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领导权的建构

内容摘要：葛兰西修正了马克思的知识分子概念。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不在于是否从事智力活动，而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发挥的社会职能。葛兰西据此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和有机的。葛兰西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是出于其构建领导权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葛兰西 有机知识分子 领导权

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最好地体现了其思想的自主性特征。葛兰西多次提及他要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研究，这份研究的成果体现在《狱中札记》中冠名为“知识分子”的一章中。但是，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出于其特定的政治目的考虑，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领导权构建中发挥的政治作用和特定功能。

对知识分子的新界定

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一般印象是：一个自治和独立的社会智识集团，通过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对社会发生影响。这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评价。在葛兰西看来：这种旧观念是一种“社会乌托邦”的表现，一个独立于阶级的不同社会范畴的知识分子是个神话。葛兰西主张不能从智识活动的内在性上去确定知识分子的内涵，某人的活动是趋向于智力性质还是趋向于肌肉—神经性质并不能作为评判知识分子的标准。实际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任何体力劳动中，即使是最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一定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因此，不能将各种形式的智力参与排除在人的活动之外。如果只是从拥有技能和智力的角度来看的话，“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潜在的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

葛兰西的判断是对马克思知识分子理论的重大修正。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是建立在脑、体劳动分离的基础上的，即马克思把是否从事脑力劳动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准。马克思认为：在人类早年时期，脑力劳动还没有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因此也不存在知识分子阶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出现了脑体劳动的分离，一部分人只从事脑力劳动，这才有了专门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最初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与劳动人民无缘的，甚至处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葛兰西不是说马克思错了，而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马克思的知识分子概念有修正的必要性。随着大众教育的兴起、科技革命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知识和信息不再被某个狭隘的集团所独占，因此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这使得旧的区分方法不那么有效了。因此，马克思的知识分子概念需要重新界定，而界定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新的标准用以说明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质。

实际上，葛兰西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太远。他发挥了马克思“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判断，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在于“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因此，知识分子的本质不在于是否从事智力活动，而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发挥的社会职能。正如无产阶级的特征不在于其从事的是否是体力劳动，而在于通过他的劳动所在的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因此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在于他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发挥的社会职能。如萨义德所言“葛兰西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符合社会中一套特定作用的人”。总之，“虽然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行使知识分子的职能”。

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根据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履行的职能，葛兰西区分了两类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

（一）传统知识分子

传统知识分子主要存在于前工业社会。他们与过去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当旧的生产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些知识分子仍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存在。传统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凯撒通过给予文科硕士和博士以公民权，把帝国境内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聚集到罗马，从而创建了相对稳定的知识分子范畴。帝国衰亡后，教会和教士在漫长的中世纪承担了智识活动的主要任务，并垄断了文化领导权。在意大利，教士阶层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垄断了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教育、道德、司法、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等公共事业。但是这些垄断是经过斗争并且是受限制的。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他类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如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等。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这些不同的传统知识分子范畴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这种自我评价使得他们藏匿了与各种历史阶级的关系，他们的独立性和连续性不会因为某一社会集团的消失而消失，仿佛是一个社会的旁观者。

（二）有机知识分子

“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种历史的概念，那么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则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含义”。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是以他与所属社会集团联系的紧密程度来确定的。有机知识分子与阶级直接相关，是阶级的思想和组织因素，并不以其从事的职业为区分，而是通过领导他们归属阶级的理念和担当的功能来进行区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具有一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同时还是生产的组织者，具有组织整个社会的能力，从而创造有利于扩大其所在阶级的条件，或者说他们至少必须具有选择人的能力，这样可以把业务之外一般相互关系的组织活动委托给这些人。因此，“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

（三）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

在葛兰西那里，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是相对而言的：前者也属于广义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只不过他们的“有机性”是相对于旧的社会集团而言。传统知识分子可以被整合到新兴社会集团中去，使得他们为自己服务。同样，有机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随着历史情境的发展而发展自己，或者只是在言辞层面上适应历史发展，那么有机知识分子也会变成僵化和庸俗的传统知识分子，走向保守主义。因此，试图夺取政权的社会集团在培养属于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要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同化传统知识分子也是有机知识分子自身建构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同样也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知识分子和领导权的建构

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这种高度新颖的界定和区分出现在葛兰西思想的所有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葛兰西关注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知识分子是建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保障。

领导权（Hegemony）是葛兰西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葛兰西指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统治：一是统治的方式，其特征是强制和暴力；二是领导权的方式，其特征是积极的认同。在葛兰西看来：领导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正常社会控制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后者比前者更常运用并且占优势。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使得它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之中，取代他们以前的观念，从而获得他们最广泛的同意和支持。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也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统治阶级，同时又是领导阶级。

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争取和实施领导权的重要保障。这份保障性来源于葛兰西认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在同一时期的两条战线上开展工作”。一方面，知识分子要在“理论研究的最前沿”，他要比传统知识分子懂的更多。知识分子尽管是从生产领域中产生的，但是他们的活动领域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主要职责是制定社会的主导观念和思维方式。葛兰西把知识分子称为“上层建筑体系的公务员”，他们制造观念并负责把这些观念改造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有机知识分子不能推托观念传播的职责，因为知识分子就是要在那些职业上不属于知识阶层的人中传授知识”。知识分子不能成为大众之外的理论家和组织者，他们要勇于实践，自觉承担起对大众的教育功能，促成全体民众的、普遍的文化启蒙。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这一“国家和大众之间的中介”，那么绝不可能发动大众参与到争夺领导权和统治权的斗争中去。因此，知识分子“有机性”最重要的体现在于：与大众的“有机性”，这是新型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特质。葛兰西说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再是侃侃而谈的雄辩者，而是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去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知识分子不是只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是成为了“领导者”（专家+政治家），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葛兰西为此提出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辩证法”。首先，知识分子来源于并且不能脱离于大众。大众中的“无定向分子”是知识分子的雏形，知识分子好比是“女服胸衣上的鲸骨制品”。但是，“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相信：即使和人民—民族分开……知识分子也能成为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蜕变成为社会特权阶层。实际上，知识分子阶层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每一步跃进，都是和大众的类似运动相联系的。“只有知识分子有机的成为那些大众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大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大众组成一个同质的历史集团”。这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大众化”。

大众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教育和启蒙。大众在思想上受到“常识”的支配，往往对自己的实践活动缺乏明确认识。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对大众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使之由“常识”上升到“健全的见识”，使大众成为有组织的群体。这可以称之为“大众的知识分子化”。葛兰西指出：领导权斗争的首要目标是“教育在文化上还处在中世纪的大众”、“哲学活动的首要功能是要改造大众的心态，是一场文化上的战斗”。大众最难改变观念，在世界观的转换方面比较缓慢。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即信仰，“大众本身把哲学当作一种信仰来体验”，实现这种信仰的中介就是知识分子进行的文化和教育活动，不断把大众的文化和思想水平提高到新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大众化”和“大众的知识分子化”并不是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随的两个彼此独立的过程，而是一个辩证的统一过程。如果说知识分子是大众在世界观转换方面的老师的话，那么按照马克思说的“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原则，大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老师，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师生辩证法”：知识分子从大众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向大众灌输理论意识，两者处在相互学习和教育的辩证关系之中，因此“领导权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改写了马克思的知识分子概念，特别突出的强调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功能。他明确提出要通过文化启蒙意义上的教育，不断把大众提高到新的文化和意识高度，这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因此，葛兰西对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决不是出于什么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

参考文献：

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and trans.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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