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用笔筑造心灵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王安忆从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三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写作，持续不断地出新。她小说的高产令同行羡慕，她作品的多变让文坛惊喜。

她认为小说不是现实，是个人的心灵世界。

她写小说，是用笔构筑心灵世界。她当上海市作协主席，是用自己的努力为同行更好地构筑心灵世界创造条件。她带研究生，是用心血传授构筑心灵世界的技艺。

她说她的人生经历很简单。可是，她用三十年不变的写作姿态书写的是丰富的心灵世界。

写作对我来说非常日常

记者：最近《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出版，您有怎样的感受？您认为您的短篇小说有哪些变化？

王安忆：我不太注意收集自己的作品，这次一整理发现自己的短篇竟然也有100多篇。因为是严格的按发表的顺序编的，又比较全，能看出其中的脉络。还是有变化的，刚开始写的时候感情比较饱满，但很幼稚。其实，短篇小说并不是我着意写的。写短篇对于我只是写作的训练。

记者：文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您的写作多变，您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王安忆：其实我的风格还是一贯的，我的小说都是写实的。之所以给人多变的印象，是因为我一直在写。持续不断地写，总要提供新的东西，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作品和另一个作品的不同。

记者：三十年来，您持续不断地写作，总有新的作品。您那旺盛的创作力和饱满的激情来自哪里呢？

王安忆：我想首先是我对写作的爱好吧，这是很重要的。我和年轻人一起探讨时就说，如果不能从写作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就不要写，因为它的回报是不牢靠的，写作的过程也是蛮艰辛的。而写作的乐趣也离不开胜任度。我对自己比较满意，就是我总有新鲜的东西。

记者：就是啊，怎么会总有新鲜的东西呢？是您思考的多，总有新的思想，还是您善于观察，总有新的发现？

王安忆：写作对我来说非常日常，我三十多年职业写作的状态都是这样，总是写好一篇写下一篇。

记者：您的《长恨歌》获矛盾文学奖。这部小说的语言很独特，我觉得与其他的作品都不同。

王安忆：其实是个渐进的过程，在《长恨歌》之前我写过一个长篇《纪实与虚构》，是没有什么情节的，完全靠语言，就是语言派生语言，不断地繁殖。我的语言是比较密集比较繁复的，应该说《长恨歌》是将其推到了极致。这部小说之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开始了另外的一种叙述方式，就是平白如话的叙述。《长恨歌》得到了好评，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在它之后写的《富萍》，那是我新的叙述方式的开篇之作。它的故事更完整，叙述更舒缓，语言也更干净。

记者：《启蒙时代》这部作品使您在第六届华语文学大奖中赢得了“2007年度杰出作家”的称号。

王安忆：这个作品是我比较陌生的写作方法。这种陌生包括题材、人物，包括和自己经验的距离，尤其是那个众说纷纭的时代，我本来不是一个对大时代有把握的人。不过也正是这样使自己很兴奋，有挑战性。得了这个奖，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长恨歌》之后，我写出的《富萍》和《桃之夭夭》等多部长篇小说似乎都被《长恨歌》的光芒给掩盖了。这个奖是对我《长恨歌》之后写作的一个肯定。

记者：您说写小说不是描写这个世界，而是创造另一个世界。那怎么保证它的真实性？怎么理解它反映现实生活这一功能？

王安忆：这对于我们确实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写实的。我们创造另一个世界，但要符合生活的逻辑，用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我们有一些作品就是生活，但我觉得小说不是告诉读者生活是什么样的，而要告诉读者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人生的失去是有补偿的

记者：《长恨歌》这部作品让许多人将您和张爱玲放到了一起。您觉得是哪些方面让大家觉得你们有相似之处的？是故事？是语言？还是上海这城市的背景？

王安忆：这觉得这是一种机缘。《长恨歌》到台湾出版时，出版社请一位关注当代文学的权威评论家写了序言，题目就是《张爱玲后又一人》，在报纸上发表，这部作品在台湾卖得很好。人们把我和张爱玲绑到一起，和这篇序言有关。另一方面，我的这部作品与张爱玲的作品有一致的地方，都是写实的，都是写上海。他们将我和她放在一起，都是褒扬我的。但是我和张爱玲不一样，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不一样。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

王安忆：张爱玲的人生观是灰暗的，我是明朗的。她是个虚无主义者，“人生就是要走下坡的”，她总爱讲这句话，可是人生总是要度过的，她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感官的享乐来解救自己。她很注重生活的细节，比如夏天竹帘子放下来，有一点点光透进来，有一种森凉的气息，她觉得人生还是可以的。她去买衣料，打开一看，上面的大花呀，真是让人觉得人生很渺茫啊，可是回过头来，这又是一块布，可以做成衣服穿上身的。她是刚一眺望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鲁迅就不同，他就要问清楚，人生为什么是走下坡路的？他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处境、中国人的性格去想，黑暗的世道，集权统治，他要在现实中找到其中的原因，和这种虚无对抗。张爱玲不对抗，她绕过它，用俗世的亨乐拴住自己，是一种妥协。

