其法律法规”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而1988年中日协定正文规定的是符合现资法上国民待遇原则的措辞，但又在附件中规定了缔约国基于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不实行国民待遇的例外。所以前期我国的BITs并未真正确立国民待遇原则。 1998年之后我国关于外资国民待遇的态度有了较大变化，在BITS正文中一般不再使用“尽可能”、“根据其法律法规”等限制性语言，如2003年中国与德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3条第2款规定：“缔约一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另一方面，又通过“冻结条款”保证我国能继续实施并维持现有的与国民待遇不同的保护措施，通过“回撤条款”表明我国承诺以后取消现有不符国民待遇的措施。[15] 从商务部条法司公布的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的文本来看，大都对国民待遇的规定采取了与中德协定相同的措辞，正文正式给予外国的投资者及其投资以国民待遇，附件又对国民待遇仍实行一定限制。总之，虽然我国实施的还不是完全的国民待遇，但这种立法方式表明我国已非常倾向于采取正式、完全的国民待遇。 （三）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 我国自1998年7月与巴巴多斯签订的BIT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以来，又陆续在10多个BIT全面接受了ICSID仲裁管辖，对提交ICSID仲裁不再限于征收补偿额的争议而是扩大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提交ICSID仲裁前仅要求投资者用尽东道国的国内行政复议程序。我国一改以往对提 交ICSID仲裁管辖的“逐案同意”的态度而转变为对ICSID仲裁全面接受，这种不加任何限制的方式不仅与美国、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的BIT实践不同，也可能因为我国与其他国家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这种接受被全面扩大化，而使我国面临极大风险。[16] （四）征收与间接征收 我国前期的BITs如中英协定等一直主张我国对国有化征收的态度仍然是国家可基于公共利益等对外国投资进行国有化征收，征收补偿的标准是适当补偿，并且也没有涉及间接征收。但在新一资条约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已经逐步接受了发达国家一直主张的间接征收的概念以及全面补偿要求。如在2003年的中德投资协定中，第4条征收与补偿第2款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直接或间接地征收、国有化或者对其采取具有征收、国有化效果的其他任何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给予补偿。这种补偿应等于采取征收或征收为公众所知的前一刻被征收投资的价值，以在先者为准。补偿的支付不应迟延，应包括直至付款之日按当时商业利率计算的利息，并应可有效地兑换和自由转移。”该款的实质内容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赫尔原则”。 四、我国新一资条约评析 自1998年后我国对外投资条约的内容之所以有较大的变更，接受了一些投资自由化内容的条款，并在条约中提高对投资的保护标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对外投资额逐年增长，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具有丰富矿产、石油等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条约中提高投资保护标准有了迫切需求；二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建立完善市场经济需要较为成熟完善的法律体制，自由化投资条约反映的是发达国家也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在投资条约实践中接受这些条款有利于我国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17] 但是，我国在与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条约谈判和续签时，采取的仍然是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开放政策，这种做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担忧，有人专门分析了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对吸引外资的效果，认为对双边投资条约实际引资效果的量化评估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也就是并没有科学的研究数据表明BITs对吸引外资有明显的积极的作用。[18]而其他学者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大量外资与中外BITs之间的实证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对华投资的多寡，并不取决于投资者母国是否与中国缔结了任何标准的BIT，外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性原因不在于BIT，而是经济政治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对BIT的引资效果不宜高估。[19] 至2011年11月，我国已经对外签订了115个BITs，[20]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属于发达国家并且对我国投资较多的国家有荷兰、德国，2011年后，我国又与葡萄牙、芬兰签订了自由化程度较高的BIT，[21]对我国投资数额较大的资本输出大国如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等国与我国签署的投资条约没有到期，与美国、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仍在进行。所以，我国今后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是否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均实施自由化投资政策，还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如前所述，在可预见的近期内，虽然我国对外投资还会有所增长，但相对于我国资本流入流出的对比数据，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只大体相当于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2.45%～4.78%.所以，近期内我国投资条约的谈判策略应当是“区分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22]对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开放自由的政策，以达到保护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而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则应谨慎从事，设置一些例外性条款。下面就我国可以设置的例外条款进行探讨。 