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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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剖析直接言词原则的含议及其体现的诉讼价值着手，结合理行审判程序存在的主要弊端，就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前审查、庭审方式和更新审判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庭审方式改革应着重围绕三个方面进行，即明确审判人员的职责，给法官在法庭的角色重新定位；建立完善的证据展示制度，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在法庭的对抗作用；加强合议庭功能，纠正“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正常现象。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审判程序，特别是一审程序的修改和完善，是刑事诉讼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格外令人关注。刑事诉讼法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撰文，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本文谨就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发表浅见，以期为我国审判程序的完善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直接言词

庭审方式

一、 接言词原则

（一）直接言词原则的含义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直接审理主义，其基本内容包括直接审理与直接受证两方面。前者指法官审理案件，应当在双方当事人（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以书面方式进行，对被告人也不得缺席审理。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强调法官、陪审员应当以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作为裁判的基础。

言词原则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被告人、被害人进行口头陈述，证人、鉴定人进行口头作证，检察官、辩护人进行口头询问和辩论。除法律有特殊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资料，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由此可见，直接原则与言词原则互相贯通，互相融合。直接原则是言词原则的基础，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的补充，在一定意义上二者可合为一项原则。

（二）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

直接言词原则产生于17世纪诉讼大变革时期，其后一直沿用至今。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诉论制度的发展需要以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因为直接言词审理方式符合现代诉讼结构，有利于完成刑事审判任务，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有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审判，作为解决社会冲突最终和最权威的形式，其公正性是维护法律制度生命力的基础和保障。为了实现形事审判的公正性，首先要求审判的主导者——法官保持公正的诉讼地位，在控方和辩方之间持不偏不倚的立场。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在庭审前不得先行接触控方材料，以免形成预断或偏见，这就为法官站在全面、公正立场上行使职权，作出正确裁判从程序上提供了保障。

第二，符合现代诉讼结构，有助物保障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诉讼的本意是控辩双方在法官居中裁断不实行对抗的活动。封建纠问式诉讼，使司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诸权于一身，混淆了控诉与审判的分工，扭曲了诉讼的本质，使被告人沦为诉讼的客体、刑讯的对象。近代诉讼的重大变革之一，就是重新实现控审分离，发展辩护制度，增强诉讼的对抗性，使诉讼回归其本来意义。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为巩固控审分离、实现控辩平等的供了保障。

第三，为被告人、辩护人充分使辩护权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以言词方式进行直接审理，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够在法庭审理中通过举证，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通过对证人、鉴定人的质询，展现辩护证据的直实性和证明力，揭示控诉证据的矛盾、不合理性；通过辩讼，阐述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可以或应当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和依据。显然，没有直接言词原则，也就没有切实、充分和有效的辩护。

第四，有助于审判人员正确审查证据，认定案情。法庭审理是审判人员借助庭审方式认识案件事实的活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对此认识活动提出很高的要求。长期的司法实践，使人们对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法庭审理的形式正确审查证据、准确认定案情逐步摸索出一套做法，直接言词原则是在审判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比较符合法庭审理自身规律的成功经验。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将直接言词审理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对此原则的内容是予以肯定的。刑事诉讼法第三篇第二章关于一审程序中的许多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无论是现行法律，还是审判实践，都未将直接言词作为一项重要的审判原则加以贯彻，甚至在许多方面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相违背。这些恰恰表现为我国现行审判方式存在的主要弊端，也是目前刑事诉讼法修订和审判程序改革所要研究解决的。

一、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查

在我国审判程序中，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的首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先定后审”现象，而“先定后审”现象的存在和久杜不绝，则与现行庭前审查制度密切相关。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赋予法院庭前审查活动以重要意义，长期的司法实践又形成了包括庭前交换意见，调查核实证据，集体讨论案件，内部层层报批，甚至党委协调等在内的一整套庭审前的活动，由此造成“先定后审”的严重问题。

“先定后审”形成多样，例如，审判人员先“心”定，后审判，通过对案卷的审查，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已经形成内心确信并对开庭审判具有把握时，才决定开庭审理；或者，合议庭先定后审，即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经讨论已就被告人定罪量刑问题达成共识后再开庭审理；以及审判委员会先定，合议庭后审；上级法辽先定，下级法院后审；等等。由此种种，其要旨在于所有决定交付开庭审判的案件，实际上审判者已经肯定了控诉主张的成立。后果可想而之，忽视庭审调查，在诉讼程序上本未倒置的做法，根本违痛了直接和公开审判的宗旨，弊端极大。

