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渡琼州海峡送电台

我母亲黄荔容（1914-2009），东莞城人，是老红军、中共党员、广东省委党校离休干部。

早在1934年，她就读广州国民大学附中时，就参加了秘密的革命读书会，接受革命的宣传教育、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参加了广州“中国青年同盟”。1937年到了日本东京，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从事学习和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活动，1938年在家乡参加东莞抗日模范队。1939年在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工作。1940年初我们家老二在韶关的南雄出生了，当时生活十分困难，只能把孩子送回家，让亲戚来抚养。于是在5月底母亲带着孩子回到了香港。

早年我外公在香港替远房亲戚经营一家杂货海味店东兴号，我母亲11、12岁就带着我的两个舅舅，在店里帮工和生活。我母亲是能干而且是特别会持家过日子的那种女人，直到她的晚年，对各种海味的属性还是了如指掌。她的绝活是烧得一手好菜，在家族亲戚们中间是“驰名省、港、澳”的。后来外公去世了，两个舅舅就成了店里的伙计。其实，在店里干活的人，基本都是亲戚。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从这个小店开始的。

接头

“东兴海味”店，专营鲍参翅肚、京果海味、罐头杂货，处于香港的热闹的地段旺角油麻地新填地街上。

6月下旬的一天，我母亲在小店里坐立不安，她接到通知，今天有同志来“接头”。街上人来人往，来小店办货的人也多起来了，我母亲没有心情来照顾客人。她开始焦急起来了，爬上了存货的二楼向街上张望，就在这时楼下小伙计喊道：“容姐，有人找”。我母亲赶紧下楼，一见来人，就迎上前去轻声地招呼道：“老廖，请上二楼”。她认识来人，但还是有点意外。

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他正式来“接头”，很少有。他和他的同事有时会路过或碰到“情况”时，就会从前门进来，喝口茶，后门就溜出去了。当时他们的活动是半公开的，连店里的伙计都知道他们是“解放区的人”。更深的、鲜为人知的“缘分”，是因为东兴店的东家（我叫他为舅公）多次通过“八办”给八路军捐款。因此，东兴店就成了（估计属于编外）的一个联络点了。

我母亲跟在廖承志身后上了二楼，她已经注意到他提着一个不小的皮箱。这时，他才放下皮箱，摘下那压得很低的礼帽，环顾了一下楼上楼下。这次，他是来布置一项重要任务的：1939年2月，海口沦陷，形势突变。由于日本海军的封锁，琼崖与海外、香港的交通断绝。为了加强对琼崖的抗日斗争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及时发出指示和了解海南岛的情况，党中央曾多次指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帮助琼崖解决电台问题。l940年1月26日，党中央指出：“琼崖要有三部电台，并以一部与中央联络”。为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又购置一部75瓦电台和15瓦收发报机，急于送往海南岛。为安全起见，“兵分两路”，两部电台分两路送，在这个手提皮箱里15瓦的小型电台，就由我母亲负责送。

廖承志郑重地向我母亲交代了任务。几十年以后，每每讲起这段历史，我母亲就记住了一句话：“小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当然，她还记住了广州湾（湛江）的联络地点，时间定为7月初。

广州湾是进出海南岛的必经之路，人员和物资必须在此地中转。因此，八路军办事处、南路特委、琼崖特委都十分重视此地交通线的建立。1939年秋，根据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指示，琼崖特委在湛江霞山的菉塘村成立菉塘交通联络站，由张刚、林其材负责，交通员先后有唐南、林裕等10多人。琼崖特委就以湛江市为中转站，设立交通线：湛江至琼崖（东线至湛江霞山—硇洲岛—琼山演丰山尾；西线走湛江市霞山—海康—徐闻—临高）。

我母亲接到任务后，稍作安排。七月初，她独自一人带着皮箱就上路了。她混在来往的商人和小贩中，乘船从香港去广州湾。一路上很平静，但她还是寸步不离那个比性命还要重要的皮箱。到达后，不知是因为随身行李不起眼还是敌人的疏忽，我母亲顺利地出了码头，叫了一辆脚踏三轮车，抱着皮箱坐车直奔琼崖办事处在霞山市区设立“信而行”。因为，事先“八办”已有联系和安排，大家见面时都彼此心照不宣。交通员张瑞民同志带着她先在西营市区的一间小屋暂住了两天，后乘交通船到了硇洲岛，不久，再乘船到了徐闻北腊港，上岸后步行三、四十里路到达徐闻县龙塘镇。