五、我国对外投资条约宜采取的防御性条款 由于我国投资定义较为宽泛，又将逐步接受投资的国民待遇，在对外资征收补偿问题上接受了“间接征收”，这些都是较易引起投资争端的条款，因此，为确保我国外资管辖权不轻易被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可考虑采取以下策略： （一）例外条款 首先，我国宜继续在附录或议定书中实施国民待遇的例外，沿用现有国民待遇规定的冻结、回撤条款；其次，应借鉴美国2011年BIT范本第18条所规定的重大安全例外，把我国履行有关维持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重大安全利益方面义务而采取的措施作为整个条约的例外，给我国政府管制权留下较大的空间。 （二）间接征收问题 借鉴美国—乌拉圭BIT的规定对间接征收的范围进行限制，即使政府的某些管制行为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具有消极效果，但仅仅根据政府行动的经济影响本身不能认定发生了间接征收，还须结合政府管制措施的目的、效果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此外，还可订立针对间接征收的例外条款，保证我国保护正当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而制定及实施的措施不被认定为间接征收。 （三）投资争端国际仲裁和最惠国条款问题 我国近期签订的BITs对ICSID仲裁管辖权全盘接受，并且还有可能因其他国家要求沿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将之扩大化，对此，我国已有许多学者表示担忧，并开始研讨对策。具体办法是在今后签订投资条约时应恢复原来部分接受模式，采取一揽子部分接受为原则，逐案酌情接受为例外的立场，在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方面使用更明确的措辞，明确其不适用于程序性规定，不是用争端解决问题，防止IC-SID管辖权的扩大化。[23] （四）其他防御性条款或措辞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所签订的BITs中的引言部分采取的均是表达促进保护投资意愿的措辞，今后也可考虑加入体现缔约方要保护其他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目标的措辞，留下一定的政策空间。对于国民待遇，我国在进行BIT谈判时应尽量争取采取国民待遇例外清单的方式；至于保护伞条款问题，我国一些投资条约中相继纳入了含有保护伞含义的条款，但外国投资者并不能仅仅依据其主张BIT下的国际索赔，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探讨这种可能性，甚至对外国投资者与我国国有企业合同的争议能否依据保护伞条款提交国际仲裁进行分析。[24]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不用像哥伦比亚那样完全在BIT中取消保护伞条款，但可以与投资者签订具体合同明确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为我国国内法，而非BIT，即可有效避免将合同争议上升到BIT下的争议。最后，我国必须坚持在条约的待遇标准中不接受所谓的国际法标准，以免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就公平公正待遇这种含混条款发生纷争。 注释： 《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第4条第1款。 参见刘笋：《从多边投资协议草案看国际投资多边法制的走向》，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第26页。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统计，截至1994年止，世界已知的国际投资仲裁只有5起，到2005年11月底，激增至219起。在61个被诉国家中，有47个是发展中国家，占77%.参见单文华：《卡尔沃主义的“死亡”与“再生”》，载《国际经济法学》2006年第13卷第1期，第194页。 魏艳茹：《论我国晚近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之欠妥》，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年第13卷第1期，第133页。 余劲松：《外资的公平与公正待遇问题研究——由NAFTA的实践产生的几点思考》，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第43页。 詹晓宁：《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最新发展》，载《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9期，第9页。 Howard Mann：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the Regulatory State： Can Exceptions Clauses Create a Safe Haven for Governments？ http://www. had.org/investment/capacity/dci_forum_2007. asp．浏览时间：2007年12月10日。 参见曾华群：《变革时期双边投资条约的实践述评》，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4卷第3期，第9页。 THE COLOMBIAN BIT MODEL，http://www. iisd. org/investment/capacity/dci_forum_2007. asp， www. iisd. org，浏览时间：2007 年12月10日。 墨西哥定义对企业债券、对企业的贷款等投资形式要求期限3年以上。 [11]参见蔡从艳：《不慎放权，如潮官司——阿根廷轻率对待投资争端管辖权的惨痛教训》，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3卷第1期，第207页。 [12]参见陈安：《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3卷第1期，第3页。 [13]Pilar. V. Ceron： THE COLOMBIAN BIT MODEL，http://www . iisd. org．浏览时间2007年12月10日。 [14]崔彦坤：《中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发展——从新旧中德双边投资保护与促进协定的比较的视角分析》，载《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3期，第705页。 [15]中德投资保护促进协定议定书第3条：关于第2条和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第2条第三款和第3条第二款（即国民待遇条款）不适用于（一）任何现存的在其境内维持的不符措施；（二）这种不符措施的持续；（三）任何对这种不符措施的修改，但修改不能增加措施的不符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采取所有适当的措施逐渐地撤除这些不符合措施。 [16]《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年第13卷第I期中有专文论证我国全盘接受ICSID仲裁的不妥及风险，并讨论解决对策。参见魏艳茹：《论我国晚近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之欠妥》；王海浪：《“落后”还是“超前”？》。 [17]Stephan W. Schill： Tearing down the great wall： The new generation investment treat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Winter， 2007. [18]张晓斌：《双边投资条约引资效果的经验分析》，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年第13卷第1期，第269页。 [19]陈安：《区分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4卷第3期，第56页。 [20]前引. [21]见商务部网站。 [22]前引[19]. [23]前引. [24]前引[13].（余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