首先，审判人员庭审前在片面接触控诉方证据资料，无法兼听控辩双方意见的情况下对案件作出预先判断，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使审判人员庭审中丧失应有的公正立场，使控诉证据成为判决的主要依据。其次，造成诉讼重心颠倒，使本为预备的侦查程序成为刑事诉讼的重心，而本为诉讼中心的审判程序却降格为侦审连锁式诉论结构中的一环，成为侦查的后续程序，其职责只是对侦查的确认，而不是对侦查的审查和制约。再次，使庭审前的准备活动与正式的法庭审理发生错位。对证据资料的查核，案件事实的认定，刑法的适用，这一切都不再取决于正式的法庭审理，而在庭审前细致周详的准备活动中便已完成，使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最后，使辩护制度失去意义。由于对案件的定性处理实际发生在庭前审查阶段的非公开活动中，其时辩护人不能介入，被告人未被告知控诉事由和依据，因此根本无法提出辩护意见。审判人员对案件作出判断完全依赖于公诉机关随案移送的证据材料和有限的补充调查核实。当形内心确信后，审判人员的庭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核实自己的开庭前已经作出的判断。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很难发挥什么效用，刑事辩护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失去意义。

针对上述现行庭前审查制度的弊端，不少人于抨击之后提出改进的方案，如借鉴书一本主义，取消庭前审查①；或者实行“简便易行的改革—庭后阅卷”②或者改目前的实体审查为形式审查③；等等。笔者认为，庭前审查制度的本身并不必然造成“先定后审”的结果，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因为庭前审查的任务不是预先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而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事实和法律审要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是否存在适当的理由，确定是否将被告人交付审判，其目的是防止将那些缺乏证扭或者依法不需追究的案件交付法庭审理，使被告人免遭不必要的审判。就性质而言，既考虑到保证案件质量，更强调保障人权，应该属于诉讼民主化的一项措施。从当今世界看，除日本实行严格的书一本主义、彻底废除预审查制度，许多国家在正式进行法庭审理前，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庭前审查制度。例如德国的“裁判是否开始审判程序”；法国的“二级预审制度”；英国治安法院对按正式程序移送刑事法院的一审案件地行的书面或言词预审；美国职业法官对非由大陪审团审查的案件进行的预审；以及前苏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交付审判”程序；等等。因此先定后审的问题错误不在庭前审查制度本身。明确了这一点，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严格执法，禁止在法庭审理前以任何形式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否则作为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可能导致案件败诉或撤销判决。同时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08、109条进行修订，删除一切可能模糊庭前审查任务、混淆法官职责的规定，纠正法官着力于庭外调查核实的错误做法。

关于审查人员可能先入为主，形成预断的问题，症结在于同一法官身兼二任，既进行庭前审查，又主持或参加该案的正式法庭审理。解决的办法就是对症下药，从人员上将二者割裂，明令预审法官不得参加该案的法庭审理。对此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我国，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一度曾由预审庭进行。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程序总结》中曾明确要求，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组织预审庭进行审查，作出应否将被告人交付审判的决定。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做法，重建预审庭，明确预审庭与合议庭的分工，是排除预断、保证庭审质量的有效途径。

三、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

关于我国现行审判模式，有人称之为“强职权主义”④；也有人称之为“审判重心”⑤。总的特征，是审判长在庭审中居主导地位，指挥审判进程，并实际承担主要的控诉职能。法庭上，审判人员主动审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法庭外，审判人员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加之庭前审查中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已经掌握，整个庭审成为法官运用各种手段查证、核实自己预先判断的活动。由此特征可以看出现行审判程序的主要弊端，是审判职能不明，法官包揽过多，造成被告与法官对抗，使公诉人法庭活动消极化，辩护人辩护活动形式化。

在目前进行的刑诉诉讼法修订工作中，关于如何改革审判程序，论者甚多，如“放弃纠问式，采用控辩式”；或者“将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结构由职权主义式转变为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兼职权主义为辅的模式”；或者“庭审方式采取‘开放式’和‘辩论式’”等等。笔者以为，从现行审判程序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主要弊端来分析，结合直接言词原则，改革可着重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即明确审判人员的职责，给法官在法庭的角色重新定位；建立、完善证据展示制度，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在法庭的对抗作用；加强合议庭功能，纠正“审查不判，判者不审”的不正常现象。

（一）庭审法官的定位

在诉讼理论研究上，有人将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归纳为两种：一种称之为“三角结构”⑥，即诉讼结构呈现出一种被称为“三方组合”的形态，其表征是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原告、被告间相对立，法官（仲裁者）作为第三方居于其中，居于其上，公正裁判，解决纠纷。另一种称之为“线性结构”，或“侦审连锁式结构”⑦。即将诉讼视为一种“双方组合”，一方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司法机关，另一方是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诉讼的基本内容就是作为国家一方的司法机关进攻被告一方的活动。