记者：那您呢？

王安忆：我没有她那么深刻，也能感觉到人生有失去，但我觉得这种失去是有补偿的。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同。

记者：您没上过大学，对于您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吗？

王安忆：非常大的遗憾。

记者：恢复高考后您也有机会参加高考吧？

王安忆：我要参加高考也是蛮辛苦的，因为我只上了小学，初中都没上过，数学都没学过。我母亲说，上了大学毕业后也许会分到外地去，那时我刚从外地调回上海，并且，我的工作单位也不错，我在《儿童时代》当编辑。

记者：那时能回上海就不错了，您怎么会到了这样好的单位的？

王安忆：那是1978年嘛，刊物都要复刊，正需要人，在这之前，我已经有小说在报纸上发表，再一个，我原来在文工团工作，也是宣传口，这也是个便利。

记者：您回上海为什么没有延续文工团的工作？

王安忆：我是拉大提琴的，我在音乐上没有天赋，练琴对于我很枯燥，我还是喜欢写东西。

记者：文学创作对您的人生，所得是哪些，有没有所失？

王安忆：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苦事。我惟一的遗憾就是没上大学，如果我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的古文底子就会很好，外语也会很好。但这也是没法弥补的了。

记者：您不只一次说过写作是很艰辛的，但对于您来说也是快乐。这快乐与艰辛是怎样的比例关系？

王安忆：即使是艰辛也是蛮享受的，尤其是写到一定程度，你自己可以控制局面的时候。困难嘛，还是会碰到。

记者：您说您喜欢一直向前走不妥协的女性，还说，您在现实中没有做这样的女性，就在小说中塑造这样的人物。可是，您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和追求不也说明您有这样的特质吗？

王安忆：在文字上做这些事情是没有风险的。我作品里的主人公是不被别人认同，受到很大的挫折，还是不妥协，向前走。而我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懦弱者，没有勇气那样做。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些女性敢于把自己的生活都赔进去，我是做不到的。

记者：刚才谈到，您三十年来持续不断的写作，主要是因为您爱写爱读。这与您的家庭有没有关系？

王安忆：有，应该是有，因为阅读是一种习惯嘛，我从很小就读书，家里有很多书。

记者：您的母亲茹志娟女士是作家，我们都读过她的小说《百合花》。她有没有着力培养您成为作家？

王安忆：我母亲不主张我们搞文科，因为在那个年代，这种工作的价值不断受到质疑，我父亲又是。家里没有刻意培养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后来就插队去了。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无奈，如果没有，我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也许就不搞写作了。

记者：你们在写作上有分歧吗？

王安忆：没有大的分歧，我和她还是比较一致的。我母亲的写作和她所处的时代是有很大差异的，她注重人，注重感情，注重细节。她的困难是总要面对个人感情与集体感情的关系。我比她幸运，我赶上了好时代。

记者：您在写作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她非常欣慰吧？

王安忆：她很为我骄傲，但另一方面，她认为我写得太多了，她看不过来，好像也没有强烈的欲望想读我的作品。

教学工作对写作有帮助

记者：五年前，您做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带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生。两年前，复旦大学又开设了文学写作硕士点，由您授课。许多人都认为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您开这个先河没有顾虑吗？

王安忆：对于设这个专业的硕士点，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并不希望培养出作家，但要培养对写作的认识。将来他们可以做作家，也可以做文学评论家，能很好地阅读虚构的作品。当时，我在报纸上专门发了一篇阐释这种理念的文章，标题是“我们教他们什么——写作课程宣言”。我也不以为作家是可教授的。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所能达到的。可是写作还是有人力可为的方面，比如文字的把握，情节的安排，故事的设置。

记者：现在您带几个写作专业的硕士生？教学任务重吗？做这项工作对您的写作是影响还是促进？

王安忆：现在有四个，2007年、2008年各招了两个，今年的正在招。这学期我是十九周的课，每周两堂，两个小时。学校很照顾我，课都安排在晚上，不影响我的写作，因为我每天都是上午写作。给学生讲课对自己的写作有帮助，因为写作在职业化以后，光靠感性是不行的，还是要有理性的思维。作家的思想常常是很混乱的，而讲课强迫我把自己的思想搞得清清楚楚，因为当你要把这种思想传达给学生的时候必须是清楚的。而和这些学生在一起，我也很愉快。

记者：十几年前，您就曾在复旦大学讲过小说写作，讲稿结集出版了。那本书能不能看作是小说写作的理论？

王安忆：应该说是作品的赏析。我是没有什么写作理论的。我今年开了一门真正的写作实践课，是研究生的选修课。因为我在香港讲过课，也曾经听过这样的课。这课就是实践，没有什么理论，面对面地授课，还是很生动的。第一堂课就是安排学生们讲邂逅的情节，因为一切故事都是从邂逅开始的。我让学生们讲，给他们指出问题，最后从中挑一个最好的，让他们做接龙游戏，延续下去，最终形成一篇虚构的小说。

（责编：耿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