龙塘镇是雷州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小港口，是琼崖特委设立的，连接琼州海峡两岸的主要交通枢纽之所在。但自1939年2月日寇侵占海南岛后，对琼州海峡实行严密的封锁，在海南那边绝对禁止船只出海，每天都有敌人的巡逻艇、炮艇在海面来回巡逻，要从这里渡海入岛完成任务，就要用命“搏一搏”。

集结

我母亲在交通员张瑞民的带领下，来到了镇上的“良友茶店”，这又是琼崖特委驻广州湾（湛江）办事处设立的联络站。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后，在交通员的安排下，我母亲转移到附近渡海前的集结地——锦山村住下了。这时，她见到了先到的两位同志，老陈和他的妻子。他们这一行人分别住在村里的祠堂和小学里，等候同行其他同志，以及从香港运来的一部75瓦大功率电台。

这时我母亲才知道，原来是要送一大一小两部电台到海南岛，自己皮箱里的，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小家伙”，心里很佩服廖承志主任的精心安排。事后才听说，“大家伙”没有“小家伙”这么幸运，它出了点事：从香港到了广州湾，当轮船靠岸下货时，电台被法国巡捕（当时湛江是法租界）发现，当场扣留。怎么办呢？琼崖特委的情报员急中生智，一面对巡捕说这“货物”是新式农具，买来办农场的，一面找人借了100多块光洋塞给巡捕当“饮茶费”。这招很灵，巡捕当场放行。

我母亲当时就下定决心，按地下工作原则“不该说的不说”，没人知道更好，还是老办法，寸步不离皮箱。

他们一行人先后在村子里约住了7、8天左右，总算把人和“货物”都等齐了，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老陈是时任广东东江纵队军委参谋长李振亚，中央派他携妻调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工作，以加强琼崖部队的军事领导，同行的还有他的爱人黄超、另外有从南路特委调往琼崖特委工作的干部罗文洪、交通员张瑞民和另一位交通员。货物是75瓦、15瓦两部电台、药品、电池、硝磺、油漆、蜡纸、新闻纸、印刷用品、雨衣等。

偷渡

住了几天后，大家都有点渡海心切，交通站的同志就安排一行人乘船转移到打银村的联络点（商人家里），登船的码头是在打银转运站。一个阴天多云的晚上，能见度很低，几个船员将乘客的行李及各种货物都搬上一艘大帆船，我母亲还是坚持自己提着皮箱上船，除了五位同志外，还有一批拼着性命想发财的商人们，也一同上了船。大家随便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大船升帆起航，顺风航行，大家紧张的情绪缓和了许多。我母亲就靠着皮箱坐着，希望能就这样顺风顺水到达海南岛。

然而，老天总是不随人愿。风开始转向，而且风向不定，船的速度在减慢，被海浪推来推去，时高时低，有人开始呕吐了。就在这时，隐约听到有马达声，随即看到忽闪忽闪的探照灯光。“鬼子的巡逻艇！”有人惊叫道。我母亲不自觉地伸手握紧了皮箱的把手，想把皮箱扔到海里去，但又十分舍不得，于是下决心等到最后再见机行事。就在这危急时刻，船长命令返航，舵工们赶紧把船帆降了下来。返航顺流，不久大船回到了起点，这就意味着偷渡的失败。

虽然有了第一次的失败，大家还存在较大的侥幸心理：大概不会每次运气都那么差吧。于是，没过几天，他们就登船进行第二次偷渡。还是利用多云夜晚，起航后，大船向着漆黑的大海前进。航行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听到有枪炮声，再往前行就见到了火光，漆黑的夜里火光特别的刺眼，不知是什么船被鬼子追上遇难了。船长不敢再往前开了，于是下令返航。第二次偷渡又失败了，大家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住处。

看来，盲目地碰运气是不行的。这时，李振亚充分显示了军事指挥者的智慧。从此，他天天都注意观察敌人在海上的行动，逐步了解敌人海上活动的一些规律。他向渔民或船工了解气候、海潮与行船的关系以及航程、登陆地点等情况。他认为，最好能找一小船，后半夜起航，敌人比较松懈，登陆点为离此地最近的临高的昌拱港。