可以说，诉讼的本意应当呈现“三方组合”的形态，即由于诉讼的性质、内容决定并采用等腰三角这种基本结构。如我国古代所说的“两造具备，归听五辞”，又加古罗马时期的“弹劾式”诉讼。诉讼结构主要反映的是国家专门机关（法院和控诉侦查机关）和主要诉讼参与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诉讼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又是与各自在诉讼中所承担的职能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在刑事诉讼中有三种基本的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分别由控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和法院承担。根据诉讼职能分工，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控诉被告人应当是控诉机关的职责（传统诉讼理论将侦查附属于控诉职能），而不是法官的任务。法官的任务是通过审理确定控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是否成立，即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依法应否追究刑事责任。为履行控诉职责，控诉人不仅要向法官提出指控，而且要向法官“摆事实，讲道理”，举证据，释法律，努力使法官确信对被告人的指控是正确的，被告人是应该受到处罚的。这就是“支持控诉”，否则指控就要落空。明确了审判的任务与控诉的职责，法官在庭审中的地位便一目了然。任何收集证据、举证证明的行为都不应由法官所为，审查证据、辩别真伪才是法官份内之事。我国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诉讼目的上的一致性，并不因此而混淆诉讼职能上的分工，模糊各自的职责。

为了保护被告人利益，对抗国家追诉机关，同时也为帮助法官明察秋毫，明断是非，法律设置了辩护制度，这样便形成所谓“三角形结构”，要求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平等，要求法官在控辩两方之间保持等距，保持中立，其身份类似体育竞赛的裁判。一方面负责使竞赛按规则进行，制止犯规行为；另一方面裁判竞赛的最后结果。在我国现行刑事程序中，审判与侦查，的关系，不是强调对侦查、活动的检验和制约，而是有点像接力赛跑。法官接过侦查、检察人员传递过来的接力棒（根据侦查、的事实和材料），再发挥自己的力量（进行必要的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跑完全程（将被告人定罪判刑）。这种“线性结构”或“侦审连锁式构造”显然违背诉讼的特征，将司法程序混同于行政权力的运作。这是明确法官的角色定位必须坚决摒弃的。

（二）建立证据展示制度

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庭审法官应当以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诉讼资料作为裁判的基础，目的是使庭审法官置身于法庭的氛围中，直接了解各种证据的来源，获得关于案件事实的第一手材料，从而能够客观、全面地评价证据，对案件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应当承认，这一精神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有所体现，但规定得不够，司法实践中更是执行不力。表现在证人、鉴定人一般不出庭，不接受询问。法庭调查时审查证人证言和鉴定结构的方式，通常是宣读案卷中的笔录，而且多为节录式的宣读。为纠正这一现象，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在改革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时，要考虑建立必要的证据展示制度。具体构想是：

1、明确控方负举证责任

控审分离，是现代诉讼调整与审判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刑事司法走向发达、程序臻于完善的重要标志。只有伴随控诉与审判的分离，与控诉相对的辩护职能才得以产生。如果辩护的对立面不是控诉而是审判，显然辩护便没有意义。庭审程序的改革，必须改变由庭审法官包揽调查、举证的做法，明确由控诉方负举证责任。当审判长宣告法庭调查开始后，由公诉人宣读书。此后，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应当由公诉人就书中所指控的犯罪事实逐项讯问被告人，并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出示物证、书证等等，履行从事实和证据方面支持公诉的职责。被告人、辩护人可以在法庭许可下传唤已方证人，以及出示有利于被告的其他证据。但是应当明确，不能因被告人、辩护人在法庭的举证而使被告人遭受不利的结果。

2、建立控方证据先泄制度

为了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建立配套的证据先泄制度。在英美等国家，由于方在向法院指控被告人时不随案移送案卷材料和相关证据，因此辩护人无法通过事先阅卷了解控方掌握的证据。为使庭审活动顺利开展，保证辩护人做好辩护准备，控诉方有义务将准备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和其他准备在法庭用作证据的目录提供给法庭和辩护一方，并应法庭和辩护人的要求作出解释和说明。控诉方如果在开庭前未履行证据先泄义务，或者在法庭审理中突然提出未曾先行通报的证据，辩护人便可以要求法庭裁判，禁止该证据出示或者暂缓审理以便作辩护准备。这就是控方证据展示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或称证据先泄制度，以区别庭审阶段的举证活动。如果辩护人准备在法庭上传唤证人，同样需要在开庭前向法官报告，但这是为保证庭审活动顺利进行而在程序方面的安排和控诉方须履行举证责任性质有所不同。我国要改变现行审判模式，改由控辩双方举证，需要借鉴外国有关做法，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展示制度。