据党史资料记载，时任临高昌拱海运站站长的王锡珠后来回忆说，那是7月间，她派一艘10吨的木船去接应李振亚夫妻。船到徐闻县打银村，中转站安排了几位要渡海的地下工作人员与李振亚夫妻同船。

换了小船，大家将货物都搬上去，三两个船员，加上一行五人就满员了。这次我母亲也想了一个好办法：找来几块油布，把皮箱包了个严严实实，再用绳索牢牢地绑在船边，“最后时刻”就让它沉入海底，决不能落到敌人手中。同时，我母亲牢记党组织的决定：“万一遭遇敌人，电台暴露，为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由你——黄荔容同志，出面承担。”其实，她心里很明白，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牺牲。“为革命、掩护同志们，大不了就是一死！”这是几十年后，我母亲给我们讲的原话。

一切都准备好了。晚饭后，他们来到海边，准备开船了，老船工说风向不太好，要大家等一会。大家在村小学休息时，突然来了两个地方民团兵，要上船检查货物。李振亚立刻示意大家跟上，一起向海边的小船走去。这时，我母亲心里既紧张又坦然：既要准备配合大家行动，又要准备电台暴露后自己出面承担。当走近小船旁，民团兵看到了放在船上的大小木箱和大家的行李，不怀好意地看了看商人打扮的“乘客”们，就出乎预料地头也不回地走了。当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李振亚说：“这两个匪兵看到船舱有东西就想抢，只不过怕我们人多，这是去搬兵了。我们要马上离开！”大家都恍然大悟，便七手八脚地帮船工起锚、升帆开船。就在小船刚离开海岸不久，远远望着有一群兵就赶到了海边，看到船已扬帆离去，只好指指点点，望洋兴叹。

逃过一劫的“乘客”们乘着小帆船，很快就消失在漆黑的茫茫大海中。

小船横渡琼州海峡，航行过半程了，风浪也越来越大，小船被抛起、又落下……突然船工发现海面上有亮光，很快亮光变成了探照灯的光柱，随之而来有“突突”的马达声。大家明白了：遇到日本鬼子巡逻的军舰了。在有风浪的大海中，小帆船基本不受控制，只能将船帆降下来，听天由命。一会儿一个浪打过来，把小船推到敌舰旁，几乎贴到敌人的大船下，大家甚至能看到在甲板上活动的鬼子。这时，我母亲在船边紧紧拉着捆住皮箱的绳索，把皮箱吊在海水里，就等待着“最后时刻”……又一个浪打来，把小船抛出很远，离开了敌舰，就这样好几个来回，让大家着实紧张好一阵子。马达声慢慢远去，船工告诉大家已经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了。我母亲赶紧把皮箱从海水里拉上来，放在甲板上，感觉累坏了。这时，天海一线的远处开始发白了，逐渐可以看到远处的陆地，这就是计划中的登陆地点：海南岛临高县的昌拱港。

小船终于靠在码头上，有几个当地人与张瑞民打招呼，并抬起船上的“货物”就走，交通员示意大家跟上，很快离开了码头。我母亲还是坚持自己提着皮箱走。不一会就进了一个村子，交通员告诉大家，这是洋甘村，有琼纵的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大家，有吃有喝，还让大家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直到晚饭后，在武装的小队护送下，大家往美合根据地进发。天大亮时分，一行人来到琼崖纵队的总部。这时，张瑞民带着一个同志过来，向我母亲介绍说，这位是纵队电台的黄同志，你的皮箱交给他，你的任务完成了。我母亲迟疑了一下，把皮箱交了给他。黄同志给我母亲敬了个军礼表示感谢，提起皮箱走了，我母亲这才意识到，要与皮箱分开了，任务已经完成了！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由我母亲的老战友、琼崖纵队出身的“老游击”作家李英敏编剧的电影故事片《椰林曲》拍摄并公演，在影片中再现了偷渡送电台的情节和我母亲年轻的英姿。

我母亲在她95岁时离开了我们。今天，谨以此文寄托我们的哀思，纪念母亲——黄荔容的100周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