3、建立询问规则

三角形的审判结构和直接言词原则强调在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对抗，以发挥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法庭调查工作主要在检察官和辩护人之间进行。控辩双方传唤证人，以主询问方式展示已方证据及其证明的事实，以反询问方式暴露对方证据之不足，反驳对方之论点。法庭审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控辩双方的攻防活动，这种方式能够有助于充任裁判的法官正确地判断证据真伪，确定案件事实真相。在外国诉讼理论上，高度评价法庭询问、特别是反询问（又称交叉询问，即cross-examination）规则的积极作用。如美国法学家威格莫尔（John H.Wigmore）称其为查明事实真相而创立的最大法律装置。日本法学家何合弘之则说：控诉方对“真实”情况，是从右边致以亮光，而辩护方则从左边致以亮光，使审判官看清了“真实”情况⑧。在进行审判程序改革时，需要考虑建立一套法庭询问、反询问的规则，以指导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阶段的攻防活动，方便法官主持庭审调查。

4、保障证人出庭

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侦查、阶段制作的证人笔录等，只有在法律允许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况下，以及在需要唤醒证人记忆（refreshing memory）和证人在法庭作证与先前陈述不一致（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 of witness）的情形下，才允许在法庭宣读。为此，需要建立一套保障证人、鉴定人出庭的配套措施，明确规定证人、鉴定人出庭的义务，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的程序，证人、鉴定人因作证所造成的经济利益方面损失的补偿，证人、鉴定人应该出庭并可以出庭作证但拒不出庭作证的责任和相应法律后果，以及在必要时强制证人、鉴定人出庭的措施，等等。

（三）强化合议庭功能

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审判人员亲自接触案件，直接审查判断证据，从而对争议案件作出判决。然而，我国目前刑事审判制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合议庭的审理功能、裁决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由于实践中执行多年的法院内部审批手续，相当数量的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或者须报请庭长、院长批准，使合议庭“议而不决”、“只审不判”的现象十分普遍，所谓“判者不审，审查不判”，造成审与判的分离。出现上述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司法资源不足，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立法关于审判委员会的规定，以及法院内部权力行使行政色彩浓厚，等等。但无可否认，直接言词原则得不到应有重视，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得不到切实保障，都是造成合议庭功能退化乃至衰竭的重要因素。改革现行刑事审判程序，就要研究强化合议庭审判功能，赋予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职权。一方面，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建立合议庭负责制，强调对刑事案件的判决必须由具体审判人员根据自己对案件的亲自审理所形成的判断作出。任何个人，没有参加案件的审理，便无权对该案的处理“指手画肢”、“说三道四”。另一方面，要理顺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重构法院内部权力结构。目前而言，由于部分司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和法官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尚不宜从组织上完全取消审判委员会。但是要明确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在案件“内部管辖”上的分工，明确合议庭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条件、程序。不能案件不分大小、罪行不分轻重，每案都要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使合议庭名存实亡。从长远看，应当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消除司法队伍中的败类，建立法官责任制，错案追究制、冤案赔偿制等来提高法官执法水平，保证审判质量，最终从组织上取消审判委员会，或者取消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实体裁判权。

四、直接言词原则与更新审判

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是使审判人员就法庭上陈述者之真意及其感情获得明晰之印象，以保证审判人员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的大小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争议中的案件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样道理，为保持审判人员基于直接言词审理对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的连贯性、正确性，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法庭审理应集中进行，连续开庭。称此为集中审理，又称不间断原则，实际寓意于直接言词原则之中⑨。据此，在某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令法有关于变更审判程序的规定。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等226条规定：“审判是在被召集作裁判人员、检察院和法院书记处一名书记员不间断地在场情形下进行。”出于法定原因，“审判长可以决定较短时间的中断”，但法律对中断审理的时间有明确限制。超过时限，“对审判期日非一次期日所能终结者，除有特别规定外，应予次日连续开庭，如下次开庭因事故间隔至15日以上者，亦应更新其审判程序。此外，根据不间断审理的精神，如果在审判期间，由于某种原因，如因病或死亡，调任等，使承审法官不能继续案件审理时，同样需要解散法庭组成人员，另行组织和更新程序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具有第123条所列几种情形，法庭可以决定延期审理。至于延期审理的期限，超过中断审理期限后做何处理，是否对案件的审理重新进行，即是否变更或更新审判程序，以及审判人员因故不能继续审判时，是否需要重新开始审判程序等，对这些问题立法均没有明确，理论研讨时也较少涉及。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改革审判程序时，应当对此有所考虑，作出相应规定，以全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保证审判质量，保障被告人权益。

参　考　文　献：

①李友忠：“略论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及实现”，载于《法学评论》1994年第4期。

②徐友军等：“体制改革与中国刑事诉讼法面临的十大问题”，载于《诉讼法论丛》（1986-198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李建明：“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几点思考”，载于《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

④左卫民著：《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82页。

⑤李友忠：“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及实现”，载于《现代法学》1994年第2期。

⑥左卫民著：《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82页。

⑦崔敏：“略论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⑧何合弘之著：《律师职业》，法律出版社，第77页。

⑨陈朴生著：《刑事诉讼法实务》，出版社出版，第405页。

⑩《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第29页。